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 上半年的时候，空闲时间比较多，因此下乡做了几次调研，总结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也有很多的争议。当时的调查，主要面向农村过去的积极分子——生产队长和党员等进行调研，他们这个群体是能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反映农村历史的。但最普通的农民，也就是过去划分为“中间阶层”和“落后阶层”的农民，今天对待农村历史是怎样的认识呢？他们和先进分子的观点又会发生如何的矛盾冲突？而这种矛盾又如何统一于一个更大范畴的历史认知呢？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愿望。一直到下半年，我坚决的给自己放了15天的大假，才有时间去钻研这个事情。 10号下午，我独自一人到了城西水库上游的一个村民组，距离城区大约七八公里，这里只有四五户人家了。同样，也是看不到什么年轻人，都是五六十以上的人，在低头缓慢的劳作着。正值早稻收获季节，户外三三两两劳动的人不少，我探访了三个人，终于有一位老大哥很愿意和我攀谈，停下手里的活，拉块石头坐下里跟我聊天。总的来说，农村人比城里人还是更好打交道，大多都愿意和你谈几句。这可能跟农村地广人稀，平时人和人的交流不多有关系。 这位农民大哥大约65岁左右，也是伴随着新中国一路成长起来的。普通的农民更愿意讲当今的话题，所以我的话题就从当今开始。他和其他大多数农民的共性，就是认同共产党的领导，尤其对今天的生活方式认同。认同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改革开放以来能吃饱了饭，二是生产和生活方面，对比改开之前自由化了，没有组织来管他们了。同时，对如今农村能实现低保，即60以后的人能拿到60块一个月的社保工资喜滋滋的。我忍不住插了句嘴“你可知道城里退休工人和干部的退休工资？那都是两三千到三五千啊！一样是干活，你们农民的退休工资实在低太多了。”讲到这里，他的心思上来了，低下了头。虽然他对老了后能有一份最低口粮的工资保障是乐意的，但能看出他对任何现实的不平等又是在意的，只是对所处地位的无奈掩盖了这种不满。继而，我谈到了务农的收入问题，讲到这个，似乎触碰到他的心了，话闸子就打开了。 “我们农民就是搞不到钱啊！种什么都搞不到钱。拿我今年种的水稻来算，2亩水稻能打2200斤稻子，可每亩的开支如今都是铁账——种子50元，插秧200元，化肥农药150元，收割100元，其他的七七八八还有个百把元，总的算下来，一亩水稻的成本700元。如今无论农资还是劳动力都商品化了，种稻子的成本都是硬的。两亩稻田我一年要集中忙两个月，收入也才一千多元”。 “种粮不行，你们不能种菜么？”我接着问。 “是啊！务农的收入如今主要是靠经济作物。到明年，我就不种粮食了。但种菜养鸡什么的，需要技术，而且也不是说你干了就一定赚钱。我会种西瓜，过去我种过西瓜，但种的人多了，就不挣钱了。今年我养了一百多只鸡，结果死了六七十，算算亏了一千多，也找不到原因，明年也不敢养了。如果兴（种）菜吧，你今年赚到了，明年大伙都兴，你又搞不到钱了，而且兴菜特别费工，每天基本都耗在上面了。而且你丰收了，菜贩子不一定来收，即便收价格也低，还是搞不到钱。”“兴菜也不是每个农民都能搞好的，那些会搞的才能搞到钱。” “你不能进城自己卖么？价格还高。” “现在不比过去了，如今城里哪里都不给摆摊，在哪里摆都有城管来撵。我们这里兴菜的，基本都是兑给贩子，基本没有自己去卖的”。他愁苦的说着。 “那你为啥不能去干贩子，我觉得从来都是贩子赚到钱。” “你这话讲得是，都是贩子挣钱。但我们普通农民，哪有这个脑子和路子，也没这个资金去干。手里始终没钱做资本啊！” “菜贩子不也是从农民中产生的？你们百把户总能出个大贩子吧！”我继续追问。 “百把户？五百户能出个大贩子就不错了！”他盯着远方，眼神里透露着一丝绝望。 “你们农村不是还有打工的收入么？”我接着问。 “是啊！打工收入是农村主要的收入来源了。但现在工也没那么好打了，并不是说你出去就有活干的。同时，我们这样60多岁的人，到很多地方别人也不要，一觉得我们干不动，二怕我们干出事。”“打工也是需要技术的，有技术的也是少数。没技术的人只有出去干杂工，一天七八十，但也不一定都有活。我看滁州的建设慢慢停下来了，这以后的活，肯定越来越少了。” “你这样的农户，在农村占大多数么？”我问到。 “留下来的，基本不都是我这样的，都差不多。”他闷闷的回答。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老婆端着茶壶也坐到我身边，热情的招呼我喝水。他老婆是个养猪能手，就喜欢养猪。但最近几年也不养了。问她原因，是因为猪贩子下乡收猪，压价太厉害。“我喂猪一直都很认真，我家猪都是吃粮食喂满一年，我都用大芦粟（玉米）煮熟了做饲料，下水和米糠都不用，那个猪肉香！可这样的猪，贩子来收的时候，又说毛色不好看，又说品种不好，最后跟饲料猪一样的七八元就收去了。我算了几年，才发现我养猪亏，所以就不养了，现在都是自己买猪肉吃。” “这是贩子讹你们呢！