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右派的方针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

二. 毛泽东反右派的方针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终归要具体化成了反右派的方针政策，才会对客观实际发生作用。事实胜于雄辩。认真疏理一下毛泽东57年为党提出的反右派的方针政策，究竟是强调，避免扩大化，还是着力推行扩大化?也就再清楚不过的了。

　　所幸的是，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的各个重要阶段，都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很多方针和政策的指示。我在反复纵观毛泽东这些白纸黑字后，得出的答案是：毛泽东所制定的反右派方针政策，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为了以史为证，下面就不能不较多地引证原文，让事实说话。

　　先看，反击右派的前夕，毛泽东提出的反右派方针政策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向全党领导干部发出了反击右派的重要信号，是党反右派第一个重要文件。在此，毛泽东确定的基本指导方针，是要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但“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 尽量缩小打击面，防止扩大化。

　　他说：“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 在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2页)

　　毛泽东这里指明：凡属真右派要扣右派帽子，“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他当时设想，对右派 “点名”的，只限于“个别”右派骨干分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并尖锐地提醒全党，反击右派，“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这里所谓“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就是不要“扩大化，扩大化是错误”。这显然是实事求是的方针，缩小打击面的方针，防止“扩大化”的方针!

　　再看，反右派的发动和展开阶段，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基本的方针和政策。

　　6月8日，全国开始反击右派的斗争。这一天，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指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不足为怕”。“要注意组织左派和中派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推动左派，团结中间派，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就建不成，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71-172页)

　　只过一天，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关于打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这是党反右派第一阶段的基本政策规定。这里指出：“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此次运动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间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进颇好，民盟、工农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 ，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中反动分子比例较大，大约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74-175页)

　　在这里，毛泽东首先肯定：“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接着指明，无论在大学教授和学生，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是极少数;然后提出对民主党派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律看待，“ 各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进颇好”，也指出“民盟、工农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 ”，但也肯定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 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这样分析和估量，应当说也比较客观、辩证。能说反右派就是整“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还强调反击右派的基本原则，是“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淮，打得准。”

　　这显然不是“扩大化”的指导方针。

　　6月29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改写和加写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81页)》

　　这里，毛泽东提出：“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要区别开来，肯定“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其“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帽子”。

　　这就明确规定，划定右派的标准，必须是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动”，二者不能缺一;只有“言论”，而无“行动”，则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划为右派。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政策界限呀!如果照此办理，全国打出的反右派必定是很少很少! 哪里还会有什么扩大化呢?

　　令人百思莫解的是，为什么毛泽东定的如此重要的政策界限，竟未出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7 月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等问题的通知》提出“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得人心的人。”(《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89 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说“准确的右派骨干分子”，已不是十天前的四千人，而是八千人，薄一波和各路精英都以此为据，说什么“仅仅过了十天”，“骨干分子”的数量“翻了一番”，这还不是充分表明毛泽东政策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页)

　　这样的批判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这是因为，毛泽东这里说的“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已不是四千，而是八千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自己的“主观臆断”?还是书记处将“主观臆断”送到毛泽东桌上的?从“准确的右派骨干八千人”后面还列举了“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人”和清华大学50人的数据来看，好像难说是出自毛泽东的“主观随意性”，是否更可能是书记处向毛泽东的报告。如系后者，则毛泽东只是错在轻信。所以，在现今刘、邓的文献解密极少的情况下，似不宜轻言这就是毛泽东的“主观随意性”。

　　但不管如何，毛泽东最后拍板点名人数扩大一倍，显然是一大错。

　　7 月30日，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重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强调“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毛泽东文稿》第6 册，第543、548页)

　　复看，在反右派深入发展的阶段 ，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政策又怎么样?

　　8月以来，全国反右派运动从中央机关、各省市及大专院校推向地县、大工矿和中小学。毛泽东于8月1日为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指示》，这是此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规定。

　　这个《指示》说：(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会增多。(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 此点必须注意 。(四)批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多数人心服，切不要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6-557页，《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94-195页)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这个重要指示，是“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阶段的极重要政策规定。他在此一如既往再次指明，“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广为流传的什么：反右派时，都是从上而下“分配右派名额”，以至于一位老支书完不成上面规定的打右派任务，只好自己“顶数”。显然是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政策规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振聋发聩地指出，“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 此点必须注意”。这就预见到深入反右，能否真正做到“站得稳、打得准”，实事求是，关键在于划清“中右”与右派的界限，决不可把“中右”错打成“右派”，“泛滥无归”!

　　这里，毛泽东还预计到反右派向地、县及城市展开，由于下面领导水平有限，各级领导“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并强调“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毛泽东的这种重要的政策规定多好!所谓“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就是防止扩大化。应当说，是严肃地对第一线主持反右的刘、邓敲响了警钟!

　　只不过，令人十分痛心的是，毛泽东不幸而言中了!

　　还应当看到，毛泽东鉴于在反右派实际斗争中，要“准确地鉴定”此种界限，确有相当难度，还特意立了一个“中右”标兵。这就是北大化学系教授、院士、爱国的科学家傅鹰。他在1957年4月北大化学系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的确“惊世骇俗”。诸如：“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三反’等)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等等。当时有人认为，傅鹰若不是右派，北

　　北大或者全国也就没有右派了。然而，傅鹰的这些言论却幸运地被毛泽东看到了。他先后两次慎重指出，傅鹰的这些尖锐批评意见，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同右派的进攻是两回事。一是1957年5月15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是5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 《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就说：在鸣放中，“多数人的批评是合理的，或者基本上合理的的批评，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56页)于是，人们认为“最

　　应当划为右派的傅鹰，被毛泽东立为“中右”标兵，就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了。中宣部的文艺处干部的黎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这二个文件公开，会少划好右派呀!

　　8月18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说：“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毛泽东加写了一条重要的政策界限：“鉴定工商界的右派，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63页，《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3卷，第198页) 在这里，毛泽东从统战部的报告看到“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是对全国终将打出的右派总数的估量，却未能觉察到已存在“扩大化”问题。当然，应负直接的责任。

　　可见，毛泽东对反右派第二阶段的这些基本的政策规定，是要“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防止扩大化，并强调“此点要十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