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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劳而获,还是更激进变革的起点?

2017-7-26 22:3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88| 评论: 1|原作者: Alyssa Battistoni|来自: 土逗公社

摘要: 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会因其创造者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而呈现不同的版本,比起其他带有清晰意识形态标签的政策,这一点更加明显。真正地迈进后工作社会的一步,必须是普遍和无条件的收入,是支持人们实际生活的必要收入,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相比之下,右派版基本收入用微不足道的现金取代公共商品和服务,这一版本并不值得我们拥有。 ... ...

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

与此同时,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荷兰记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并不是躲避残酷未来的一剂良方,而是实现乌托邦的最佳时机。科学技术和医药行业的进步意味着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政治野心也已渐渐转变为技术治国论的苦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变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消费垃圾。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吗?为什么只要一遇到技术上可行的事,我们就好像想不出能由衷的令人感到兴奋的办法?对布雷格曼来说,基本收入代表着真实人类的自我实现——有工作的乌托邦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也能够实现。这是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

这样的乌托邦可能是最老套的了:人没必要拼命工作;宁可闲着打发时间也不上班;宁愿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不照他人的要求做事。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眼看着人类的生产力一路猛涨并且很快一定会远超人类需求,他们也想每周只工作几个小时。上世纪六十年代伴随自动化不断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不是人们可否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而是那么多闲暇时间究竟该怎样过?会不会觉得无聊?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电视上吗?会不会丢掉了人生目标?

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劳而获,还是更激进变革的起点?-激流网Rutger Bregman,图片来源:risingupwithsonali

这样的担心现在看来是如此天真。“我们才不会无聊至死,”布雷格曼警告说,“我们只会被工作累死。”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凯恩斯和密尔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未谈及政治。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为工人带来更多闲暇时间,而是让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与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一切变得更糟。那段日子人们无暇享受,更多人不顾一切想要保住工作,或者因为工作量减少而变得入不敷出。

工作本身就够糟糕了。但布雷格曼有力说服着人们减少工作量的诸多好处:缓解压力,气候变化减弱,减少灾害、失业以及财富分配不均。事实上,休闲时间增多几乎是把尚方宝剑:“哪里还有减少工作量解决不了的问题?”布雷格曼问道。既然如此,与其让人们工作挣钱过活,为什么不直接给他们一笔钱——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一贯证明财富充足能够使人更快乐、更健康甚至更聪明。把钱拿给穷人——无论他是伦敦街头的流浪汉还是内罗毕采石场的工人——结果证明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该政策实施后犯罪率及儿童死亡率下降,营养不良患者以及早孕少女人数减少,同时性别平等及教育成果提升,经济也随之增长。

全民基本收入在现实

布雷格曼虽是乌托邦主义者,却并不推崇未来科技:他认为要了解自动化及其带给人类的影响,最好还是以史为鉴,而不要揣测未来。毕竟机器人已经存世数十年。同样的,最近引发强烈关注的基本收入历史上也曾有过先例:上世纪三十年代基本收入曾风靡一时,并且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迅速兴起;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甚至提出一项的法案(尽管并未通过),法案中提到了基本收入形式的一种,被称为“负所得税”。

上世纪七十年代已有少数基本收入项目投入实践。在北美共有五次尝试。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试验持续五年,并且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试验地点选在了加拿大一个名为多芬(Dauphin)的小镇,上世纪七十年代试验出乎意料的获得全面成功。当拥有高于贫困线(四口之家约19000美元)的收入保障时,人们会利用更多时间在校学习和陪伴家人。与此同时住院治疗、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问题随之减少。同一时间在美国还有四个试验项目也进行。其间,人们一直缩减带薪工作时间,利用更多闲暇时间陪伴父母子女,追求独立艺术和接受教育。原来如果没有工作的压迫,人并不会变得懒惰。(不过如果人真的变懒,那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吗?)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布雷格曼的全民基本收入案例是有力的证明,活用人文主义原则加以事实证据做为支撑。事实上,如此有说服力的案例只会让人更加好奇:为什么基本收入政策明显好处多多,却依然无法存世。问题不是基本收入政策听起来不够好,而恰恰因为它听起来好的太不真实。如何令大家严肃对待此事,这实际上是基本收入政策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政治家们提防着,不肯对这样一个看起来几乎是天上掉馅饼的想法点头。去年夏天瑞士经多次商议决定对是否实行基本收入政策进行公投。当时享受基本收入待遇的基准线非常高——约2300欧元——公投仍然惨败:77%的投票者表示拒绝。没有一个国家级的主要政党支持这一倡议,公投只被当成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宣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票。

上世纪七十年代,项目也因为政治原因搁浅。1979年加拿大保守党开始执政,还没等试验分析结果出炉,该项目就被叫停。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右派势力兴起,在美国,原本对全民基本收入兴趣正浓的人们转而怀疑福利制度的受益人。全民收入政策最终在哪儿都没能实行下去,可是机器人仍然还在。由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措施应对自动化的发展,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薪酬停滞不前、中产阶级衰落、工会势力下滑以及不平等的加剧。

