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苦难，难忘文革

人间苦难，难忘文革

作者：郑华忠

    我的一生，出身贫寒，曲折起伏，既荣耀的登上过主席台，作过报告，又进过牢房，戴过镣铐。我真诚的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三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三次被抓捕进牢房，受尽人间苦难。回亿往事，感慨万千，尤为难忘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段历史。

      一、“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发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在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具体领导下成立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国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内江市(小市)委书记顾伟在市电影院，亲自接见和接受各系统、各单位的“破四旧、立四新”决心书，并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当时大肆推行反动的血统论一‘龙生娜、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官办红卫兵”，规定必须是“红五类”子女才能参加。“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一律不准参加。既不是“红五类”又不是 “黑五类”的称为“麻五类”，“麻五类”子女则只可参加“红战友”不得参加“红卫兵”。社会上则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高潮，市委利用官办“红卫兵”，到处抄家，打泥菩萨、封茶馆、烧戏衣、收麻将、收纸牌、甚至象棋也要没收。广场、门窗一律刷为红色，所谓“红海洋”。

    把“四类分子”戴上 “白袖笼”，上写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有的还要接受批判，游街示众，大搞“打死老虎”。并在工商联礼堂，开了“破四旧、立四新展览会”，展出抄家所没收的金皮带、金银饰、旧书，旧报纸等等。

    在我们二轻局机关，以党委书记沈有才为组长，党委委员为成员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用小组全体署名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郑华忠的反动诗词。”这原是在机关农场劳动期满，要轮换回机关时，在壁报上发表的“卜算子·咏梅词”。原文是““炎夏尤未去，春风己早到，绿波丛里摘棉桃，万朵棉桃笑，笑送故友归，喜迎新朋到，待到将来见面时，温柔怀中抱。”当时原意是:正值摘棉花的九月，我要被新来的同志换归了，想到将来机关农场收的棉花，分到我手里，抱在怀里时，该是多么喜悦和温柔呀。可他们却风马牛不相及的，歪曲上纲为:“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郑华忠却要欢迎他转来，蒋介石转来后，他就可三妻四妾温柔怀中抱了。”全机关同志也都跟着“文革领导小组”的导向，纷纷写出批判我的大字报，礼堂、过道全都贴满了。我的工作也被“停职”了，每天上班就去“刷红海洋”。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暂停了对我的批判。八月下旬的一天，党委书记沈有才在市委拿回了一份传单要我抄写后去贴在街上，大意是“重庆八一五把一个女同志周身扒光，头顶炉缸，站在汽车顶上，游街示众……”不几天沈又来对我说:“重庆八·一五学生要到北京告状，可能要路过内江，你赶快去把我们的大字报撕回来”，我奉命去办了。紧接着就成立了“机关红卫兵”，(即称胡子红卫兵)，只有党、团员和党委信任的人才能参加。他们的任务是在机关门口值班。如果有学生红卫兵来串连，就说“我们机关已有红卫兵，自己闹革命”不要他们进来。直到十二月份，有了周总理12.26讲话“要当众销毁整群众的黑材料”。局党委才被迫当众销毁了我和余思静、张敬德三人的“反革命材料”---他们原来准备送公安局要求对我们三人逮捕的材料。

1967年元月，上海一月夺权成功。内江市在北京、成都、重庆来内串联的大学生“红卫兵”的串联发动下，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在电影院门前搭台集会，批判了地委副书记陈天明，市委(当时的小市现在的市中区)副书记曹炎康，街上搭起了“大字报棚”“四方块”内展开了无数小团群众辩论。这时都坚持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批斗“走资派”也没有勾头挨打，也没有限制自由，会散即自由回家，街上的辩论，哪怕双方争的面红耳赤，最后也是各保留各人的观点和平离去，从未发生过武斗。

这时.我们二轻局党委的“文革领导小组”即自行解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党委秘书刘xx出面组织了“保守组织”、“机关造反军”，但只有党员和他们的“积极分子”才能参加。我们这些一贯受歧视、受压制的、历史有污点的，多次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出身成份不好的，爱向领导提意见的所谓“牛鬼蛇神”都不能参加。我们这些受压抑的人，不得不奋起反抗了。以共产党员、生产股长曾先柱(比较了解和同情我们)为首成立了与“保守组织”相对抗的造反组织《红五月》我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党委开火了。

