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右派的方针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

　　至于反右派的处理阶段，毛泽东按照中央职责分工，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农业和发动大跃进上面了。但仍然关注反右派这场“大仗”。

　　9月22日，毛泽东在同出席八届三中全会若干大区负责人谈话中，头一条就尖锐地提出：“(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3卷，第209页)。

　　此时，全国所打右派共60000人，毛泽东就提出，“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提醒“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邓：“审批时要注意”!

　　其次，毛泽东对右派的处理作了原则的规定。这就是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所指出的：“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 否则会脱离群众;第二，处分过严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以争取。给他们五年、七 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同上书，第261-、262页)

　　(三) 发人深思的三件轶事也映证了毛泽东的方针是“避免泛滥无归”

　　前面，我们从毛泽东《年谱》等白纸黑字，探讨过他反右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除此以外，还有必要补充他的三件轶事，从另一方面更感性、更直观地映证其反右派的方针政策确实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其一是，毛泽东在运动高潮时仍能从善如流，果断作出“保护科学家”的重要决策。

　　1957年整风反右派时，张劲夫在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6月9日，中科院的华罗庚、童第周和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等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要求和争取科学研究自由。6月初反右斗争开展后，他们首当其冲，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宣传口又是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的。张劲夫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左思右想，只好斗胆直找毛泽东，要求保护科学家。他在接受刘振坤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亲自找到毛主席本人。我认为那样搞，中国科学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难工作了。我找到毛主席，讲的是很简单的话——讲多了不好，毛主席老人家那么高水平，要批评我啦。我说：

　　“毛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我们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科学家呀，科学家很少哇!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

　　毛主席听后说：“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所以，后来‘宝贵的财富’一类的话在文件上、报纸上也有了。这个意见是我们党组研究过的。但不经过毛主席同意，我们不敢改变中央的一套做法。那个时候调子越来越高哇!

　　我先跟毛主席谈了，毛主席让我到书记处谈，书记处当然同意我的意见了。小平同志说：‘你们科学院党组代我们书记处起草一个中央文件,由中央发给全党。’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界，因为社会科学界太复杂了。”科学院起草后，上报书记处,书记处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有的经过斗争，也就是吃过苦头，才得以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这些人不参加运动，文件里有这么一条，他们从国外刚刚回来，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右派?……在方法策略上，文件规定谈而不批，对平常讲的一些错误意见的，谈谈话就算了,个别谈，不参加会。

　　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其中指出：“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有了这个文件，中科院大部分老科学家得到保护。比如电子学专家马大猷在科学院安全过关，和他情况相似的孟昭英在清华大学就被打成了右派。钱伟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我找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交涉，不划他右派，蒋坚持要划，就保不住了。”

　　当时反右运动由地方党委领导，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不在北京。金属研究所在沈阳，搞金属内耗研究的专家葛庭燧，当时所党委书记向沈阳市委书记汇报了他很多言论，定他为右派，要宣布了。张劲夫听说马上坐飞机到沈阳。他跟市委讲，中央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啦，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我不同意!态度坚决，让葛庭燧过了一关。

　　张劲夫回忆：“在这次运动中，全院后来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划了右派，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带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也有‘左’的思想，想对青年严一点。”(《瞭望中国》总字第179期)

　　众所周知，中科院是我国科学家高度群集的地方，在全国反右派扩大化的大气候下，唯独这里的科学家除了个别外都保护住了。因为张劲夫敢于直找毛泽东，提出旨改变当时“中央的一套做法”的主张，保护科学家，而毛泽东也居然从善如流，果断支持和批准了中科院的正确主张，作出在全国“保护科学家”的重要决策，并且表扬了张劲夫：“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正是凭着毛泽东的首肯，中央发布了全国保护科学家重要指示，中科院就“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被打成右派，其他都保住了”。

　　这个事实表明，毛泽东在反右派热潮中能如此坚决支持张劲夫敢于改变当时“中央的一套做法”的要求，果断作出全国“保护科学家”的重要决策，叫停扩大化。这真值得后来人深思!

　　如果中科院反右派的宝贵经验能推广全国，如果中央“保护科学家”的指示能认真贯彻落实，那么，全国自然科学界还哪能有什么扩大化呀!

　　然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为什么毛泽东和党中央“保护科学家”的重要指示只在中科院墙内开花，出了墙就不灵呢? 为什么著名科学家还兼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的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张劲夫手持上方宝剑上方宝前去“保护”，就硬是保不住? 为什么中央发布的“保护科学家”的指示在首都其他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就无法贯彻执行?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科学界是这样，医卫界又怎样?