政治与基本收入

然而奇怪的是,如今全民基本收入看起来并未遭受政治挑战,就如麦克卡列茨基(Kalecki)1943年在《从政治角度看充分就业》一文中提到的挑战并未出现一样。卡列茨基认为实现充分就业面临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挑战:如果人们无论做什么工作,拿多少薪水都可以维持生计的话,老板最为得意的权力——开除员工所造成的威胁会急剧减弱。基本收入政策使人们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充分就业产生的效果相同。因此劳动左派指出基本收入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永久性的罢工津贴。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老板们——至少是硅谷的老板们——看起来深爱着全民基本收入?他们的热情可能只是单纯的善意:比如Y Combinator公司的老板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说:“从今往后的50年,我认为如果还用填饱肚子激励大家努力工作就太可笑了。” ——似乎这一直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想必如果能够摆脱赚钱过活的束缚,人们会释放自己的创业精神及内在创新力——而不是简单的去钓鱼、打猎和随喜好评判人和事。全民基本收入理念是零工经济的基础。同时,资本主义无法负担全民基本收入的支出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提供最低生活工资的责任由私人雇主转嫁给了公众。于是全民基本收入又多了一个更糟的案例,类似压力输出:史登认为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应该好好的说服那些焦虑的富人,告诉他们在越来越不公平和绝望的社会环境之下,这是他们求生最好的选择。

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劳而获,还是更激进变革的起点?-激流网Sam Altman,图片来源:CNN

但你没必要像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一样对此满心怀疑。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明示了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富人免遭工人阶级暴行——特别是当经费来源成为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的时候。史登告诫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他们应该反对因为政治原因对富人征收重税:因为富人如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那么全民基本收入联盟将不复存在。(可悲的是这已经成为大多数政策实行与否的衡量标准。)他还提出使用主要福利项目(包括食品救济、住房铺贴、收入所得税津贴)的现金支出作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经费来源,并且对日用消费品加收增值税。另外,他还试着考虑征收财产税、金融交易税并且削减军费开支。但是,通过蚕食现有的福利项目和征收曾经的消费税,为基本收入提供资金这一做法并不合理。这会给低收入者和工薪阶层带来负担。

这一建议由前工党领袖提出,自然针对左派的弱点。史登对工党政治前景的看法的确非常模糊。事实上,全民基本收入明确被伪装成挽救工会势力下滑问题的办法:“是时候该考虑工会今后的出路了。”史登在前30页中讲到(2016 book, Raising the Floor)。然而他建议组建基本收入党派,在每个国会选区均设候选人,以征收新税“财富武器”作为要挟,直到国会同意对基本收入方案进行投票表决。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它揭示了史登工会主义的局限性:工会与沃尔玛就医改问题合作之后不久,你将只希望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州优步司机后备军里能挣个几钱。而这些司机的任务是将富人从一个中产阶级的飞地运往另一个。与其排斥反乌托邦的未来,不如适应过渡期所有的不良状况。

正如作家本塔诺夫(Ben Tarnoff)所说,某些地方(比如瑞典)技术发展并没有带来反乌托邦的鼓吹者和失业。这些地方不仅有技术,也有强大的工会和福利。史登及其他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所担心的,那种完全不平等的社会不会仅仅因为机器人的到来而出现——因为拥有它们的人只是少数。

认识到这一点,布雷格曼(Bregman)明确提出“金钱、时间和机器大规模再分配”,即收入、工作和生产方式再分配。他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是社会创造的,应该相应的由社会共享。这一次差别不大,这一次我们有机会实现。尽管他没有鼓励我们直接把机器人抓起来,但他主张征收财产税以及金融交易税,并以此作为手段,既为基本收入提供资金,又抑制某些特定行为——如银行储蓄——“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就赚钱。

尽管布雷格曼版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看起来好处多多,相当惹眼,可他的政治计划却令人失望。布雷格曼认为理念改变世界,全民基本收入是非常好的理念,值得在全球推广。而问题是基本收入倾向于被解读成不带意识形态标签的理念。布雷格曼将在欧洲的前全民基本收入运动描述为草根阶层的运动,且具有跨意识形态的特征。地方层面的大多数的计划都已经制定,异议主要集中在可实用性上。例如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的计划被称为“Weten Wat Werkt”(荷兰语)或者“知道什么对你有用”。该计划承认许多人认为目前的福利体系不仅价格偏高程序也不合理——欧洲事实上已越来越倾向于由社会福利制转向工作福利制。当然计划是否适用取决于目前政治力量的平衡。就连布雷格曼本人的立场也不明确,虽然他一直属于左派,但为基本收入的辩护时,立场也是变来变去。他就像比利时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基斯 (Philippe
Van Parijs)描述的那样,一会儿走的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之路”,一会儿走的是资本主义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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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7-7-27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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