      二、二月镇反

    我们成立造反组织后，写出“向顾伟(市委第一书记)轰三炮”的大字报，贴上了街，又展开了对旧党委文革初期转移斗争大方向。大搞群众黑材料，火烧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正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茶之时，突然刮起了“二月黑风”，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背着党中央，背着中央军委，个人盗用中央军委名义.发出了“镇反”黑信。内江军分区命令内江市、县将监狱腾空，预备大量手铐。准备大肆逮捕“造反派”，一时黑云密布，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1967年2月12日凌晨一时左右，我从街上辩论后回家，煮了面吃，刚脱衣服上床，即听见有人敲门，我问“那个”，答“公安局的”，我立刻穿衣开门，两把刺刀对准我胸膛，我退后几步，看见了两个解放军端着枪对着我进来，后面进来的是市公安局治安股长刘安辉、刘拿着一张纸念到“兹对居住桂湖街七号附七号的郑华忠，予以逮捕。内江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军”。我即用手去接，刘把手缩回去不给我。我说:“你们公安造反军是群众组织，那有出逮捕证的资格。”刘答:“你不管。”我说:“你们这样胡来，还有毛主席党中央啊!”刘安辉拿出一根细麻绳，我面不改色的两手一背说:“来吧!”刘即对我进行了“五花大绑”在押到出大院大门时，看见还有两个持枪解放军，在走到桂湖街到北街口时，又看见两个解放军。这时，两边各三个解放军，我走中间，刘安辉走后边。走到电影院门前时，有一个“红卫兵”要拢来看我，解放军把他挡回不准，听“红卫兵”说:“为什么不让看?”押进文英街市公安局内礼堂时，刚一跨门槛背后就是一枪托，把我打倒在地，并骂一说:“你狗日的还威风不倒。”我的头被跌破出血，解放军用脚踩着我背，解开麻绳重新对我“五花大绑”，并特意将我两手的毛线袖子抹开，用脚踩着背用力拉紧绳子，把细麻绳勒进了我两手腕的肉里，痛得我汗如豆粒，不久就全肿麻木了。仍让我双脚跪地，埋着头不准起来。这时，我才听见室内还有些人在呻吟。

二月十二日上上午九时许，与我同被抓的朱万良(机床厂工人)徐锦堂(沱动老工人)等20人被押到电影院门前的高梯坎上，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大黑牌，弯腰90度，实行“公捕”。在市公安局“造反军军长”x x x读完二十人的“罪行布告”(他们事先印好的)后，我们(20人)就分别被两个解放军押一个走“鸭趴路”从南街快步拖到东坝街“县看守所”。本来应押大西街“252”市看守所的为什么改押县看守所呢?因为到市看守所必须经过“沱江剧院”，可当日造反派正在“沱江剧院”开会批判原地委第一书记刘海泉，他们惧怕造反派要来“抢救战友所以临时改道。到县看守所时，全身已大汗湿透，两手浮肿麻木，解裤带都是看守所干事帮解的(因看守所内是不准系裤带的)。市文化馆的张万和同志因开过刀，跑不赢，就被拖着走，两个膝盖的棉裤被拖穿，肉被拖烂。

    当晚在县看守所内听到街上在游行，喊的口号是:“炮轰军分区，火烧黑司令。”我们心中都得到了很大的宽慰和鼓舞，知道造反派的战友们已在设法营救我们。在看守所内，二月十七日上午看到飞机来撒传单，但看守所干事把传单收起不让我们看。后来才知道是成都军区的飞机撒的。叶剑英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军委，个人签发的。镇压造反派的“公开信”。

    在后来出狱后，才知“2·12”的“公捕大会”后，解放军即围“东方红”剧院，要抓“现行反革命”，造反派手挽手，高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并打出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大幅标语，显示了造反派的英雄气慨，军分区武装部还用“包伙食、记工分”的手段把农村基干民兵(发了枪的)调来包围“东方红”剧场和协助抓“反革命”，解放军还开了枪，打伤了棉纺厂工人范国民和川剧团彭清寰。当场抓捕了上百名“现行反革命”。制造了内江的“2.12大惨案”。

