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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工友之家”与被逼迁的劳动者空间

2016-12-30 13:13| 发布者: 燧鸣| 查看: 1341| 评论: 1|原作者: 燧鸣|来自: 原创

摘要: 几日前,笔者与几位好友一起走访了“逼迁旋涡”中的“工友之家”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其实是笔者第二次来到“工友之家”),在与外出组织巡回演唱会的孙恒联系后,我们前往离北京市区50公里远的皮村“工友之家”,也得到了在寒冷的主阵地坚持的“工友之家”工作人员路亮兄弟的热情接待。 ...

走访“工友之家”与被逼迁的劳动者空间

——天时人事日相催,工友何处可为家?

 

燧鸣

 

该说的好话,早已说过了千百万遍;

该陪的笑脸,也已化成墙上的相片;

欢歌锦旗,难掩你的格格不入,

和谐气象,可洗去你心中的愤懑?

这是你的家,这是我的家,

这终不是你的家,这终不是我的家,

在皮村,你就是个“屁”,

 “工友之家”要搬家了,

“工友之家”该搬家了。

年关已到,工友何处为家?

 

“京城居大不易”。皮村“工友之家”被皮村村委限期搬迁的消息已在网上传了两月有余,从上门恐吓高额罚款,到停电挖沟相逼,直至12月29日,朝阳区当地金盏乡与皮村两级机构“协调”了公安、城管、联防、消防武警、工商等数个部门数十名“制服男”上门砸锅炉,断取暖;“地主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将“工友之家”清理出皮村。

相关信息可见“工友之家”机构官方微信和主要参与组织者孙恒、吕途与王德志等人的微信报道。腾讯新闻29日下午发布“皮村工友之家取暖锅炉被砸紧急求援”一文上线阅读量过万,未久已经被删。

工友之家最新拆迁消息发布:


“工友之家”十月被逼迁,几经波折到委曲求全(包括曾向皮村村委表态愿意接受数万元的违规处罚),再到十二月“工友之家”被迫将相关消息公开披露给媒体,迄今为止,在各类媒体和网络上为皮村“工友之家”声援的声音不可谓不强,从新华网的“打工春晚”主创基地面临搬家 因土地纠纷被退租”到观察者网刊登李晨所写的“给打工者办春晚的NGO为何被逼迁?志愿者这样说”;从网易新闻的“中央党校副教授:皮村工友之家,点燃梦想的地方”到四月网转载吕途的“工友之家靠大家:朋友圈留言集锦”等等。

 

初略计算近一个月来,一线新闻媒体与网站的相关报道已经不下两百余篇,《中国青年报》、腾讯新闻、澎湃新闻的连篇转载(不过看来腾讯新闻与澎湃新闻显然由于某些原因,已经将近来刊登过的“工友之家”被逼迁的新闻做了整体下线处理。)

 

更不必提及在微信朋友圈、微博、博客上的种种新闻、回忆与声援、深度分析的报道,包括学术圈知名学者的关注,例如温铁军的分析(工友之家被逼迁与基层债务的“成本转嫁”), 汪晖的感想(关于工友之家被逼迁的一些感想)等等。雾气重重的冬夜,一个劳动者的自组团体的遭遇能有如此密度的新闻报道,已经不可谓不“惊动京师乃至全国”。但是,该来总是还要来。

几日前,笔者与几位好友一起走访了“逼迁旋涡”中的“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其实是笔者第二次来到“工友之家”),在与外出组织巡回演唱会的孙恒联系后,我们前往离北京市区50公里远的皮村“工友之家”,也得到了在寒冷的主阵地坚持的“工友之家”工作人员路亮兄弟的热情接待。

来自山东矿工出身的路亮兄弟热情好客,待人坦诚,刚刚陪同完两拨前来声援与慰问的朋友,又接着陪同我们再次参观了大院里的博物馆、电影院、同心互惠商店,在略显破败与建筑里,还给我们讲述了他当年下煤矿的经历与如何从认同到参与“工友之家”活动呢的。而“工友之家”坚持数年来为周边和全北京的务工人员们提供了尽可能便利、免费(廉价)、全面的文化与艺术服务。

 

由于供电已经被皮村当地村委切断,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勉强维持运作,在柴油发电机的轰轰作响中参观“打工艺术博物馆”更是别有体会。这些简单有些甚至粗糙的陈列与展示本身具有特定的生命力,反映恰恰是30多年,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那些年轻的中国男女工人们如何成为工人,如何经历与思考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如早期南方工人生产事故的各种简报、纸质女工的立像,这就是亿万普通中国劳动者数十年来的生活剪影。

 

之后我们参观了同心互惠商店的货品陈列,正好同行的几位伙伴中有几位都当初在校学习时曾经参与过协助“同心互惠商店”的衣物与书籍的收集工作。接着是参观已经斑驳的工人影院与表演舞台,墙上志愿者学生们创作的大幅壁画很富含创造力与社区自建的意味,这是我们共同的空间,我们在此共同表达我们对生活的美好渴望。

 

当我们即将离去之时,路亮兄弟也颇为漠落地说道,这样断电断路,恐怕“工友之家”的新年联谊活动就只能取消作罢,而最终“工友之家”在皮村的项目与住宿点也只能迁入远在山区的平谷同心文化教育基地,那里离北京市区有近百公里之遥,更像是不知魏晋的“避祸之地”。 

位于京东的“工友之家”成立十多年来,也走过了艰辛曲折而成果累累的十余年。从最初几名外来热血青年(以孙恒、许多、王德志为初始)在工地上为劳动者自娱自乐表演节目,到如今不仅拥有“新工人艺术团”,还建立专门为打工者及其子弟服务的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工人大学(平谷文化教育培训基地)、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等数个颇有影响惠及普通劳动者的项目,并且得到一众学者和官方机构的支持。在北京本地的基层草根社会组织中,“工友之家”可说是与官方合作最为融洽,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典型;与之交相辉映的就是位于京西的“行在人间”在西北旺冷泉村的希望社区项目,这也是一个得到政协和相关民政部门多次点名表扬的基层外来务工人员与子弟互助项目。

