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之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 —— 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 ...

告别革命之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

老田

体制内作家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出版，并能够在体制内文学第一刊《人民文学》刊出，还得到体制内外的广泛赞扬，这个事件标志着告别革命事业在文艺场域所达到的最新高度。应该说，这个事件首先标志着一种意识形态的颠覆现实——从前各种“反剥削反压迫”话语业已彻底剥离完成，由此，革命的政治后果及其历史叙述，开始赤裸裸地暴露在“任评说”的审视目光之下，《软埋》就是一个这样的代表性作品。       

既然作协方主席要通过讲故事来颠覆土改这样一场标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价值观，显然，文学就已经严重越界走到了为政治和经济体系转换“定规矩”的高度，也因为这样，就可以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评定一下方主席的文学想象力在哪里严重越界了。          

一、《软埋》发表所标识的历史时刻

就方方小说中间的情节设计和故事展开状况而言，应该说，作者对于革命的理解过于肤浅，只知道土改这样一场革命颠覆了富贵人的地位，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以及如何被彻底的革命所颠覆。方方自述这部小说的创作宗旨是：“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痛，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 方方：时间的软埋，就是生生世世，《文学报》2016年3月3日第2版、第5版 文学报记者 金莹；“党建网”转载地址：http://www.wenming.cn/djw/ds/jtrds/zjft/tp/201603/t20160317_3218541.shtml]       

借用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平民革命是因为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贵族革命则反过来，他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因此贵族的革命目标是追求不相同的份额。[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3、236、242页]1949年的革命，是一场平民革命，革命后很多旧贵族丧失了曾经拥有的“不相同的份额”，由此带来某些社会成员的心灵创痛是非常酷烈的，方方的小说《软埋》就是专门表现这个的。而1978年之后的另一次变革，则是快速地获得了不相同份额的人士，坚定了自己对于毛时代的不认同。1949年之后的革命，产生了失败群体的不认同，而1978年之后的变革，则产生了成功者的不认同，这两种不认同与近三十年的意识形态生产有着密切关系。作家方方，则同时拥有这两份不认同，两份不认同都能够契合贵族造反时代的意识形态生产需要。          

时间过得越久，有些问题就越是看得清晰，作为贵族造反意识形态的伤痕文学，从产生之日至今，都一直在声言“不相同的份额”的重要性：

“伤痕文学从来就不是文学回归本体的努力，而是从一种政治控制下挣脱转向另一种政治的表演。从揭批‘四人帮’到彻底否定文革、揭批毛泽东的错误的进程中，文学在不断调整自己追随政治。像李杨所揭示的那样，梳理伤痕文学写作－接受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权力的支配、监督、引导、鼓励、规训和惩戒时时在发挥着作用。”因为伤痕文学特别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作品就率先获得发表机会和评奖机会，一批符合需要的作者成名成家了。“伤痕文学并没有在寻根文学兴起之际走向解体，而是在一种政治合法性依据的庇佑下，作为一种现实中继续书写着的记忆。从七十年代末至今，三十年即将过去，但伤痕的言说至今绵延不绝。”“这种书写，九十年代以来与商业需求相结合，运用着多种形式将作家们能想到的任何罪恶和苦难都涂写在了这一时期，创伤记忆就这样定型并将沿着这样的路向不断地延伸。从1985年开始的以莫言、残雪、余华、徐晓鹤等人的先锋小说，到新世纪以来的种种纪实与虚构的文学形式，一直在重复书写着知识分子关于历史创伤的记忆。”“诉诸这样的表达，与其说这是他们在向历史讨还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向现实诉求永无满足的现实权益和精神安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伤痕文学的精英意识形态特征。”[ 王鹤松：《记忆如何呈现？──重读伤痕文学》，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dongbei1993]       

1980年代文学的畸形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近乎全部意识形态的功能性作用，由此成为那种主导性的符号生产活动。据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看法，“占支配地位的符号系统为统治集团提供整合，为社会群体的排列提供区别与等级，同时还通过鼓励被统治者接受现存的社会区分等级而把社会的等级排列合法化。符号系统因此也发挥政治的功能。”“布尔迪厄赋予文化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教师以及记者)在通过符号的劳动生产符号资本以将社会秩序合法化方面以关键性的作用。”[ [美]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6、97、108页]          

依据布尔迪厄的符号生产逻辑，显然，在各种学术场域中间，文学场的反应是最迅速的，在变革时代能够率先出场并起到颠覆性的认同塑造作用。而各种号称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场内竞争和新规则确立，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沉淀，黑格尔那个人们所乐于不断重复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起飞”，就是说各种带有思想性的总结在时间上存在着“赶不上趟”的滞后性。因此，文学场作为意识形态的首要性，就在于这个时间差方面的优势，不用等到黄昏而是在早上就开始鸣叫。       