    在县看守所关押一十多天后，又把我们20人转送市看守所。这个“市看守所与“县看守所”就大不相同了。押室的扦子用层板封死，中间的小风门也长期关闭，一个关押六七个人的室竟关了三十多人，六个人盖一床被盖，头挨着脚的颠倒睡也睡不下。有的只有睡地下，晚上起来解便后，就没有地方睡了，白天穿上棉衣，坐两排也坐不完。吃饭、解大小便都在押室内，臭不可闻，没有开水喝，没有报纸看，也不放风，每天就听市检察院的兰检查官在外面高声宣读抓“现行反革命”的布告。有内江也有外地的，一张布告少的抓两三个，多的抓二、三十个，他们不是“家庭有问题”、“历史有问题”，就是社会关系有问题。如果都无问题的“红卫兵”小将就写上“思想一贯反动”。彭还叫嚣说：“你们说抓多了，关不下了，老实告诉你们，还要抓”。后来，据不完全统计，内江地、市、县三级共抓了“现行反革命分子”高达六百余人。正如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的“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执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在关押四十多天后，在1967天四月底，被无罪释放回了二轻局、平反补发了工资。5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宣布了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崇礼也在梅家山广场为我们开了“平反大会”。出了“平反布告”。每个人都发了“成都军区的平反证”。我们机关的造反派组织也恢复成立了。

    三、筹备“手联社革委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内江地、市革委成立后，我们二轻局即开始筹备成立“内江市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革命委员会”(二轻局与手联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时“红五月”(即二轻局、手联社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勤务组决定由我具体负责。革委会成员候选人，采取“两上两下”产生，报市革委会批准。在第一轮由各基层单位提的名单中即有我，但我在综合下发再讨论的名单中，主动将我的名字删除了，可第二次报上来的名单中又有我。在我起草向市革委报的名单中，又把自己的名字删除了。市革委会副主任廖礼仁同志前来问我:“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我说：“我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进入革委会会影响新生政的威信，只要是造反派掌权，我参不参加革委会并不重要。”市革委会即同意了我起草报告，批准了手联社革委会的成立。这充分证明了，我造反并不是为了“削尖脑袋钻进革委会”的人。

四、反对“一刀杀三风”

一九七一年初，二轻局成立了“党领导小组”原市经委副主任张世礼调来任组一长，“革委会”即靠边站了。张借贯彻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新指示，在二轻系统刮起了“一刀杀三风”(即杀高工资风，杀高奖金风、杀高福利风)把矛头指向了上人群众。因为按过去习惯，人们都要赶做新衣过年。服装四个厂业务特别繁忙，工人们加班加点，工资特高，有的上百元(该行业的基本月工资为30元)张世礼召开四个厂工人开大会，会上宣布“超过基本工资15%的全部砍掉，归作公积金”。本来工资表已造好了，工人们都盼着领了工资，过个“闹热年”，这一棒把工人们都打昏了，有的还哭了。因此，也就不再加班加点，造成顾客到期不能取件，意见很大。张世礼为了“说服工人”就召开了“服装行业的工人代表座谈会”，会议当天我先问了党委成员、副局长胡忠华同志，我说:“张世礼不懂政策，难道你也不懂政策吗?”胡说:“我们党委讨论时就通不过，所以决定要我去向市委付灿坤(分管工业)书记请示，付书记听我汇报后，立即表示:‘你回去与老张说:不能这样做’。可是在我回来的路上就听说:他(指张世礼)己在大会上宣布了。”

在“座谈会即将开始前，有几个服装业的工人代表，来我的办公室邀请我去代表他们申诉，我出于同情支持工人弱势群体，与滥用职权的官僚作风斗争的义愤就答应了。刚一跨进会议室门，张书记说:“老郑，今天是党委召开服装业工人座谈，没有通知你参加。”这时，全体工人代表齐说:“他是我们请来代表我们的。”张世礼即说:“既然是你们请来的，那就请坐。”