 

“工友之家”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官方网站自述成立于2002年11月是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注册、审批的非营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也是国内致力于打工者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与改善的民间自组机构“工友之家”的愿景提倡互助合作、团结友爱、立足社区、奉献社区,为促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服务

 

“工友之家”曾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打工青年艺术团(新工人艺术团)曾被国家文化部、中宣部评为“全国服务农民先进集体”2016年3月22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期间,新工人艺术团曾在通州的国企建筑工地为与会的各界官方代表、专家学者与进城务工人员代表表演了文艺节目,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资深艺术家、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也应邀参加了相关活动

 

“工友之家”和新工人艺术团最有影响力的年度节目就是从2012年开始举办已经连续举办5年的“打工春晚”,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参与主持,由“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组织策划,而且先后得到团中央、朝阳区文化局等官方机构的支持,每届春晚节目在网络上的传播与点击量达数万次乃至十余万次。

 

北京房价、地价连年飞涨,普通劳动者越搬越远,为劳动者服务的场所也只能越搬越远,但京畿重地皇城根下也只有像为特定群体服务的“保利俱乐部”和“昔日公主外嫁的太庙”才能相得益彰。

 

在参观“工友之家”时,我总能想起曾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参观过的人民宫(Peoples Palace)和北欧国家今天仍然广泛存在(虽然也已市场化和商品化的)“人民之家”(Folket Hus)。它们建立之初的宗旨就是“为所有人民永远开放的劳动者感情与记忆驻留之地,是充满欢乐与想象力的人民宫殿。”

 

在上个世纪蓬勃兴起的世界各地众多的“人民宫”与“人民之家”中陈列着当地劳动者如何建立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记忆(图片、实物、工会的旗帜与口号),是工人们学习、成人教育、娱乐、休闲、讨论、讲座与集会的场所。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人民之家”与“人民公园”曾经还主动为190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场地。这些“人民宫”与“人民之家”本身在劳动人民生活、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的凝固的记忆。而中国1949年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为满足工人文化与精神需求的文化宫与工人俱乐部在神州大地日益遍布,其实早在革命时期,但凡中共只要能发挥影响力和建立基层政权的地方,必定会组织各种面向工农大众的文化与娱乐活动,可追溯到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与战争时期伴随一线部队的文工团。

但自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全面市场化,政府逐步切断财政投入,1990年代后各地的工人文化宫或者全面商业化成为歌厅、舞厅、游戏房,或者索性成为场地出租方,而京城最著名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本是革命后由明清两朝皇室的“太庙”改建而成,如今再次变成了少数人用来显示家族背景与血统纯正的“太庙”,而且日常运营中强调其“太庙”特征有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则越来越少,甚至有人呼吁索性恢复“太庙”。失去了劳动人民特征的社会,也使劳动人民失去自己的社会空间。

唱即所想,舞即所行”,这是新工人艺术团与孙恒等人一贯的主张, 这也是他们广受普通劳动者欢迎的一个根本原因。“艺术来源于劳动、艺术源于生活”,也只有在“劳动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当所谓的“艺术”脱离劳动与劳动者,不再面对现实之时,也即失去其自身。在资本主义异化人的同时,也异化了人创造的艺术,艺术本身也成为了资本进行“异化”控制的媒介与市场中的“商品”,“大众的表达”成为了对大众心理的奴役。只有劳动人民自发的创造并来源于其生活和劳动环境而不可分离的“表达”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艺术”。

 

关于“工友之家”为何遭遇“逼迁”,而且必须赶在2017年新年前被扫地出门的原因,众说纷纭,我们也不必做妄自猜度,当温铁军老师能够上书直达朝阳区区委书记之时,当2017年打工春晚还在紧锣密鼓地安排之中,当平谷的文化教育基地仍然是大本营之时,显然总有照片可以拍,总有电话可以打,总有希望的程序可以期待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2017年北京要完成人口上限控制的九个城区中就包括皮村所在的朝阳区,而且2016年已经完成了近10万人的“疏解工作”。我们也知道作为城边村的皮村里已经鳞次栉比地建了各种商用和自建公寓楼,这些商业用地带来的回报肯定数倍高于将一个原本的大杂院租给“工友之家”从事如此没有商业竞争力的活动。 虽然在皮村工业区周边的务工人员如此需要“工友之家”这样一个能承载他们“记忆与想象力的空间”,以此来证明他们为这座大都市的兴起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与代价,和他们在此间的生活的记忆。

 

但是,正如“工友之家”所服务的主要对象,外来务工人员与其家属在大都市中的日常遭遇一样,他们的孩子无法与本地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与欢乐的待遇,他们虽然是那些金碧辉煌的大楼与机场等摩登建筑物的建设者、维护者与清扫者,但这些空间与他们自身的生活并无太多交集。而服务于他们的“民间社会组织”,即使如“工友之家”般“成功”,也自然与帝都的风格如此格格不入,注定成为随时可能会被扫地出门。

 

如果在一座城市里,只能见到“保利俱乐部”这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会所,而看不到听不到普通劳动者的欢笑与歌唱,那么这座城市注定不会是“人民的城市”,而失去人民与人民记忆的城市,也将失去其成为城市的意义。

 

但是,我们知道人民总要发声,无论是欢乐的歌唱,还是愤怒的呐喊;但无论他们是歌唱还是呐喊,他们总要夺回自己的空间与自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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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燧鸣 2016-12-30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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