从布尔迪厄所揭示的符号资本与政治和经济资本的相互关系出发，可以看到经过伤痕文学及其深化发展之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经过这样的符号生产活动三十多年的逐渐剥离，业已暴露出最核心的危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问题，似乎，现在已经到了适合进行深入追问的时候了。方方自己是这样把握的：“我们很多重要的历史阶段，都被交由时间软埋了。尤其在年轻人的记忆里，无数历史的重大事件，都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但是，总归会有一些人，他们不想忘却。他们会把一些刻意埋葬的东西记录下来。这种人，也总是存在。在某一个时刻，忽然人们想起了这些时间段发生的事，那些被记录的东西，就会被翻检出来，连细节都还存在着。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而已。”[ 《方方：时间的软埋，就是生生世世》，载《文学报》2016年3月3日第2版、第5版 文学报记者 金莹；“党建网”转载地址：http://www.wenming.cn/djw/ds/jtrds/zjft/tp/201603/t20160317_3218541.shtml]《软埋》的出版，还受到官方机构的追捧，作家谈创作宗旨的文章为党建网所转载，本身就是一个对适合时刻的确证。          

二、地主阶级到底是否“配姓赵”——现代化潮流中间的地主阶级出路问题

也许在方方看来，中国的地主阶级实在是太倒霉了，遭遇到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丧失了一切。那么，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潮流中间，西方国家的同类项及其运命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十八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贵族就被一个名叫西耶斯的人说得一钱不值：“人们怎么能够同意为使三十万人得到可笑的荣誉而愿意这样侮辱二千五百七十万人。这里绝无任何符合普遍利益的东西。”特权阶级汲取了全社会的经济剩余，但只用于支持奢华的生活却不事生产：“农业、制造业、商业，以及所有手艺行业，为了维持、扩展，并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都要求分享由它们出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资金，但是毫无结果；特权者吞下了钱，也吞下了人；而这一切都有去无回地奉献给不事生产的特权者了。”“如果除掉特权等级，国家不会少些什么，反而会多些什么。……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 [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13-14、17、22页]       

最为糟糕的是，那个西耶斯对贵族的偏见，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评判标准，还成为一种历史演化过程中间铁的事实——凡属未能够实现及时转型的旧统治阶级成员，都被历史潮流淹没不见了。从这样的强大经验事实出发，哈佛大学教授巴林顿·摩尔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指出，旧统治阶级在一个变化的潮流中间是否应对得法是极端重要的，“当我们转向现代化进程本身，会不断看到，土地所有者阶级推行农业商品化的成败，孕育着异常重要的政治结果。……如果地主阶级内部未能发展出真正强劲有力的商品经济态势，革命运动就有可能演变和发展为咄咄逼人的威迫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地主阶级的统治下保留着一个备受戕害却毫无变化的农业社会，地主阶级同它的联系十分脆弱，与此同时，他们却企图加紧对农民敲骨吸髓，从而在沧桑变化的世界上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通常是这种状况。”“中国和俄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现代农民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两国的相似之处，是它们的地主阶级都没有完成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化，也都未能剪除在农民中四处蔓延的社会组织。”[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73-374、379页]          

就世界范围而言，除了倒霉的中俄两国的地主阶级之外，其他国家的同类项大都得到了善终。可喜的倒是，就算是法国其死硬派贵族也是少数，大多数都实现了华丽转身。毕竟，欧洲固守着老一套的旧贵族还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及时地跟上了时代，由地主转型成为资本家了。在研究历史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时，美国学者华勒斯坦发现：“1450年的上层家庭中，有相当高的比例到1650年仍然是上层家庭。此外，如果用1900年代替1650年，我们可以发现，与1450年所做的大多数比较结果仍然是真实的。”有这个良好结果是不容易的，从14到15世纪开始，欧洲的封建制遭遇到深刻的内部危机，统治阶级相互残杀、大量地彼此消灭，土地制度向着更为平等的分配方向发展，连意识形态盔甲——天主教内部都有平等运动产生，这一场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危机，最终通过统治阶级的自我转型而得到克服，“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体系，历史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报酬平等化的趋势被急剧扭转了。上流阶层再次牢牢地控制了政治和意识形态。”[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木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1916年9月，孙中山观钱塘江大潮之后，写下自己的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这个世界潮流的体悟，很多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有所把握，在中国的地主阶级被历史淘汰之前，一位地主子弟费孝通指出，中国的绅士要保住自己的体面就必须转型，但作为一个过时的阶级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拒绝费孝通的远见，他们固守着一切直到自己最后被革命强行淘汰，这才带着十万分的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          

