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全球金融危机

　　1.新自由主义制度失败论

　　所谓新自由制度失败论，就是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强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新自由制度失败的证明。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让玛•瓦苏德万、托马斯•I•帕利、彼得•高恩等。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如何引发金融危机的。

　　热拉尔•杜梅尼尔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的视角阐明了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如何引发金融危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有两种：一种是“利润率危机”，另一种是“霸权危机”。“霸权危机发生的机理与利润率危机有所不同，霸权危机是那些做法的不可持续性的表现”。[23]这里所说的“那些做法的不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导致新自由主义危机的两组决定性因素：“‘毫无节制地追求高收入’和‘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路线’”。第一组决定性因素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它指的是“除了对工人的压制之外，监管，特别是对金融的监管都被解除了”；第二组决定性特征是美国经济所特有的，它涉及“非金融企业资本积累下降的趋势，家庭消费的增长(特别是高收入阶层)，家庭和政府债务的上升趋势，日益增多的外贸逆差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经济的融资”。[24]杜梅尼尔和莱维认为，结合上述两种因素及其影响就可以解释美国的金融危机。

　　帕利借助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从新自由主义模式对劳工影响的视角，阐明自由主义制度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帕利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通过“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小政府和充分就业的摒弃”，[14]削弱了工人的地位，开创了一个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的时代。很明显，帕利的分析模式带有一种“消费不足论”的色彩。

　　彼得•高恩则是从美国资本主义的总体上去寻求危机的根源，强调管理者的罪责。他认为，“在金融上层建筑与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表层区别之间存在着一个合理的、辩证的内核”。“危机应该理解为一个相对融贯的结构，即我们称之为的‘新华尔街体系’产生了危机。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过去二十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华尔街的经营者与华盛顿的管理者之间异乎寻常的和谐。”[5]

　　比伦特•格卡伊和雷达尔•惠特曼则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层面分析金融危机根源。他们指出：“对当前危机的理解包含着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其一，新自由主义是危机的意识形态源头，它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危机管理工具；其二，全球体系内，政府之外的驱动力的快速演化，极大地削弱了各国政府遏制危机的能力。”[17]

　　上述观点尽管不同，却都反对主流经济学家有关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偶然性”或“外在性”，强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于新自由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必然性和内在性。古格列尔莫•卡尔切蒂明确指出：“金融和投资危机的根源应该从实体经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去探寻，而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那样，颠倒因果关系。”[25]

　　2.利润率下降论

　　利润率下降论的基本观点是：平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状态的指示器，这是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一原理的核心点就是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竞争性，强调在资本积累的冲动和价值规律的驱策下，所有资本家都倾向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牟取更多利润，这种行为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升，从而使得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持这一论点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戴维•麦克纳利、罗伯特•布伦纳等。

　　克里斯•哈曼在他的著作《僵尸资本主义》③中，对过去90年间资本主义的轨迹和变迁作了论述。他所论述的，并非是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和财产形式，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哈曼反对将制度简化为特定的体制和法律形式，因为它们是变化着的，理论的分析应该着眼于在变化的体制和法律形式之中相对稳定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的目标和进程，如资本积累的冲动、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论等等，以及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26]哈曼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称之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并指出：“马克思声称，作为剩余价值源泉的生产性的雇佣劳动力的增长滞后于积累的进程，剩余价值相对于投资的比例，即利润率就趋于下降。当利润率降低，投资的刺激不足，就会导致积累进程放缓。其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愈是老化，衰退就会愈加深刻。”[27]对于当前的危机，哈曼明确指出：“危机的根源实际上在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盈利能力降低的压力”。“危机可以被看作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及其抵消趋势’的产物，并且它所提供的抵消趋势的影响极为有限，从20世纪80年代起，低水平的利润率得以提升，但是它完全没有达到足以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产生的一切从而推动积累所需要的规模。”[28]

　　安德鲁•克里曼也是从利润下降这一路向去寻求当前危机的根源，不过，在对美国利润变动趋势的描述上，他与克里斯•哈曼的观点不同。具体来说，哈曼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利润率有一定的恢复，而克里曼则通过对经济分析局数据的分析，指出：“‘二战后’的整个时期里，利润率是持续下降的，至少美国的公司部门是如此的(但是名义上的利润率没有下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暂时处于稳定状态，由于这个时期通货膨胀加速)”。[26]克里曼还强调：“资本通过危机起破坏作用”，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这种“破坏”不单单指有形资产的破坏，而且还特别指资产价值的破坏。“资本的破坏一方面是经济衰退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破坏是通向未来繁荣的关键机制”。基于这一认识，克里曼断言：“当前经济危机，实际上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没有破坏到足够的程度。除非资本破坏达到足够的程度，否则不会产生新的、持续的繁荣。这是因为资本的破坏能够修复盈利能力；如果缺乏足够的资本的破坏，盈利能力将会持续走低”。[29]与此同时，克里曼也指出资本的破坏作用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能够为新一轮的繁荣奠定基础，但是大量资本的破坏也可能会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威胁。

