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知的心灵简史 —— 公知怼特色、地主来帮忙

中国公知的心灵简史：公知怼特色、地主来帮忙

老田

公知先生怼上特色先生，属于资本主义村落窝里斗的性质。其中，公知是拿着假资本主义的种种，去批判特色的真资本主义种种。一般吃瓜群众都认为：假资姑娘长得漂亮些，来自西方金发碧眼；真资妇女黑粗村妇一枚，难看不说还一副母老虎脾气，人见人嫌。这也许是今日公知们仅剩的唯一优势了。   

准公知状况

准公知状况，是特色在非毛化时期造就的，那个时候，准公知进行特色指导下的写作，主要目的是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旗号下，狠批毛泽东和毛时代，至今影响深远的公知学方法“帽子随便扣”“坏话随便说”——公知们今天在写文章时不需要事实支撑和严密推理过程，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扎实根基。         

那个最初阶段，双方关系甚为融洽，准公知先生们曾经很喜欢特色，1984年曾经表示超喜欢小瓶汽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状况，从非毛化开始，就开始指向走资，但是走资有两条路：一条是书本走资——目标是把欧美日的状况在中国进行复制，另一条是现实走资——权力进入市场捞好处，创造一个新阶级让改开搞不可逆转。     

在走资问题上，公知与特色没有区别。在如何走资方面，特色以权力支持走资，且权力获取走资回报，以创新社会结构的方式推动新社会。公知则反过来，希望按书本走资，双方由此结怨并分手。

在此一阶段中间，经由恢复高考，政府采取“培植暴发户”的政策，在政商学各界的掌权者中间，快速培植出一个新贵群体：这些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爬上统治阶级最顶层。由此，确立一个毛邓时代两重天的坚硬人生经验，并由此确立了牢不可破的对毛时代的政治不认同。还有一个浅层的对邓时代的政治认同，这个浅层认同在1989年瓦解。         

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生产者群体中间，暴发户世代居于学界掌权地位，他们带着相当稳固的政治不认同，在那里把握航向，这是一个有着高度自觉性的意识形态生产者群体。正是这一群人，决定了毛时代和革命如何进行学术再现。     

公知化的关节点——“黄记泡沫化事件”

公知与特色的仇恨与分手，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1989年，这年小瓶汽水被砸破了，还挂在竹篙上。此后，公知们由原本的准公知状态，向着公知状态，迈进了关键的一步，其情绪也逐渐进入失控状态，往往带有几分歇斯底里的情绪。1990年有人说：我说不过你，打不过你，但是活得过你。可见仇恨之深，人虽死债不烂，要时刻牢记在心。         

公知事业的巨大进步，是与1989年事件有关的，此后，说特色的无脑坏话，也有很多人喝彩。这个市场状况，反过来作用于供应方——产生了很多专门为喝彩而生产的公知化产品。也就是说，1989年的事件，创造出了无脑公知言论的巨大潜在市场容量，这是接受机制方面的巨大变革，反过来也影响了供给侧的状况。     

此后，特色干什么活儿，都有海内外公知先生表现不满与不理解，有意见随便乱提。大约在1992年前后，三峡大坝程序讨论通过，公知们的第一次歇斯底里出来发作了：炒作黄万里的绝对正确，衬托特色的绝对不正确。事后得知，黄万里是一个工程力学专家，他反对三峡工程的言论均属于水文泥沙学科范围，例如黄说三峡河段年推移质超过一亿吨就是纯属想当然（自然状况下年推移质70万吨，修筑水库条件下更少），是典型的跨界外行之言论。这个案例，较为明晰地揭示出公知怼特色的某些反科学、反事实特征：老子需要关心事实和科学吗？只是讨厌你，看见你就烦，看见你干任何事情就烦。这个案例揭示出：乱说也会有好多听众喝彩，由此，自然科学界也有人开始混公知了。         

