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申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共产党人不久就认识到，在一个处于残暴的军阀力量统治和掠夺下的国家里，纯粹的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事件的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镇压和摧毁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远比组建这些组织要容易得多。 共产党人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革命或称为“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联盟于1924年1月正式建立。苏联向广州的国民党提供了武器、金钱、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其目的在于建立一支现代军队进行北伐以最终统一和解放中国。而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则只是精神鼓励和政治劝告。P28 但是，中国需要的决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它需要革命的深入发展。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的社会阶级和团体给予了“民族革命”以激进的推动力，它远远超过了构成国共联盟之基础的那些有限目标。在城市里，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反抗早期产业主义的非正义。在农村中，农民组织起来(或被组织起来)推翻传统的地主阶级统治。而那些己被政治化并被组织在现代政党内的激进知识分子则热切地投身于这场群众革命运动之中、并且他们也能够领导这场运动。正如1925-1927年间的大革命高潮所表明的那样，所有这些力量是不可能被限制在“民族”革命甚或更宽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范围之内的。 但是，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还在于或主要在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生活在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城市并在外资工厂或外国人管理的工厂中劳作的工人看到，剥削是与外国人密切相联的。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压迫与外来的压迫的结合，使得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战斗力。 到l925年中期，在广州所在的省区亦即国共联盟力量的主要军事政治根据地广东，就有5 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在两年时间里，广东农民组织的成员增加了4倍，农民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其他省份。这里面当然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反帝的情绪，但是其主要动力是来自对社会正义和经济生存的根本要求。 正如五卅运动导致了国民党力量的急剧壮大一样，五卅运动也同样引人注目地增强了国民党的同盟者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人数不超过100人，到1924年也不过增加到500人。但到了1925年年底，由于在此之前的6个的群众激进化，共产党宣布自己已有2万名党员，而到了1927年上半年，党员只人数又几乎增加了2倍，达到了5.8万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更加庞大，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它吸引和组织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此外，主要负责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共产党活动家对这些新的群众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他们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而且，在国民党自身内，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新军中，共产党人都占据着重要的职位。 在1927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当国民军在对中国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征讨中取得节节胜利，从面显示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之时，群众革命运动也发展到了其最高峰。而国民党的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与群众的社会革命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当蒋介石获得其摧毁群众运动、抛弃其俄国施主和共产党同盟的军事实力(并得到上海上层资产阶级财政上的支持)以后，这一冲突爆发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共产党人从其毁灭性的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些教训指导着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正是依靠其在军事上的优势，在1927年击败了共产党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出一个新的著名的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蒋介石在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之前就已实践了这个原理，但是，毛泽东吸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因而他是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毛泽东还认识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种“统一战线”战略，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要否定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他们现在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其后，他们又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作了新的估价。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现在共产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尽管那种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一再强调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受这种教条的束缚了。 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并不比19l7年的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少多少，政治战斗力也毫不逊色。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性、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精神、是20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此外，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场伴随着强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可能性。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山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经验，因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并在行动上依靠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出现一个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果断和远见卓识的领油，因而他们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势提供的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怎样地不情愿和出于无意，他们都接受并执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从而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19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诚然，在1927-1928年J间，国民党军队北伐的胜利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尽管它是建立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之上的。但是，南京的新国民政府没有为城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任何推动力和机会，尽管资本主义是其政权的基础。它在农村则力图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将权力建立在传统的地主豪绅的现存地方势力的基础上。因而即使只把国民革命当作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是表面的和不完全的。因为“国家统一”并不是建立在消灭军阀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与中国北方较为强大的各军阀武装结成不同的、脆弱的联盟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独立”则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并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人肩上。 所以，仅仅是“我们还活着”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成为一件含有重大心理意义的事情。它还产生了伟大的政治结果，因为它不仅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而且还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智慧的合理性.实际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这种建议似乎并无不当――产生于长征。毛泽东像先知一样把红军的幸存者带出了荒原。尽管陕西并非理想之地，但后来革命的不断胜利将会实现毛泽东的预言，证明他的政策的正确性。虽然人们在延安时期还没有发现像在近几年所看到的那种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更为极端的崇拜形式，但是，某种神秘性和敬畏感已经在他的名字和他本人的周围萌芽生长。 毛泽东早期的(并为他一直坚持的)思想倾向是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信念，即历史(以及发动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观念、意志)和人的行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个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 因此，在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中并未表达清楚但却为毛泽东主义的实践所阐明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载体是那些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人，这些人独立于任何社会阶级而存在，他们既不依赖无产阶级的实际存在也不属子农民阶级。革命精英(党及其领导人)在思想上坚定地把握着社会主义目标，并引导群众运动去实现这个目标。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意识”是潜在地为作为整体的“人民”所固有的意识，因为所有的人民都有可能进行为获得真正的无产阶级精神和社会主义世界观所必须进行的精神改造和思想改造(通过革命行动)。 为毛泽东主义者所着力赞扬和高度评价的延安传统，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开。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在政治领域中有减缓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统治形式的发展的群众路线原则的实践;“精兵简政”运动;为适应地方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政提供条件而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以及要求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下放”、“下乡”运动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缩小〔即使不能消除〕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裂缝，它们反映了毛泽东长期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时，这些措施也是其后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大概都不会想到、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的革命力量会组织起来包围和制服不革命的城市，而城市工人阶级只是消极地等待着农民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然而，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全主义改造的步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后来，毛泽东主义也正是这样来赞扬和评价延安传统的。延安时代要求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对于在中国传统上特别明显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它同时证明了，毛泽东主义决心要消除这种分离。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20世纪其他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 1949年的胜利奠基于其上的延安10年的历史和经验，加强了毛泽东关于精神力量高于物质力量、人的因素优于机器的因素的信仰;坚定了他关于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的信念;同时它还使毛泽东认识到。思想上精神上的团结比由任何官僚组织提供或强加的人为的团结更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大规模的群众社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积极地卓有成效地支持和参加了这场革命，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来与通常的“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历史模式完全不同，正是这一点，使得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重要性。而所谓通常的模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当革命者成为统治者以后，革命便寿终正寝。一旦新的社会统治者着手处理革命胜利后的种种棘手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伟大目标便被象征性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新的统治者与旧制度的传统和残余势力相妥协，并有意无意地使历史进程背离自己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的理想和希望。在这种为人熟知的革命历史的模式中，革命的乌托邦目标转瞬便成为空洞的仪式，以便在革命胜利后的时代里出现的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合理化。 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被拿破仑的专制政权和官僚保守主义弄得面日全非。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和保守的官僚政治的另一种统治形式则败坏了俄国革命的承诺。从巨大的革命动乱中产生的社会完全不同于它们所取代的旧社会，但是它们也完全不同于革命者最初设想的那种理想社会。这样，人们便不无道理地广泛使用“热月”、”波拿巴主义”这类术语来描述革命的生存周期，因为，一般说来，革命胜利后的主要历史进程是以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化为特征的，它与革命所允诺要实现的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些微相似之处。革命理想的仪式化进程和革命动力的普遍衰减，是研究革命的学者都极为熟悉的现象。人们常用一些熟悉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克兰•布兰顿很久以前就曾把“热月反动的普遍性”这一术语用来指称支配革命的生存周期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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