　　在当前金融危机根源的探究中，利润率下降论是有优势的。因为它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出发来寻找问题，并通过对利润率下降的关切，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金融迅速扩展和工人工资停滞(利润挤压)，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信贷的膨胀(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当然，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对利润率下降论提出了质疑，其中最主要的有：(1)米歇尔•于松提出应对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加以区分；(2)《每月评论》学派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表现出来的是“剩余价值上升趋势规律”，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不能直接应用；(3)部分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不能解释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等等。

　　3.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

　　与利润率下降论对危机的分析侧重于生产领域不同，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则更倾向于从交换和流通领域分析危机。严格地讲，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鉴于“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将其放在一起分别予以论述。

　　消费不足论的理论源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思想，后者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即潜在于商品中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得以实现。这一论点的核心是对单个资本循环的分析，即商品只有在被消费者购买之后，才完成了其循环，实现了资本的增殖，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商品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是分离的。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持消费不足论观点的学者，与其说是着眼于流通领域，不如说更关注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资本家占有和分割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结构。

　　安东尼奥•卡拉里将当前的危机称之为“消费不足的危机”。他认为，寻求危机的根源不能停留在2008年的金融泡沫的破灭上，对危机的理解，应该主要以对“真实”力量(“阶级”进程)的分析为依据，而不能以对金融“炼金术”的调查分析为依据。他指出，这些力量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美国工人阶级盘剥的加重、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实际工资停滞、生产率提高、美国家庭的劳动参与率更为广泛和深入、不断增长的剥削，这些都为消费不足的危机创造了条件。[21]

　　理查德•沃尔夫认为，今天的危机深深扎根于之前125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1.3％)滞后于劳动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2％)。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工人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其主要原因是：(1)计算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2)美国企业为了应对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市场竞争的压力，产品生产从美国本土逐渐迁移到国外低工资的区域；(3)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谋求有偿的工作岗位；(4)移民数量不断增长。面对这种境况，工人阶级采取了两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消费：其一，更多的家庭成员投入到有酬劳动之中；其二，依靠家庭债务。前者增加了劳动后备军的数量，导致了普遍工资的进一步削弱；后者的则加重了对工人的盘剥(利息)。也就是说，两种解决办法使得工人阶级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沃尔夫义正言辞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前危机的根源提供了以下论断：(1)自20世纪70以来，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结束这一严酷现实引发了债务依赖的繁荣；(2)资本家所得到的正是工人失去的。”[30]

　　生产过剩论者反对把消费不足作为危机的原因。古格列尔莫•卡尔切蒂提出了这一反对的理由。他认为，“消费不足与危机之间关系的争论可以概括为：首先，较低的工资确实会导致消费不足，但是它增加了平均利润率，即便是在最大值没有实现(最大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情形下；其次，它看起来确实导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危机)，因为它总是与较低的利润率同时出现，这是危机的表现。因此，消费不足应当是危机的结果而非危机的原因。危机不是由于使用价值的消费减少所致，而是由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降低。”[31]

　　但是，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消费的相对不足确实会导致生产过剩，但这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更多的不是消费的相对不足，而是生产的绝对过剩。基于这一事实，生产过剩论对消费不足论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消费不足并不是导致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生产过剩的制度性根源是生产能力的过剩，即社会总资本相对于剩余劳动价值的过剩。其二，消费不足论假定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其三，消费不足着眼于产品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它是资本主义的经常性现象，不能用以解释危机。如果认为消费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国际理论家)，那么就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并将它们作为同一现实的不同表现。其四，路易斯•吉尔和克里斯•哈曼主张区分两种过剩，即消费品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危机阶段所导致的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由此可见，消费不足论与生产过剩论并不能被简单地统一理解为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之间的失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放置于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总体中去予以把握。

　　4.过度积累论

　　大卫•哈维、福斯特、麦克切尼斯、戴维•麦克纳利等人，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视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由此而提出了过度积累论。

　　大卫•哈维指出，目前的经济危机源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过度积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过度积累”引发了对资产价值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对生产领域的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金融市场具有庞氏特征。哈维认为，资本家们总是生产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必须保持年增长率达到3％。而问题在于如何实现3％的增长，现实中存在着实现这种增长的诸多障碍，其结果是过度积累。在此意义上，哈维将“过度积累”定义为“资本家无法为可支配的剩余资本找到出路的状态，无论是由于劳动力的限制，还是市场的限制，抑或是资源、技术和其他限制”。[13]

