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会因其创造者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而呈现不同的版本,比起其他带有清晰意识形态标签的政策,这一点更加明显。

五年前如果你与人聊天提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对方未必了解,可能一脸茫然。而如今全民基本收入常常被赞是一项“让人有尊严的生活”的政策,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内广受欢迎。全民基本收入即所有人定期从政府获取支票,不论他们在做怎样的工作或者想怎么花这笔钱。这个想法以前就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再次被提起:原因是金融危机让数以百万的人失业,而且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再找到工作。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工作到底有没有必要。

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不断升温,与此同时,一些试验项目也在进行之中。这些项目范围虽小但意义重大,并且大多数选在欧洲进行。今年(2017年)开始在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Utrecht),约有250人每人每月将从政府领取960欧元(相当于1030美元),而在芬兰,大约5000到10000人每人每月将领取550欧元(相当于600美元)。事实上,单靠这两笔钱中的哪个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但它们也没有被忽略不计。

当今世界,与全民基本收入最为接近的现行项目来自美国,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自1982年起该基金每年从石油盈利中拿钱,支付给每一位阿拉斯加州的居民几百至二千美元不等。然而,在美国全民基本收入最杰出的支持者都是大型技术公司,比如Peter Thiel和Marc Andreessen。除阿拉斯加州外,全民基本收入试验项目的执行者都是私营部门而非政府。尤其是种子加速器公司Y-Combinator。今年该公司正在美国加州西部的奥克兰(Oakland)进行全民收入试点项目。他们打算每月为100个家庭提供1000至2000美元不等,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有些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项目被当作成贵族的恩赐施舍给不幸的人。不幸的他们因为比不过聪明且办事效率高的机器人而被淘汰;有些版本则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的普世主义,质疑私有财富累积的合法性;有的说法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代企业家们的智慧,也有人认为该政策的目的其实是试图避免危险的民众反抗。

正因为如此,基本收入通常被设定成一种后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且试用于新的政治时期:左右翼阵营利益的奇怪合流,倾向于被解读成一种信号,即回避政治立场有利于做出理性的妥协。但是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持者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这才是问题所在,与它本身的特征无关。基本收入政策本身没有政治倾向性,因此很可能被左派或右派利用,成为他们的“特洛伊木马”。例如,左派批评家担心该政策会充当消解福利制度的遗留问题的媒介,而支持者预言这标志着“资本主义正向着共产主义前进”。全民收入政策会因其创造者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而呈现不同的版本,比起其他带有清晰意识形态标签的政策,这一点更加明显。

因此基本收入政策在美国的前景并不乐观,当前的美国是右派掌控一切,该政策的左派支持者应该谨慎行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收入注定失败。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尽管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至少它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提高下限

不出所料,对于一项暗示人们找工作也可能没太大必要的政策,工会迟迟不愿发声。但随利益驱使,全民基本收入至少在工人运动队伍中得到了一个支持者,这个人就是安迪?史登(Andy Stern)。史登是前国际工会的主席。他一直自诩为一个有梦想的人,时刻准备着带领工人运动从传统主义的一潭死水走向新天地。尽管在工人运动圈里他是个饱受争议的人,原因是他和老板走的太近,这让大家颇为不满。他曾在沃尔玛负责医疗改革,并且与保罗?莱恩(Paul Ryan)共同承担会计工作。最近他在接受沃克斯(Vox media美国新媒体集团)采访时说,工人运动就像是展示员工们的精品店。他与科技界的大佬建立友好关系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据说47%的工人由于工厂自动化正面临失业的风险,他们该怎么办呢?史登上一本书打算把美国变成“人人工作的国度”,而现在他开始担心“人人失业的未来”日益临近。

最终他得出结论:机器人时代到来之后,得以幸存的工作不是最好的就是最差的——比如谷歌工程师和优步司机。后者的工作将会异常悲惨——毫无保障且报酬极低,以至于越来越多被迫依靠这份收入维持生计的人需要额外的支持。基本收入像是零工经济的担保,就在这里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