这个可以称之为“黄记泡沫化事件”，反事实和反科学的言论，与反常的喝彩声结合在一起。从此成为公知写作学的一个标志性认知点：事实与科学，不及兜售政治不认同来得重要。逐步地，喝彩声与写作学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内部正反馈循环：为喝彩而写作，为某一类写作而喝彩。这种特殊的喝彩与写作的正反馈试验田，中文网络中间是猫眼看人、共识网和凤凰网较为集中，一方面是有很多基于喝彩声而写作的写手，一方面是有很多专司喝彩的果粉、镁粉。

作为学术方法的公知化

此后，公知言论的反事实特征的深入发展，开始回溯到历史长河的深处，有些特色说自己是革命后代，这个说法激起两个不同的回应：一个回应是“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不容易。”“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这个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你们这伙子早已不是长征那伙人，有着本质不同。另一个回应是，既然你们从革命而来，革命那只鸟打一开始肯定是坏鸟。革命坏鸟论一出来，地主富农及其子弟们有些很高兴，还有些人据此颠覆历史长河的价格对比，革命坏鸟的对立面都是些更值钱的好货，由此产生了果粉群落。         

这样，公知怼特色，就走上一个新阶段，有了一个新联盟，新的联盟成员加入和充实，本身就要产生牵引作用。消解革命和颠覆土改的主题，就是果粉群落长盛不衰的话题，地主来帮忙之后，就把这两个话题带入公知发布会的主会场了。     

公知原本是与特色人群中间有些人仇深似海，至此发展为与革命鸟仇深似海。因为革命鸟说过自己也反帝，公知们就把各帝国主义说成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好人；革命鸟说自己反封建，公知们就说地主老财都是优秀文化承载者兼好人，革命鸟说自己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公知们就说那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和栋梁。         

总而言之，革命鸟不可能干出任何好事情来，结果是好人遭殃了。革命鸟不是好货，对立面都是好人，这个很合适搞故事新编。

差不多的时候，出于对特色的仇恨和蔑视，文学寻根也颇有成绩，其最高点是《白鹿原》发表和受到追捧。文学界的裴多菲俱乐部公开组成，并开始营业了，这个是文艺界公知化的重大进展。较早的《古船》是响应杜润生及其手下主流经济学家的，给农村和集体农业发展，做一个彻底失败的故事新编，这个小说可以对照周其仁和林毅夫的论文加上政治决议去读。     

执着于故事新编事业的文学界，《古船》之后有了《白鹿原》，最新高度是《软埋》。相比《白鹿原》，《软埋》的故事丰满度很低，与社会与历史现实的啮合度也更差，结果也导致作者自身的思想表达更露骨——故事的不圆满和不合逻辑让幕后的作者给暴露出来了。当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差别，从前需要偷偷摸摸才说的那些话，现在可以公开说了，所以，方方和《软埋》代表了对革命价值颠覆的新高度。      

公知化完成时

1998年长江大洪水，公知们趁机欢呼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里有一个特色与公知的潜在的合流过程，特色创造新结构催生新社会，在朱镕基手里已经取得决定性进步。新结构开始要求新说法，公知们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恰好赶上了，由此开始了转型：官学产媒四大同盟。     

上个世纪末，公知们已经实际上夺取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且席卷了高校讲坛和学术界，由此开始了一个知识界的公知化进程。高等知识精英的普遍公知化进程，对于民族精神和头脑，有着极大的伤害，从此走向了“极右翼泡沫化”的深渊，已经很难见到认真搜集事实切实应用逻辑推理的研究了，所有的研究或者成果，业已出现了彻底的政治化趋势。         

需求侧的政治不认同，成为供给侧不认同生产的拉动因素。反过来，供给侧的不认同产品，又进一步推进需求侧的不认同深化。这种供需双方基于不认同的生产与消费现象，叠加了政治与经济市场上的排斥之网的编织密度，共同造就了那种足以根本性颠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不认同基础。     