　　其二是，“医院是搞自然科学的地方，哪会有那么多右派”!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时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一次，毛泽东问她：你们单位划了多少右派，朱答：划了十二三个，每个科室一个。毛泽东又问：医院多少人?朱说：1100多人。毛泽东听后说：医院是搞自然科学的地方，哪会有这么多右派分子，至少应砍掉一半。

　　朱仲丽回去后，就提出五个“右派”交党委，建议不戴右派帽子。但讨论结果，一个也未取消。因为有些人讲，他给我提了很多意见，不把他划成右派，我以后领导就没有权威了(李慎明：《新中国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国内外形势》)

　　这个事情也表明，毛泽东把医卫界看成是搞自然科学的，哪会有那么多右派，至少应砍掉一半?“避免泛滥无归”!

　　其三是，反右派后发现错划，“真正错划右派， 要纠正，要平反!”

　　1962年4月 8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都来参加中南海的周末舞会。几曲舞后，在中办秘书室工作的崔英抡上前去给毛泽东伴舞。毛泽东得知她是负责“ 处理人民给主席的来信”后，问她：“群众来信多么”?“主要反映哪些问题?”

　　崔答：“主要是……右派要求平反  ……”

　　“说说看，有哪些具体问题。”

　　崔英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向毛泽东列举了三个典型案件，说明在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党的政策，甚至趁机打击报复，陷害一道工作的好同志，把一些好人打成了“右派”。

　　毛泽东聚精会神听着崔英的汇报，以至干脆停下脚步很认真地问道：“你告诉我，被划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

　　崔英答：“寄来了。”

　　毛泽东说：“有些右派的事我是亲自过问的，你讲的这些我还不晓得……”

　　“ 下边有扩大化错误……”

　　毛泽东又说：“详细情况不大晓得。”

　　崔英大着胆子说：“对右派的申诉信件，我们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

　　“什么原则 ?”

　　“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谁说的?毛泽东抬高声音说：“真正错划右派， 要纠正，要平反!”

　　这时周恩来等快步走向了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当即对崔英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就是我毛泽东说的：把各地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直接给我送来!”

　　周恩来笑着对毛泽东：“主席呀，今天周末，不要扫大家的兴嘛!” 汪东兴趁机向崔英使了一个不高兴的眼色，崔英只好退步离开。

　　毛泽东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 崔英就跟戚本禹商量。戚就给她出主意：你去找陈秉忱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

　　崔英按戚本禹的主意去找陈秉忱，陈也不圆通，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哪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当即责成：

　　“赶紧把她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马上告知崔英所在的科长，结果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把她“弄走了”。 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237-238页。《戚本禹回忆录》第7 章)

　　这就说明，毛泽东多想了解反右派扩大化的真相，并且主张：“真正错划右派，要纠正，要平反!”这也是他的一贯的方针，“有反必粛，有错必纠”。肃反是这样，反右派也是这样。

　　但为什么反右派扩大化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杨尚昆，甚至田家英竟敢对毛泽东这么严密封锁?为什么毛泽东责令崔英“告诉你们领导，我毛泽东要一个申诉综合材料”，却不仅索要不到，反到“限期有三天”把崔“弄走”?这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还是别的甚么?

　　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滴水能见太阳。此三轶事也凸现毛泽东反右派的指导思想确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在全国“保护科学家”，如果医疗卫生系统视为也是“搞自然科学的地方”，如果执行“真正错划右派， 要纠正，要平反”，那么，反右派的结果又会怎样?

　　总上可知，毛泽东反右派前通报党内领导的重要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反右派不同阶段先后为党中央起草了4个方针政策《指示》、《通知》，这些白纸黑字表明，他反右派的方针政策是：要坚决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但是“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 规定“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提出“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赞同把自然科学家视为“国宝”，作出了在全国“保护科学家”决策，等等。显然，毛泽东反右派的方针政策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尽量缩打击面，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

　　那么，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就只能从当时中央顶层分“一、二线”制度中去寻找答案。

　　原来，我党中央自七大以来，在顶层的工作关系中就逐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

　　1956年夏天，毛泽东又鉴于斯大林去世后接班人的教训，慎重地向党提出，要辞去国家主席，甚至提出将来适当时机还不担任党的主席。于是，中央先后两次召开几十人参加的党内会议上，及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结果大家都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至于，毛泽东在“第二线”主要干什么呢?

　　按刘少奇的说法是 ：“我们考虑，他在余年做些什么事情好，主席讲得是对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对中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02页)

　　所以，57年是刘、邓则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主持反右派。

　　因之，如果毛泽东1957年“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所提出的反右派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原本错了，由此导致反右扩大化，那么，他就理所当然要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反之， 如果毛泽东所制定的正确反右派方针政策在“第一线的刘、邓实地指挥反右派运动，未能认真执行、贯彻和落实，甚至如同张劲夫所说另有“中央的一套做法”，那就不宜把反右派扩大化的直接的主要的责任，加诸毛泽东头上。

　　当然，毛泽东毕竟是党的主席，对全国打出55万右派，包括79年改正时新发现的10万“黑右派”，造成如此大的不幸，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要负领导之责。

　　这么看，这么看，比较合乎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