“他认为绅士文化不适应现代化工业。绅士所受教育使他们轻视技能和技术知识，他们不接触实际，只会揣着手转来转去，要一件小东西也由佣人递给他们。他们关心名誉、地位、‘面子’，整年穿着与劳动人民有区别的长袍，以佣人在旁边侍候为乐趣。在费孝通这一代人中。有的虽然在国外学了科学技术，回国后也不使用它们，而是过着统治阶级的得意生活。如果绅士从事生产，中国工业得到发展，则从事生产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就会消除。”“费孝通说解决办法是绅士们从事生产，放弃特权，也就是放弃依靠地租过不劳而获的生活。他说为了他们着想，应自愿放弃，否则贫困的生活会迫使农民采取暴力行动。”“中国现代都市的知识分子，是以前绅士的后继人，他们应当学会实际的、生产性的、技术性的知识，并象牧师一样，把它们贡献给农村。”“绅士迁入城市不仅使农村失去人才，而且他们以地租方式继续榨取农民财富。开弦弓村70%的农民是佃农，他们以40%的收获交给离乡地主。他估计中国大约一半土地为地主、富农所有，他们从农民手中掳夺了四分之一的农产品。而他们仅占全部农业人口的10%。”“他后来称租佃土地为‘剥削’，地主是‘寄生虫’，并警告地主应放弃过依靠地租的特权生活，否则会激起农民的暴力革命。”[ [美]大卫·阿古什著《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125-127页]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亲自下乡，跟农民一起组织合作社，帮助改进养蚕和缫丝技术，这说明：真正的统治阶级觉悟，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身体力行地抛弃旧身份，向新的方向实现转型。

同属于地主后代，方方与费孝通相比，缺乏历史远见，更多地体现了旧统治阶级成为历史演进阻力的那种执着劲头，地主阶级做这样的选择其后果当然是把历史僵局最大化：如果历史不能够强行淘汰这个地主阶级、他们就要阻碍历史前进直到最后一刻。中国晚清以来的各种改良包括有限度的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原因不是别的——地主阶级顽固地拒绝一切变革，直到最后的历史审判日来临他们无力抵制为止。正是因为不能够正确地看待历史变革的要求，以及认识地主阶级与中国历史全局的关系，所以，方方未能获得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间进行学习的能力，在设计小说情节的时候，就只能够进行简单的哭诉和道德颠覆，这就与老贫农控诉地主有了高度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这个过程中间有数百万军队对阵和数十万人死伤，付出牺牲的多是底层民众，地主阶级成员牺牲的数量反而极小极小，因为国共两军的士兵有着同一个来源——农村的底层农民。由于蒋介石政权属于半殖民地性质，还得到外部宗主国的巨额美援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美援虽然未能够影响到最后的革命结果，却使得蒋政权垂死挣扎的时间延长了，这不仅延缓了革命胜利的时日，而且也加大了战场上双方的牺牲数量，但这些加大的牺牲数量也主要是由底层民众承担的。反过来，由于反对革命的军事力量最后是在战场上被摧毁的，多数地主阶级成员因其很少服兵役，反而从这一场捍卫其地位的反革命中间幸存下来了。       

地主阶级成员的多数能够经历革命而活下来，不仅是因为地主很少参军上前线，还因为革命的权力基础在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高度稳固了，这个时候就无需通过镇压反对者来巩固政权，这被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为东方型革命。美国学者亨廷顿区分了东方型革命和西方型革命，他指出东方型革命的最后阶段无需恐怖手段：“在西方型革命中，恐怖活动发生在革命后期，它是激进派掌权之后主要用以对付温和派以及与他们抗争的其它革命集团的武器。……在东方模式中，革命运动变得越强大，它对恐怖主义的依赖就越趋于减少。”[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50页]方方的亲戚们大多数没有上战场，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土改过程中间，才与共产党的有组织力量相遇的，这个时期政权足够稳固已经无需镇压敌对阶级了，所以地主在战争中间生存下来之后，会进一步因为革命的东方型特点而继续生存下去，当然，要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不相同的份额。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期，对于旧统治阶级成员的肉体消灭很是严重，这不是别的原因：任何政权都不可能宽容那些足以威胁自己的不信任力量存在，黄巢起义期间，韦庄亲眼目睹过“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悲惨情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革命，因为采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手段，能够快速在农村建立起有执行力的稳固政权，革命胜利之后能够迅速地稳固局势并因此拥有高度自信，地主阶级无论是否选择合作都无损大局，这才有消灭一个阶级同时改造地主阶级个人的政策出台。换言之，依据历史经验，与新政权不睦的旧统治阶级成员，其生存机会仅仅联系着新政权是否拥有切实的自信，而这一自信只能够依靠切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确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另外的成功经验。亨廷顿所谓的东方型革命，人类历史上就只有中共这一家符合其特点，苏联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就完全两样。       

方方可能不想要知道的是：对于革命后的政权而言，不存在符合地主阶级需要的那种好与坏的二选一，而只存在生与死的二选一。而共产党革命后那种较为人道的选择——对绝大多数地主不作肉体消灭而采取改造个人的政策，历史上也只出现过这一次。如果方方打算鄙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进行过的话，共产党胜利之后的选择就极其狭隘了，方方肯定不会希望出现那样一种情况的。实际上，由于1950年美国军队直接进攻朝鲜本土，国内地主阶级借机发难，在一定程度上曾经降低过一点点新政权的自信，为此出台过较前更为严厉的政策，若非美国侵朝和地主暴动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人道政策的执行范围和力度都会更大一些，从而少死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