以此而论，1989年已经可以公开谈论政治不认同了，这是一个临界点。随后，果粉的加入带来了对1949年的不认同。到了1990年代末期的，新的政治经济排斥之网的确立，把不认同带入社会底层人口中间。与底层不认同出现的反面，是新结构的信任他模式确立，这是转折点时刻，公知们就此与新结构合流了。从此公知们的言说，表层和方法依然有一股子歇斯底里的情绪，底层是结构支撑——官学产媒四大同盟。         

2006年在官场沉船派的支持和指使下，高尚全等人在北京西山杏林宾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所辖）召开后来被命名的“新西山会议”，贺卫方在会上发言指出共产党是一个未经社团注册登记的非法社团。2008年出现“零八宪章”。这两件事意味着公知们作为新上层社会结构的发言人身份，在全国民众眼前公开，由此，公知与新结构的推墙目标的关系得到明确。     

差不多的时候，从娃娃抓起的策略得以实施，修订中小学语文和历史教材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公知怼特色：党史解释权领域的状况

公知们的强大，也是与官学机构中间学官的状况紧密相关的。在特色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也就是在党史解释权方面，特色无逻辑，导致其无法有效地处理事实；公知无事实，也就不需要逻辑；而意识形态产品的市场消费状况，是无事实无逻辑的公知们占据优势份额。         

对毛时代和毛泽东的政治不认同，寻隙进行非毛化来推进意识形态生产，一直是暴发户世代的意识形态生产节点，如果没有事实的话，他们也会通过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方式制造出一个事实来，然后再设计扩大传播。较为经典的合作生产案例，是在制造和传播毛泽东亿元稿费的谣言中间，祖丁远造谣经过官场沉船派控制的党史刊物登载后，南方系策划邀请知名公知葛剑雄和徐友渔（两人均属于暴发户世代），进行评论来扩大谣言传播。     

在公知们的意识形态生产领域，时刻不忘非毛化，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特色。

贺卫方和邓相超等人（恰好两人也都属于暴发户世代）通过传播和制造谣言的方式，就能够争取到比官学机构学官更多的粉丝，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官学经营数十年的传统领域，业已夺取了党史解释权。此后，学官逄先知于2014年曾经说“反右势在必行”，这个说法说明官学机构学官们依然放不下架子，也不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权的事实，那个说法实际上一种意识形态正规战认识，这意味着如果真有特色对公知的反攻，肯定也要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一种未战先败的局面。         

特色在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不仅失败了，而且还不肯认真对待失败的现实，这意味着特色永远都不可能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了。《环球时报》单仁平关于软埋与土改的文章，一样充满着正规战思想，也是一种不识数的形势判断下的产物，所以，这些人都不可能是公知的对手。如果真切承认自己已经陷入弱势和被动，那就必须改变战略战术，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引入游击战和运动战战略，才有可能真正地与公知怼上一怼。

公知化新阶段的极度泡沫化

学术界的公知化深度，结合了其顶尖代表人物所执行的推墙目标言论，使得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窝里斗，出现了匪夷所思的新局面。

在准公知时期，公知们的工艺特点是“帽子随便扣”“坏话随便说”的批判文章写手；经过“黄记泡沫化”事件，揭示出不认同的立场比科学与事实更能够收获喝彩声，明确树立了政治不认同立场优先的认识；到今天的公知体形成——以假资的普世价值狠批真资的各种实践，彻底揭示出公知化的后果：创造了一种不需要事实和逻辑支持的公知化文章体例。公知们的强大体现出其背后的新结构，其短板是希望借由公知体完成新的推墙目标和意识形态论证，这看起来有点儿戏——给严肃的政治目标搭配了一个无脑公知体。         

学术和思想界的公知化现象，与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差相仿佛，五月风暴蕴含有一种极左翼泡沫化各种趋势，结果，导致有建设性的左翼理论和思想追求的瓦解，有中国网友对此后的西方白左演化极端不满，称之为“白左瘟疫史”。今天中国知识界的彻底公知化趋势，就极右翼的泡沫化程度而言，早已高出1968年那个左翼泡沫化程度甚多。     

