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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认为六.四运动的性质“是自由资产阶级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
“自由资产阶级”，根据建国前毛主席的手稿，“自由资产阶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建国后，由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改革开放截止到1989年，始终是官僚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上即使出现了一些“企业家”，也并未形成一个所谓的“自由资产阶级”。 一些“企业家”恰恰是借助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才“富”起来的。也可以说，这些“企业家”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一手扶植的。当时，这些“企业家”对党和国家感激还来不及，何来矛盾一说？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内部的个别人物说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将赵紫阳说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赵是忠实执行邓的改革路线的，始终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始终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黑干将。赵在六.四运动期间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是一句大实话而已。赵之所以这样说，并表示同情学生，无非是怕日后遭到人民的清算，为了洗刷自己的历史罪责，所以在关键时刻把邓推到“风口浪尖”。正因如此，当年《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说：“赵紫阳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赵紫阳无非是出卖了邓小平而已。
说“（六四）主导成分是当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民运”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虽然不是六.四运动的“主导”，所谓“民运”分子也并不是六.四运动的“主导”。六.四运动的“主导”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
六.四运动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边远地区的小城市，运动的主体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一些教师和市民也参与了那场运动，但毕竟不是主体。所谓“民运”分子不过是极少数宣扬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后来陆续跑到国外去了，在他们看来国外毕竟比国内“民主”。将这些人说成是运动的“主导成分”，实际上夸大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六.四运动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及边远小城，不可能每个城市都有所谓“民运”分子坐镇指挥，所谓“民运”分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六.四期间，笔者所在城市的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包括部分教师也到大街游行，打出“反对腐败”、“惩治官倒”、“反对物价上涨”、“我们拥护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沿途，许许多多的市民都为他们鼓掌并与他们共同高呼口号。由此可见，六.四运动代表了民众的呼声并得到民众的拥护。六.四运动被“平息”之后，修正主义叛徒当局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从此，人民群众便彻底失去了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力。
二、六.四运动的革命性、进步性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相互联接，构成社会的总体。
说“资产阶级在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仅仅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而没有看到矛盾的特殊性。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消灭地主阶级之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依然面临着反对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尤其是霸权主义的斗争。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反对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尤其是霸权主义，就是应当解决的主要矛盾。前苏联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矛盾。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对于前苏联来说，推翻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就是应当解决的主要矛盾。研究任何事物，都应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能把解决矛盾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另外一个中心环节，由一个过程推向另一个过程。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从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原则，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六.四运动斗争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虽然最终被“平息”，却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凶狠、残暴的真实面目，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政治体验”，对于今后反对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斗争是不可或缺的。
三、六．四运动的意义及教训
六．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自发地与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进行斗争的群众运动。
六．四运动的矛头指向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使他们不得不撕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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