    会议开始，张世礼讲话:“我们开展一刀杀三风是有充分的政策依据的，第一，毛主席最新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你们的月工资有的高达上百元，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应当予以限制;第三，我才在省二轻厅开了会，郭副厅长的报告就说了‘超过基本工资15%以上的应作为‘公积金’’;第三，地区二轻局最近一期简报，即介绍了荣县服装业的超过基本工资15%的即砍作公积金;第四，原市二轻局和劳动局报的，经市政府批准的《工资调整方案》明文规定，超过基本工资巧%的应作为公积金;第五，这次我们的‘一刀杀三风’是经过局党委通过，请示市委同意的。”张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我第一个发言了，我说:“张书记刚才讲的五条依据，一条也不能成立。第一，毛主席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难道是限制工人工资吗?工人的劳动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吗?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极大歪曲:第二，张书记知道，手工业的工资政策是党委管的，业务主管部门是不能自行制订和修改的，请问张书记，郭副厅长的报告，经过省委批转没有。张答:‘没有’。第三，张书记，你曾任“市委政策研究办公室副主任，请问简报能否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张答，‘不能’;第四，张书记提到的原市二轻局和市劳动局的《工资调整方案》，张书记是之后来的二轻局，不知道这个方案就是本人起草的。方案的原文是:‘工人的劳动生产定额，随着技术的提高，工具的改进，会有所突破和提高，为了保护工人的积极性，在突破后半年内不得调整，半年后可经工人群众讨论通过，报上级批准，作适当调整。’这里张书记偷换了概念，难道生产定额即劳动工资吗?这次服装业的高工资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吗?完全是加班加点延长工时，有的熬通宵，连吃饭都在案板面前吃，这与突破劳动生产定额有关吗?第五条，更是当面扯谎，盗用‘市委’的名义。请问在座的党委委员们(除胡宗华外，全部委员均在场)是你们一致通过吗?  ”〔无一人开腔)，胡宗华同志去请示市委付灿坤书记，付书记明确表态：不同意。

当时，张世礼气得脸青墨黑，哑口无言。党委委员二轻局副局长黄富江代表党委表态，“取消一刀杀三风，恢复原有工资制度。”这下可把“张克思”(群众对张之虚称)的颜面扫尽，也为我种下了“走资派”要蓄机报复的祸根。

五、“一批双清”

一九七一年，林彪发出了“批极左思潮”，“清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和“一碗水端平”指示。林彪在四川的代理人，上了林彪贼船的梁兴初，“以我划线”，搞起了批极左思潮，“清五一六”，“清三老会，(老红军·、老地下党、老干部)”的“一批双清”运动。

    这场运动中，正如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共中央(72)14号文件指出的是“省委个别领导人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混淆了阶级阵线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张世礼利用了这场错误运动之机，大搞挟嫌报复，反攻倒算。为了泄私愤，以“莫须有”的罪名，硬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残酷批斗，抓捕入狱。

    先是在机关搞小会追，大会斗，办十个“批判专栏”召开全市“批、清”现场会，令我在“专栏”前勾头示众。次是，把我送进市办的商校“批清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由“二三部队”办的，由二三部队的高科长负责，解放军值岗，限制人身自由，家属送换洗衣服，都要严格检查。在“学习班”每天分组搞逼供信，主要逼我承认与公安局、航运的造反派阴谋串连一起，逼死了城东派出所所长马明章。其实我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真是活天冤枉。在这个“学习班”看见了“市门诊部”(现第三医院)的医生曾凡敏割动脉自杀，初四中教师齐炳青跳楼自杀。在这个学习班斗了一个月后，因无任何依据，只好放我回了机关。三是，办吕祖庙二轻系统批清学习班，把我和全系统的造反派头头集中学习，与商校学习班一样，大搞逼供信。

    九.一三事件前一天大会，批判我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罪行，二轻局党委委员余焕章主持大会，局党委委员郭德华发言:“林副主席说一碗水端乎，郑华忠却说‘一碗浆糊都端不平’，反动透顶”。会场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郑华忠……。”第二天除了两个看守我的积极分子外，全部的积极分子不见了，会也不开了。到第三天又开“批斗大会了。主持人仍是余焕章，发言人仍是郭德华，地点仍是针织厂礼堂，会议开始即宣布:“把林彪的爪牙郑华忠揪上来。”我的左右各一人揪着我坐喷气式飞机推上主席台，叫勾腰接受批斗。当时我就蒙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前天还说我是攻击林副主席的反革命，怎么今天又变成了“林彪的爪牙”了呢?根据我几十年的经验，明白了，肯定是林彪出问题了，自认为该得到解放了。可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张世礼滥用职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竟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硬性把我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梅家山灯光球场，召开二轻系统上千人大会，把我公捕入狱。

