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中国的土耳其左翼青年，准确地说，马列毛主义者。在自我介绍中，土耳其小伙詹尤克这么说，无政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极端“左”、欧洲共产党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托派都自称“左翼”，但他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詹尤克成长于一个土耳其左派家庭，少年读物是中国的《红岩》，后来成为土耳其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果没有土耳其在1990年代晚期、2000年代初期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也许我也不会变成今天的我。”2015年，他来到北京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做助教，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他称自己支持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再澄清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毫无关系，“现在在中东库尔德工人党跟美国帝国主义一起行动，共产主义者不能接受这个。”詹尤克讲述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土耳其社会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传统，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血泪发展史。尽管困难重重，他仍然表示对未来全球的社会主义潮流充满希望。以下是访谈全文。

   詹尤克与毛泽东像合影

澎湃新闻：你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周围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是怎样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土耳其年轻人中和你持一样观点的人多吗？

詹尤克：我的母亲是一个老师，我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他们都是工会成员和左派。当然我受他们影响很大，但是他们从未强迫我走上他们的道路。我家里有一个紧凑的图书馆，我很小就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我得承认，当时是很难读懂的。所以我在高中时把它们中的大多数又读了一遍。

在我九岁、十岁的时候，一些左派小说就对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导致我称自己是一个左派。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它们：约翰·史坦贝克的《胜负未决的战斗》、亚沙尔·凯末尔的《我的鹰米米德》、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迪米塔尔·蒂莫夫的《烟草》、亨利·巴比塞的《火线》、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爱你的邻人》、埃米尔·左拉的《萌芽》……等等。我没日没夜地阅读，还跟几个最好的朋友结成了读书讨论小组。我还读了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5年后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第一个去的就是重庆的前国民党监狱。

而使我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的还不止这些。如果没有土耳其在1990年代晚期、2000年代初期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也许我也不会变成今天的我。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伊拉克的抗议、2000年代初期工人阶级对私有化的抵抗，都深深影响了我。这些是我最早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使我意识到只有社会实践能真正改变世界。之后，我领会了处理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唯物主义的精髓。感谢那些产生于土耳其独有的社会、地理、经济条件之中的伟大社会运动，使我理解了列宁引用歌德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是长青的。”

   2003年，安卡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抗议。

在社会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上，土耳其有长而强的传统。尽管很明显今天不像1960年代、1970年代那样有影响，新的左翼青年运动也在崛起。2013年，1500万人走上街头两个月，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高中生、大学生、年轻白领、年轻蓝领……等等。很明显绝大多数土耳其年轻人不满政府的政策。然而，要想把这一骚动转变为革命，还需要把年轻人组织进一个革命性的政党，或至少是一个全国的、世俗的、非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联盟。这是土耳其今日左翼运动最重要的任务。

澎湃新闻：你对当今全球社会主义潮流怎么看？为什么坚持强调自己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列毛主义者？

詹尤克：首先，按照我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上并没有线性的进步。历史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进步的。没有什么胜利或失败是永恒的。

从1917年，到19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势头强劲。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殖反帝革命显著降低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平民阶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我想中国正是一个好的例子。仅仅在1960年到1980年之间，中国的初生婴儿平均寿命就从36.3岁增长到66.8岁。正如著名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敏锐指出的那样，1950年代早期，中国的工业基础甚至不如小小比利时，到了1970年代中期，已经变成世界六大工业生产者之一。今天，即使最激烈的批评也不能否认当今社会主义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就。怎么能否认呢？苏联解体仅仅三年，俄罗斯的人均寿命就戏剧性地降了五年。

然而，1970年代晚期以来，全球性的反对革命的潮流开始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进行反击，试图削弱工人阶级的权利和福利，试图压制受益于1917-1970年代中期的国家。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宣布了“历史的终结”，称除了新自由主义外再无其他选项。他们至今仍在继续这一宣传。因此，我观察到和从你们那听到的这一现象就不令人惊讶了——拥护西方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流行。过去几年，习近平也几次指出这一点。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全球尺度上思维范式的转变也在影响着中国。

很清楚的是，“历史的终结”这一幻象已经破碎。如果历史已经终结了，那为什么帝国主义干涉仍在进行？如果马克思主义已死，那为什么1990年代末期以来还有那么多左翼政党在拉美掌权？还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危机，并在各地引起了民众运动。资本主义不是也不会是历史的终结。它不仅仅破坏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也破坏自然。如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正处于石油高峰的前夜，从202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的需求将超过产量，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观念。这一体系不仅剥削人，也剥削作为整体的自然，包括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跟那些后冷战时期广泛传播的迷思相反，历史远未终结。挑战和斗争是真实的。

    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者游行。

一些左翼学者，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称当前的混乱局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瓦解的前兆。然而，沃勒斯坦认为即使资本主义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也不确定替代资本主义的体系是会更民主、更平等，还是更压迫、更独裁。他称“我们最多有50对50的几率获得我们想要的世界体系。”事实上，我对此倾向于乐观。当全球北部兴起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全球南部兴起的恐怖主义组织向我们展示，我们不该低估一个新的黑暗“中世纪”崛起的可能性，此时此刻，我们仍有很多理由保持希望。在全球南部，尽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那些反帝的、世俗的、相对民主的力量仍在抵抗新殖民主义。叙利亚的抵抗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阶级也为高失业率、不公平的分配愤怒。那些大众运动，如美国的“我们是99%”、欧洲的工人阶级抗议游行、2008经济危机以来的”占领“运动，都是重要的例子。尽管这些反体制运动受到了极右民粹主义的利用、操纵并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一风潮仍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再次组织起来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但一切都有可能，尤其在危机中。我真的很喜欢葛兰西说的那句话：“向着知识阶层的新的广度和深度的每一步跃进，都是和‘普通人’方面的类似运动相联系的。”因此，普通的人民群众在崛起，我想社会学理论也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一次飞跃。

然后是你的问题的第二部分：为什么我不简单地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要特别强调列宁和毛泽东的名字？就我所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乡愁。但绝对不是这样。用一个旧的术语来说，我认为列宁和毛泽东和马克思一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因为他们不仅在各自的国家领导了革命，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列宁是最早意识到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帝国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根据这一分析发展了独特的革命策略。毛泽东作为当权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个意识到：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其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始终持续着，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需要一直被鼓励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免国家官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

这些贡献仍然是重要的，是世界上任何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需要注意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教条地跟随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实践总是先于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向着改进开放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