猪肉最后都是杀好卖到市民手上，猪长的好不好看对销售有啥影响？好吃最主要！”我愤愤不平的说着。 他两口子看着我有些发愣，似乎才明白这个事实。“是哩！现在从城里买的猪肉，我也觉得不好吃，不香不说，还有股子腥臊。” 眺望着她家附近，荒草丛生，小沙河从门前蜿蜒而过，生态条件极好。我想起了我们正在做的老嘉山的跑山猪，那个猪比正常市场价格高了一倍。 “大姐，你们这里的条件，可以养生态猪啊。平时沿河吃杂草，早晚喂点粮食就成，连猪圈都不要盖。这样的猪，喂满一年兑给我，我不会挑肥拣瘦，12元一斤收你的。我实话对你说，这样养的猪，我们在滁州能卖到二十多元一斤。” 这位大姐突然从地上蹦起来了，两眼放光。“真的？你说的是真的？我告诉你，我可喜欢养猪了，我就喜欢养猪！”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能养的出来，养多少我收多少。我估摸着你们两口子能管二十多头，每头如果你们挣1000块，那一年就是两万多块。” 大姐的眼神明亮而灿烂。“那我以后每天就都干这个事了，每天，我可以赶着猪顺河岸走三四里，再走回来。看，就是那个方位。我知道猪喜欢吃什么杂草。我告诉你，我可喜欢养猪了，能让我养猪，我别的啥都不干了！”大姐开始在脑子里规划未来的生产。 “你别发梦了。二十多头猪，我家要投入多少钱！一斤猪苗就要20多块。如果猪生病了，谁来帮治？半路死了要损失多少？你放猪，拱了人家的田怎么办？猪在野外睡觉，被人偷了怎么办？。。。”她丈夫列举了一堆现实的困难。农妇的眼神暗淡下来，又坐倒了。 “这些困难不是不可以克服啊，你们几户抱团一起养，大家一起掏点，有资金就能请人给猪防疫；合作后土地的范围大了，猪拱谁家的田都是自己人的田，都好商量；人手多了也能把猪看的更紧；你一家养20头，一个人管理是困难，5家养100头呢，有的事你养10头也是一个人干，养100头也是一个人干，每个人都有分工，这样每个人都轻松了，谁有个事别人还能顶岗，这样事情不就做起来了么？”我掰着指头跟他分析。 “理是这个理啊，但如今谁来带头呢？政府也不管我们。我是没这个本事的。我要有这个本事，就自己包一片地，雇人干了。前些日子，还有个农场主动员我们两口子去帮忙，他和原来雇的老两口闹翻了。”农民蹲在地上，用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呢？” “我。。。打算去苏州帮我儿子带孩子了；还有，帮人干，很多事情说不清，容易有矛盾。”农民无精打采的分析道。“老头子，我想养猪啊！要是我能养起来20头猪，儿子那边也可以不去啊。这个活，我到80岁也能干动啊。”农妇继续在发梦。能看的出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我顺便又问了老两口，那些雇佣农场的经营情况。 “切，大户不好干。那些大户和农场没几个挣钱的，都是在套国家补贴资金，雇人干的成本，加上生产资料的成本，这帐是能算出来的。”农民很肯定的手一挥。“而且，雇的人和大户的关系，最后很少能搞好的。” “那农业生产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你们散农干不下去了，雇佣农场也干不下去，你觉得应该走什么路？”我进一步的追问。 农民凝视了远方一会。“我觉得流转给大户是对的，小户没法干。” “但你刚才说了，雇佣的生产关系搞不好，而且推高了成本。不管流转给谁，流转了多大，他总要有人来干活吧？”我提醒他。 “那就没办法了！反正到了年底，我和老婆子就离开这个地方，去苏州带孩子了。不种地了，种地搞不到钱。”他狠狠的把烟掐灭。 “你们一个个都离开农村了，以后田谁来种，我们吃什么啊。”我指着远方田里的荒草。 “没办法，没办法，我也不知道。”话到此，已经谈不下去了。 期间，还谈了关于分田到户后农村人际关系的问题，他先肯定分田到户让农民吃饱了，然而分田到户后，人越来越坏。“从集体分成合作社，再从合作社分成互助组，再从互助组分成个体，人越分越奸，也不知道为啥。”他苦笑着说。 顺便又问了问他孩子的情况，得知一个“出来了”，就是上了大学在城里找到好工作了；一个是“没出来”，就是在打散工。两个孩子在物质上都不怎么照顾老两口，在苏州的那个孩子，孩子的奶粉都吃三百多元一罐的，但他不怎么寄钱给父母。因为这样，老两口才会对60元的社保那样重视，视为养老的命根子。 在这家，我磨球了一个下午。为什么要大段的对谈话内容进行直接的叙述，因为这样的农民，在农村占大多数。他们不被社会关注，自己也发不出声音，但他们的生产和经济状况是农村的主流。因此我尽可能详细的谈话和记录，再现对话的场景，以作为史料。 9月11日，我又去了花山的农村，距离乡里大约四五公里，探访到了老两口，大叔今年80，大婶今年77，身体都不错，还能干种菜养鸡的轻农活。他们这个年纪，见证了中国农村整个60年的历程，可以说是活历史了。大叔过去还是老党员，雇农出身，根正苗红，历任生产队长、大队组织委员等职务。大婶很朴实，也很健谈，对农村的历史一直很满意，不管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对她老头子的忠厚能干也是赞扬有加。而大叔对我始终有些戒心，不是放开了跟我谈。 