中国的公知们从非毛化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起步的，确立起自己的政治不认同，就此回溯历史，不认同革命和近代史写法。然后，向上追溯开始不认同古代史和中华文化，最后再延伸到现实世界，不认同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这一群人。这导致那些认真的公知们，心灵一片荒芜找不到家园，如同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精英们富贵了成功了却失去了成功应该有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公知们及其背后的政界沉船派和商界推墙党，都陷入心灵荒芜状态——找不到故乡和回家的路。公知们言说中间的怨酷和歇斯底里情绪，都是心灵荒芜的症候体现。韩毓海教授说文学要对劳动人民有感情，这是针对心灵荒芜的对症治疗药方，要求精英们认同人民据以找到回家的路，要是药方马上被接受和生效，那就说明荒芜症状尚浅。鉴于韩教授头上还被扣着一顶新左派的帽子，估计这个药方被接受的可能性极低，这在反面也说明心灵荒芜病症不是那么容易治疗的。

公知的新烦恼

“呲必中国”的现象急剧升温，开始进入神圣的教室，此种无脑公知言论的反面，开始出现了各种反对派，在公知的反政府言论对立面出现了“五毛”，在公知菲薄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成绩的对立面出现了“小粉红”，在公知无条件赞成美国利益的对立面出现了“爱国贼”。在公知所有无脑言论和方法的对立面，稀稀拉拉占着几个新左派。公知的强大依然存在，这体现了他们的命名权——这些都被命名的新品种都是公知主导权的体现，新品种的共同特点是针对公知化的不认同意识形态生产的无脑状况。     

公知怼特色官学，近乎战必胜、攻必克，现在遇到了民众的狙击，真正是心窝子里添堵。文艺界的裴多菲俱乐部及其意识形态生产，也是在草根民众那里遭遇到狙击的，俱乐部高级会员破口大骂也没有管用，又想要去跟特色联手出动警察。

回顾1980年代初期，准公知那时水平低，但是还有些朝气，写点新启蒙的文章还能够打动人。现在，公知们水平高于那个时期，但是方法退化和心术退化严重，充满着暮气和官气，惹人憎恶并导致部分独立思考的读者的反叛，公知们心里气愤给这些人头上扣上“五毛”“小粉红”“爱国贼”一类的帽子。公知们的严重退化，带来一个较为彻底的意识形态困境——新结构很强大但是没有道德感召力。     

就人类历史而言，也许从未出现过中国这种现象，新阶级的代言人处于在野状态时，就已经丧失了道德感召力，没有任何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能量，过早陷入了狗苟蝇营状态。在普通中国民众眼里，这些人及其代表的那群人，不是任何新的东西，而是旧社会朽坏之后的得利者，是旧社会中间最坏的群体——他们蚕食旧社会的躯体和公地而肥大，体现在说话方面也是最坏的：毫无逻辑和事实。结果是清楚的：在普遍不认同的社会情绪中间，竟然也激发出大批反叛者，导致公知这个好词汇在中国也臭了大街。这个意识形态状况，揭示出一个新结构的困境：新结构如果真的取代旧结构，意识形态困境可能会导致彻底的法西斯化——没有了说服力就只有选择压服了，也就是说，推墙成功意味着较为彻底的法西斯化。         

公知群落的核心团队，多数是特色培植暴发户政策的受益者，早期也分享了特色的强大，现在也还在官府的高校中间的霸主位置上蹲着。公知装模作样，想要撇清与特色的干系可是不那么容易，在民众眼里，这群人除了两手黑之外，还一边吃饭一边砸锅，良心大大的坏了。这其实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既然新结构没有了道德感召力，公知们就选择与其划清界限，这是一种自居清流的撇清策略，结果就出现了假资反对真资的主打经营手法——其实质是与官场主流沉船派合作打击作为官场少数的保船派。从老百姓的反应看，撇清策略的正面和负面后果都有，何者为先则需要精细的调查。

看起来，还是中国古人说得对，良知先于学术，做人先于做学问。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