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十九）
把流波给《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一文按语做为引读：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 带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 退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 还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 示，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 、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关于张国焘路线
4、《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一针见血。《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指出“在甘南，国焘同志主张西进（至青海甘西），在全国红军会合后国焘同志私自调动部队渡过黄河，向甘西 退却，同样说明了国焘同志直至到达中央前还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完全概括了张国焘再次北上后的主要“使命”，但说“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是因为你中央没有在组织上给予他相 应的政治处分，相反还处处迁就于他的结果；《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做出“张国焘路线的向西退却，使红军受到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减弱了抗日的主力，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的结论，充分说明了因张国焘为主的因素造成的“西路军”失败的性质和后果，但不够严厉，因为相当于当时红军主力三分之一的力量，在河西不到几个月就稀里糊涂折腾完了，是和他分裂 红军、分裂党中央率军南下折腾性质、恶果是一样的，只是当时阴差阳错他没来得及过河去，过去了同样会上演他的所思所想，结局还是以损失红军、革命为代价。《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 大纲》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认为“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 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其中指出西路军“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但“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这是一针见血的，是讲到了点子上，道出了西路军 真正的现实所在和必然失败的原因；但由此埋怨他们“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有些勉强，是因为当时的中央没有彻底揭露张国焘路线，没有从组织、政治上给予张国焘相应的比较严厉的 处分，由此，也就必然影响到他们正确的、积极的“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总结“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 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样的结论是非常正确和富有哲理性的。因为就当时来说，张国焘有相对“强壮”的四方面军借助于他在党内的老资格并一贯的军阀作风和野心，当张国焘“九 九密电”已经显露开始行动后，毛泽东、中央能胜利“脱离”于张国焘的裹胁已经是天助大幸，由此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是必然；虽然经过年把的折腾，南下的失败，诸多因素又 逼张国焘北上，但中央始终对张国焘有所顾忌，而毛泽东当时在中央的尴尬地位也使他对张国焘错误发不了狠力，整个都是迁就于张国焘，这又激发了张的野心和军阀作风，这个朱德深有体 会，与之打几天交道后的彭德怀就怒火中烧了；总之，沸腾于张国焘血液中的邪念、野心必然借力勃发出来，而四方面军始终是他最好借力的“武器”，就是没有这样的“西路军”的形成至 失败——当然这确实不是张国焘所希望的——张是想西路军能在那边打出地盘来又是紧靠苏联的——毛泽东说他想借此再与中央讨价还价，也可能就是四方面军与中央会合后，张国焘又将继 续持四方面军“节外生枝”开始新一轮与中央、毛泽东的较量或失败或达成又一次的妥协，总之是必然要有一个结果的，所以说能得出“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无疑“同时也证明 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是深刻辩证的，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所能及时洞察和总结，而讨论大纲做出了更细致的述说。
5、西路军在河西的表现又深受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而导致其必然失败。按正常的中央计划、安排，适时派往河西的也应当是红一、十五军团，因为打通远方获得苏联援助是毛泽东 、中央已经部署的赋予他们的职责，他们才应当是已经计划、安排好的“西路军”，而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可以说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是张国焘借执行宁夏战役却破坏前委部署与四方面军总 部生下的“私生子”，中央无奈给了他们请求的户口——“西路军”。1936年6月2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关于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毛泽东交待了要把任务交给一、十五军团担负；同时分析 了红军接近苏联的线路和时机，指出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二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或夏秋或冬天；同时强调，“无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 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17页】
前面做过分析，过河部队除非是只从河西走廊通过，红军又有一定数量和实力，一路到新疆去了，也许马匪不会拼命与红军作战。但问题是，西路军面临的是不准进入新疆，况且就是一 般进入也是实行护照准入办法，这样一来，假如苏联是已经把武器摆在了甘、新边界，红军一溜烟似的过去取得了武器，然后回过头来打马匪，这就是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厢情愿；然 现实是，苏联前面是已经承诺从宁夏、绥远方向提供武器，也就是因张国焘、四方面军总部在借执行宁夏战役过程中刻意造成四方面军若干主力西渡黄河的现实后，中央亦向共产国际进行了 汇报，苏联也正好顾忌从北面给予红军帮助会引起蒋介石和日本人的不满时，才来改变说从新疆方向提供援助；而通过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实际交涉，中央已经明确告知西路军总部，苏联的援 助在近三个月内不要做盼头，要把战胜敌人、困难放在自身基础上先打敌歼灭战并建设好根据地，这是毛泽东、中央反复交待的，而最大限度的消灭马匪和保存实力是两者之中最为要着；但 纵观西路军在河西的表现，前面制定的平太古凉计划与其说是消灭敌人的部署，还不如说是过河后红军不想再执行北部方面作战而是想尽快脱离河东西去的设计，结果导致了九军在古浪重创 ；正因为没有谋划要消灭马匪有生力量，幻想西去取得武器——而苏联对红军的援助受到苏联远东政策的支配在西安事变后停止——而西路军若干领导这时只想快速向西，张国焘又予以支 持，至于毛泽东、中央的反复交待，除了在讨得西渡红军名号、组织机构的批准、要求中央归还建制等方面有所求外，其它你毛泽东、中央反正自长征路上以来也没实质性掌控过四方面军； 这样一来，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月余不仅没给予马匪歼灭性打击，反而是自己据守兵力分散，被马匪各个击破，又不愿东返，向西的念头还很足，放弃永昌、山丹根据地标志着西路军步入危 险边缘。在这里，张国焘错误在西路军根深蒂固的表现在西路军总部率军盲目向西深入，幻想西去顺手牵来苏联武器，在此之前不愿、不想与马匪大战，为此更没有了要如何调动敌人对其进 行歼灭战的思路，结果是处处被动被迫实施中央反复交待的不能打的阵地战、消耗战和反被歼灭战；无论中央、毛泽东怎么苦口婆心指示、劝导都是耳边风，这样一路向西到高台陷落，西路 军总部才意识到要东返，否则中央、毛泽东想要他们不要远去要他们东返是心里必然逆反的；高台失败后西路军只要坚决的东返，中央、毛泽东热切的盼望，是完全有新的光明前景的，结果 又神经出错又返西而去，前面反复说过，向西是断头路，无论自然条件还是其它都将预示着越往西深入越离死亡接近；当然，打破共产国际“不准入疆”的禁令，突入新疆，这当然就是后来西路军失败后左支队四百多人进入新疆的扩大版，如果那样，你把部队向西这样以这种无意义的残局折腾——不正好证明了实施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必然失败结果吗？而且每一次无论大小的失 败西路军总部就是不总结自己的问题，而是把解决问题放在西边幻想的援助和央求中央派部队过来援救他们——一直要中央归还他们四、三十一军建制，还嫌没把河东红军也折腾完——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极端严重和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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