因为他俩年龄大，经历的事情更全面，所以我更多的和他们谈的是过去的历史。老头子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支持当年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也就是后来邓小平的分田到户政策。他认为，如果早按刘少奇的一套搞，中国农村和整个中国都会比现在更富强。所以79年分田到户的时候，他是非常支持的。但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谁的功劳更大，他又站在毛泽东这边，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他这样的雇农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他不认为中国农村60年的历史是割裂的，他觉的毛泽东时代就该搞集中生产，邓小平时代就该搞分散生产，在这个观点上，他和习近平是一致的。对于过去毛刘、毛邓的路线之争，他不怎么在意，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和他谈论的焦点，一个是大呼隆时代（集体经济时代）和分田到户时代的生产效率。对于大呼隆时代，他是持冷笑态度。他的眼光盯在一些偷奸耍滑的人身上，总是看到一些人偷偷的不干活，和一些人出工不出力，故此觉得大呼隆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是荒唐的。而我问他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他又是否定的。他赞同分田到户，主要的依据是79年后，粮食增产了，农民能普遍的吃饱了。我又详细的问了他79年之后生产资料配置的一些变化，他明确的告诉我一点：就是从79年开始，改良后的杂交水稻种子普遍的发到农民手里，化肥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开始普及到农民手里。能发现，搞分田到户的时候，国家是做了精心的物质准备，并不只是简单的调整了生产关系。对于农业产量增加，技术和劳动力的贡献到底哪个大？他清晰的告诉我：是按种子—化肥—人工的轻重层级来划分的。在种子和肥料没有改良之前，一亩地没有种子化肥等技术的进步，一亩地你伺候的再好，产量增加的也有限。在没有改良的种子和肥料之前，一亩水稻的产量也就二三百斤，而种子改良后，再加上化肥的普及，亩产骤增到七八百斤。“按这么说，如果后来坚持大呼隆，不分田到户，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改善后，不也一样增产，能吃饱么？而且大集体的分配相对能更公平。”讲到这里，大叔语塞了。然而他就是不喜欢大呼隆，大致探讨了下，主要原因是过去没有现在快活，分田到户后，集体解散了，没人管了，爱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那生产自由化，大家都去发家致富了，走到今天，农村发财的多么？”说到这里，他开始愤愤不平了。很肯定的告诉我，农民绝大多数发不了财，相对比城市，农民更加贫穷了。同时人的观念也变了，一个个都唯钱是詹，干什么都只讲钱，动一动都是钱，谈论的话题也是钱，人和人的关系也恶化了。“那些人，钱就是命啊！不要命的去搞钱，人怎么就没个够呢！”大婶愤愤的说。“就这样，我也没见多少人发财啊？” 讲到农村人际关系的问题，关于文革时代的农村，又谈了谈。他肯定了文革时期斗争的残酷性，想起来还是害怕。那个时候不要说农民和掌权的斗，左邻右舍斗，连夫妻回家都为了世界观的问题争论不休。在文革初期，主要是地富坏右先跳出来，扛着革命的口号迫害人，弄死过人。但后来好人的势力也起来造反了，把坏人又打倒了。“文革斗十年，最终站住脚的是好人，好人终究是好人。”大婶感慨的总结道。“而且那个时候，斗归斗，斗完了后，人际关系却是很好的，人和人都交心，有什么说什么，不像现在人都坏的很，满嘴谎话，一切向钱看。”对于文革是否影响了农村的生产，两位老人很肯定告诉我，政治斗争并未影响农业生产，搞批判大会和政治学习什么的都利用农闲时节，相反斗完了后，大家干活还带劲。 对于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作为党员的大叔看不到什么希望。“国家的政策再不调整，农业是没有出路的。”他这里说的政策，已经不简单是社保、农补等分配方面的政策了。 最后顺便问了问他们的孩子情况，有三个孩子都在外打工，除了过节的时候来看看吃顿饭，平时是不管他俩的，也不怎么给钱，就给点口粮。“他们天天就知道搞钱，也想不起来我们。我们其他的不怕，就是怕生病，生病了就没人管，也干不动活了，你说怎么办。” 这次的调研，主要的对象是农村中较为普通的农民。他们的世界观以小农意识为主。