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网编者按】本文首先发布在微信平台“土逗公社”公众号,因其为删改版,故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随后将全文刊出。现激流网将全文转载于此,希望能够引起国人对国家主义的警惕。因我国还未曾吃过国家主义的“亏”,所以对其认识不够充分,剖析不够深刻,因此希望此文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讨论及研究


目录         

一 : 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 : 中国崛起:“这盛世,如你所愿” 

三 : 资本与国家:“中日之争的核心是谁来主导亚洲” 

四 : 驾驭资本:“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五 : 第一天团:“英特纳雄耐尔,我们还没有忘掉” 

六 : 告别国家主义: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相当一部分中国左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左派”的内涵才具有不容忽视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有的人轻易将国家主义与中国左派等同起来,甚至将自称“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周姓写手与左派等同起来,不仅是以偏概全,更是思维停滞在上个世纪的表现。事实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国家角色的转变,中国左派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也在悄然改变。此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便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 一 ◢

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与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思想的对垒中,一些知识分子被划归到“新左派”中。不论汪晖、甘阳、王绍光、崔之元等人的思想差异有多大,他们确实都在论述中提出了对市场化、资本化改革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针对国内不平等,也针对资本主义国际世界的霸权关系。

当新左派在《读书》、《天涯》和《二十一世纪》参与论战,老左派们也创办了《中流》与《真理的追求》。新老左派们虽然行文风格大相径庭,具体观点也相差不少,但他们都共享一种批判的立场:即质疑改制下岗潮、教育医疗产业化,质疑签署世贸协议,认为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农民的处境,而“与国际接轨”则加速了国企私有化的进程。甚至还有人认为,许多产业将被外资所控制,使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在他们看来,政治自由化无疑会加剧这一过程。

这种观点的背景,是刚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国所处的环境:在分为“核心-半外围-外围”三级的世界体系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无疑属于外围国家,即受剥削、压榨最深的一类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上处于低端,就会有大量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外国。据经济学学者李民骐的计算,中国2006年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被转移走了四分之一的社会劳动时间,化为了核心国家的企业利润与公民福利。

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不只有经济关系,还有国际政治的权力关系。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撞机事件,均体现了美国肆无忌惮的霸权行径。以《中国可以说不》等书籍为代表,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被强烈激发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老左派“反霸权主义”的立场必然呈现出民族主义的色彩。

在世纪之交,当局一边大刀阔斧地推行市场化改革,一边着手意识形态的更新换代。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绩效合法性。尽管这样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两极分化与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的极度弱化,但物质生活整体水平毕竟提高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宣传自然不能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而应当强调民族、国家、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身,终于在1997年被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概念也横空出世,资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被一笔勾销。有学者甚至获得了某种支持,掀起了推翻劳动价值论的声浪。

在如此高强度的权力意志下,老左派们遭到了停刊,他们不得不将阵地转移到互联网,新左派们也试图在这里打开一片天地。2003年,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诞生,这意味着左派思潮的发言权不再集中于干部群体和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界造成影响,却能在此大受欢迎。这同时也意味着,“左派”群体的构成将更为复杂,彼此的侧重点可能愈发不同。

质疑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批判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是这些左派的共同之处。不过,许多左派会将精力放在抨击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叙事上,这样的行动在2011年万人起诉茅于轼的签名活动中达到顶峰。在这些左派的话语中,革命历史叙事往往同民族主义叙事难舍难分,“汉奸”便成了最常使用的词汇。2007年,老左派喻权域就针对“为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辩解”的言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汉奸”一词也被用在对社会矛盾性质的评判上,张宏良在2006年写道:“右派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所组成,……中国人民同这个集团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目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指“胡温新政”),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大动荡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

可以看出,张宏良的话语是“阶级”与“民族”、“激进”与“保守”的奇异结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左翼群体中激起的共鸣是巨大的,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保党救国派”的影响力。对“民族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的强调,使这些左派要求维护现存的或建立更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便是所谓的“国家主义左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国家主义左派其实离国家并不近,他们所表现出的批判性也远非如今的国家主义左派可比。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就是下文将讨论的内容。

◤ 二 ◢

中国崛起:“这盛世,如你所愿”

2008年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感的变化,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缩影。一部分西方媒体在西藏3.15事件中的不实报道,直接催生了Anti-CNN网站,即四月网的前身。圣火传递被干扰、被境外舆论攻击的屈辱感再次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汶川5.12地震后转化成了“中国雄起”的呼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带来了更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这种感情在北京奥运会上进一步发展成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完成了从愤怒、悲情到自豪的转换。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种转换更来自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连续十几年GDP增长8%以上的“黄金时代”,使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中国资本得以进占部分高端产业,从智能手机到高速铁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在对外投资方面: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978.6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1年17位,2013年11位)。

伴随着中国从外围国家上升至半外围国家的进程,城市中产阶层的规模显著扩大了。清华社会学系李强教授的研究是个很好的佐证,他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得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结构,而到了2010年,中国社会则初步呈现出“土字型”结构的特点,中产人口比例达到了20%左右——尽管其中大多数属于焦虑的“中产边缘层”。这些小业主、白领职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不仅仅是提高了物质生活的绝对水平。

面对“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国家主义官方叙事,他们更容易代入自己的角色,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程度紧密相关。他们在国家的强大中获益,更害怕在国家的动荡中失去,他们似乎与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就好像是“国家整体利益”的象征者!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他们对“这盛世如你所愿”、“此生无悔种花家”等话语的认同,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

但必须注意,“大国崛起”的国家主义,与“民族救亡”的国家主义,纵然时常相互呼应,其对现状的认识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后一种认识尽管不切实际,却强调了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存在。毕竟,“民族救亡”的国家主义者主要是由退休干部、下岗工人和非主流知识分子构成的。比较两种国家主义的群众基础,一个是日薄西山,另一个则是朝气蓬勃。不过,尽管已“日薄西山”,其在左派内的影响力却依然强劲,意识形态毕竟存在着滞后性。

两种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在事实上遵从了被制度所维系的政治权力关系,都将所谓的“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置于阶级主体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之上。作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大国崛起”国家主义者的政治取向我们不难理解;而对于“民族救亡”国家主义者而言,其取向则既可能是出于现实中与权力的依附关系,也可能是依赖、迷信父爱主义国家的精神遗留。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种国家主义者都未必自称左派,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太多的所谓左派都是实质上的国家主义者。与左派并无关联的国家主义者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左派的话语,说什么“(反华)资本控制媒体”之类,然而他们却几乎没有反思过资本作为支配性的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存在。有的左派却相信,国家主义者凭着这些只言片语——被切割、装饰过的左派宣传——再加上社会现实的教育就能转向社会主义,因而乐于与国家主义媒体合作,好像是自己“利用”了国家主义,而不是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