　　福斯特声称自己持“过度积累”论的观点。[12]他遵循《每月评论》学派的传统，围绕“垄断”(而非“竞争”)“停滞”“经济剩余”④“积累金融化”等概念展开了对当前危机的分析。首先，福斯特赞同巴兰和斯威齐称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是停滞的论断。“对于垄断企业而言，积累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为巨大的并不断增长着的可支配的剩余资本找到充足的投资渠道。由于缺乏新的历史因素来增加投资渠道，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资本积累的进程趋向于停滞”。[32]其次，他指出“当今发达经济体资本积累的根本问题源于高度的垄断和工业的成熟所导致的深度停滞趋势。实际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被更多地产生出来，超出了投资和消费有效地吸收的范围，从而把经济推向了缓慢增长的状态，其结果是，积累越来越依赖于特殊的刺激因素”。[12]这种特殊的刺激因素即金融投机。再次，通过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产与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福斯特分析了积累金融化的趋势，指出，金融被看作是剩余资本的投资场所，金融投机和债务虽然能够刺激经济，但是无力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产生深远的、灾难性的副作用，结果就是停滞一金融化的困境。接着，他指出，停滞和金融化的共生关系使得“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在每一次金融出现问题都被迫介入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免金融上层建筑的整体崩溃和容易滞胀的经济遭到削弱。这就导致了金融体系长期地、逐渐地失去管制”，[2]金融泡沫不断膨胀。最后，当金融泡沫高速膨胀到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如前所述，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的利润来源和基础)的时候，泡沫的破裂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即是说，资本主义长期停滞状态下的金融扩张更像是资本主义崩溃前的盛宴。

　　约瑟夫•库拉纳在对《每月评论》学派的分析中，提出了三点批判性的意见：第一，对《每月评论》学派而言，危机被视为消费不足的结果，相反，消费不足(生产过剩)最好被视为危机的症状而非原因；第二，《每月评论》学派的传统过分强调停滞的趋势；第三，《每月评论》学派假定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垄断而非竞争，价值规律因此被置于次要地位。

　　大卫•科茨认为当前的危机不是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而是积累结构型危机。首先，他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对危机的分析所运用的是一种“修补性”的方法，非常接近于主流经济学家的“危机外因论”。因此，他寻求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作为替代性的方法。其次，他指出每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都是一套旨在促进资本积累的长期而又连贯的体制，当制度下的矛盾加剧，无法促进资本积累的时候，就会引发长期的结构性危机。最后，通过对当前危机的考察，科茨指出，“三个因素的发展——日益增长不平等、一系列巨大的资产泡沫和投机的、高风险的金融部门——共同作用导致了2007～2008年的严重的积累结构型危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产泡沫引发了投资过剩，金融危机恶化了这一状况”。[33]

　　5.比例失调论

　　比例失调论是由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提出的，其初衷是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持的消费不足论的批判。他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无需向其他地区渗透，也可以维持资本积累的正常运转，只要投资可以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分配保持适当的比例。因而，危机的爆发只能是源于不同部门之间发展的比例失调，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资本家的分散决策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使得整个社会生产比例失调，社会再生产不能继续进行，最终爆发经济危机。

　　沃勒斯坦认为，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无止境地追求资本积累是最高原则，积累资本的唯一方式是在市场上谋取利润，因而，对于所有的资本家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相对于商品的销售价格，他们如何生产出低于，甚至是远远低于这一价格的产品，这样一来，产品的生产成本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近三十年产品生产成本进行分析，沃勒斯坦指出，人员成本(相对非熟练的劳动力、中层干部和高层管理者)、投入成本(处理有毒废物、更新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税收成本(各种政府的税收、非法的税收)这三种基本成本作为产品销售价格的一部分，它们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从而使得产品中获得的剩余价值量受到了极大的挤压，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体系极大地偏离了平衡，波动性加大。[34]

　　保罗•考克夏特和戴夫•扎卡里亚通过对盈利能力和稳态率、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等要素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失衡，而这种失衡则是由非生产性开支(特别是金融化)不断增长的趋势所造成的⑤。

　　对于当前的危机，比例失调论从多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从金融体系内部来看，债务水平的快速飙升、虚拟资产的高度膨胀和金融机制的混乱不堪，体现着金融内部结构比例失当；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朝着一种积极的更具生产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化过度膨胀之后，其愈发具有掠夺性和投机性，最终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失衡，引发了当前的危机；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产业之间的布局，全球收支和财富的分配等等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然而，对于比例失调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所要求的资本的流动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只是资本主义的应然而非实然的状态，现实的资本主义因其固有的缺陷，是一个非平衡的动态系统。除此之外，比例失调并不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只要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可承受的范围内，暂时性的或局部的比例失调能为整个社会生产进程所容纳。因此，比例失调只可作为危机的一个可能性因素，结合其他要素共同阐述危机爆发的原因。

　　总的来说，以上各种理论尽管对当前危机的分析的理论立足点和侧重点存在着不同，但都是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视为危机趋势的根源，并由此来说明危机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从而证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主义成为了自身发展的限制和敌人。因此，要彻底杜绝危机的发生，就必须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 何萍 骆中锋。来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