小农意识的农民，他们更在意个体的得失，他们的历史观是断续而矛盾的，他们喜欢的东西，往往就是给他们造成困境的东西，而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又是潜意识里向往的东西，然而他们并没有自觉这个矛盾，在人生哲学上，他们没有一个理念能够一以贯之，只是跟着个人利益在走，虽然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能过，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生的道路往往越来越窄，面对当今社会的逼迫，他们步步退让，到了老年的时候，只是以能活下去而感到满足。 今天中国农村的问题是生产能否还能发展的问题，而生产能否发展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大多数普通农民的问题。虽然改开以来，农村出现了很多富户，但就整个的历史过程来说，富裕户占农村人口比例是很低的，虽然这些人起到了示范的效果，但跟上的人不多，虽然大多数农民今天依然对发家致富有幻想，但幻想归幻想，现实归现实，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人无法发家致富，因为少数人富裕一定要建立大多数人的贫穷中，没有贫穷就没有富裕。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的不断剥削，大多数农民正在往绝对贫困的道路走去，这种贫困的加深，正在让农民阶级变的绝望，这从国家对农民一点点小恩小惠就能让他们欣喜若狂，从大多数人怎么折腾都搞不到钱，从农村道德的退步就可以看出。 从79年“搞清楚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到今天农村的现状：贫富差距的扩大，城乡差距拉大，普遍的贫穷，农产品质量问题，价值观的崩坏，官民关系的紧张，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的下降——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三十多年我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相反，经过近40年的农村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国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从1979年开始，一夜之间，中国农村的整体的生产关系分崩离析，变成了小生产，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关系，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丛林竞争关系。这种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管它一开始建立在一个多么平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人际关系的本质。虽然让个体占有生产资料，短时间内是能刺激生产的发展，虽然有一段时间农民都觉得分田到户——也就是资本主义好，但资本主义它就是趋向不公平的必然之路，它一定会出现贫富分化，它一定会把大多数人抛入到贫穷的行列，在丛林法则中，那些体力或者脑力比较强壮的，一定会想方设法吞噬较弱者的资源或财富，否则它就无法发家致富。同时，中国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改开初期官僚权力的集中和缺乏监督，导致官商勾结，从而加速了贫富失衡的进程，这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吧。故此，仅仅经过了37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农民已经普遍的对个人的发展感到绝望，对农村的发展也感到绝望，这从农村基本找不到青壮年劳动力就可以看出。如今的农业劳动已经是一种被迫，贫穷的农民担心丧失劳动力后被人当成垃圾而抛弃，富裕的农民担心丧失劳动力后失去财富。在农民眼里，劳动是一种被迫的、令人憎恶的东西了。 即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告诉我们，大规模协作生产的效率一定比个体生产要高，工业是这样，农业也是这样，所以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农村经济迅速的集体化，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种社会主义的大规模协作和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协作又有所不同，前者是站在为了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立场上，把劳动者当作人组织起来；后者是站在私人利润至上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一种物化的成本要素组织起来；所以新中国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就是为了前者的立场，看似把人折腾的很痛苦，但这种苦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是回归自然客观规律的苦，是改造错误世界观的苦，是能够让所有的人全面发展进化的苦，是让异化的人回归自身的苦。凤凰涅磐，必经炼狱之苦。所以新中国的前30年，农村虽然苦，但总体上，农村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面貌都在向好的方向均衡发展，那个时候的劳动者是高兴的，是觉得有方向的，这从上了年岁的农民，一提到前30年的政治时代，不管自己的感受是好是坏，都讲的条条是道一头劲，而后30年则善乏可陈，就能看得出来。而跟毛泽东一起走的许多战友看不到这一点，总是用一种个人的情怀、小农的思想看待农村问题，他们觉得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是个人的没有，他们高高在上的觉得农民只是经济动物，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总觉得农民不快活，受拘束，全然不顾公有制的本质是保障劳动者的劳动自由，政治运动的本质是保证整个农民阶级的利益，因此急不可耐的要解散人民公社，同时为这种行为做了精心的物质准备，用小的实惠暂时性的稳住了人心，然而这样的做法违背了辩证法，他们不懂得，没有痛苦哪有快活，没有拘束哪有自由，绝对的快活就是绝对的不快活，绝对的个人自由就是整体的不自由，从而造成了今天中国农村普遍的痛苦和绝望。 今天中国的农村，已经到了必须把生产集中起来的历史节点，否则农业已经走投无路。如今有两条路清晰的摆在面前，一条是“坚定不移”的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用资本的力量把农民像组织机器零件一样摆放在土地上，但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中国农民，看来不那么乐意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从资本下乡后，采取雇佣劳动方式普遍的失利能看的出来。面对这种情况，必然要辅以政治手段，比如利用政策继续剥夺农民权利，比如制定新的法律，威逼利诱把农民搞服，强行压在雇佣岗位上，然而这样必然制造更多更彻底的被压迫的无产者，使共产党走向它基本理念的的反面，从而成为一个反动的政党，从而造成执政地位的丧失和中国的大动荡。另外一条，是回归社会主义的法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农业的公有制，重新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挥他们中大多数被压制许久的生产热情。经历过37年资本主义痛苦发展的中国农民，他们是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意义的。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合作社。当然这个口号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真想做，就必须回到源头去讲哲学、讲政治，和过去种种错误的思想做一次彻底的清算，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什么是辩证唯物论，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改造社会的历史人本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 今天，姓社还是姓资，该争论争论了。无论什么样的唯经济发展论，都没有让想养猪的农民能够快乐的养猪，让想种菜的农民快乐的种菜那么重要。今天中国的物质基础，总好过1949；今天中国农民的觉悟，总好过1949；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总好过1949。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美国这个农业的超级大国，居然批量的出现了青少年饥饿的现象。而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农业科技还不发达的国家，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还能不清清楚楚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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