    六、第二次坐牢

    这次关进市看守所，只有睡觉宽松了外，其他的监狱条件仍与上次一样，不看报，不放风，不准交头接耳说悄悄话。不喝水，不洗澡。天热口渴了就吃牙膏，无水洗澡，就在饭后洗碗时，含一口洗碗水进押室，打湿手帕，身上抹湿，搓汗条，称为“干洗”，衣服破了，不给针线，我们就撕筷子进押室，自磨“竹针”抽衣服的纱自搓棉线来缝补。

站岗的解故军，本应在岗楼上，不能下到押室外的大厅，更无权开门提犯人。可他们为了解除两个钟头的寂寞，竟违规开门提一犯人出去，任意打骂调戏。换班时，又换一犯人出去。他还故意轻轻的偷开风门一条缝，如发现犯人有交头接耳，立即喊人下去罚站，罚跪。而且独出心裁，花样百出。如有“贴大字”、“站床沿”跪尿捅前，头勾进尿桶闻臭等等。

    有一天，我因天热，脱了长裤，把一条东方呢裤子压熨线条玩，被解放军偷看到了，打开风门问:“郑华忠，你在干啥?”答:“熨裤子”，解放军说:“拿来”，我就把裤子拿到风门处交与他，谁知他一接过手，就用两手把我的裤子撕了。我就说:“管理员(对解放军的称呼)，这是我的私人衣物，并未宣布‘没收’的哟，你撕烂了要赔我啊。”这个解放军用手一招，要我站近点，我刚一走拢“风门”，他就伸手抓着我的领口，用力往风门边沿拉碰，立即把我鼻子撞出血来，我说:“解放军不打人骂人啊!”他说:“不打好人”，我说:“毛主席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说的不打人骂人.没有一个好字啊？按你们的理解，不侮辱妇女是不海辱好妇女，坏妇女‘梭叶子’(内江对卖淫女的别称)你也可以去玩呀?就是犯人，毛主席也说不能打骂呀!”他说:“毛主席在哪里说的?”我说: “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论除奸政策》一文中写道：对犯人应废除肉刑，一九三八年《对晋绥干部讲话》一文中说:‘对犯人必须废除肉刑，’说的是必须哟。发给你们‘毛选四卷’你看了没有?”这以后，凡是解放军来检查押室时，我就喊“解放军赔我裤子来”。有一天，解放军的一个班长把我喊下去，在一间“审讯室”与我对话，（围观的大约10余人，)“郑华忠，上面什么人都有，你有意见下来说，你要相信我们解放军知错会改的。”我说:“解放军都是出身工农，有朴素的阶段感情，他们只知对人民要爱，对敌人要狠。但他们不知道党的政策，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里面关的犯人不都是有罪的，还有冤杠的，即使有罪的人也大都是人民内部犯罪，不是敌人。就是阶级敌人，他们己关进来了，等于俘虏。我们党的政策，对俘虏也是不能打骂的。这些道理，你们当干部的给战士们讲过吗?”在旁听的一个战士扁嘴说:“咳！他还来教育我们。”

    七、“教育释放”

    1972年9月的一天，川农的廖朝安(批清中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释放，听见外面街上燃放鞭炮欢迎，逐渐看见“批清”被抓进来的“造反派头头”都放完了。而我却还被关着不放，1972年2月春节，检察长张德平来视察监狱，我当面质问他:“为什么还不放我”他所问非所答的说:“最近我到各单位找党委，连板凳都不给我坐。”后来出狱后，才知道公安局多次通知二轻局党委接人，而二轻局党委书记张世礼拒绝来接我。一直关押到73年10月，才有二轻局党委副书记沈有才、党委委员郭德华、市法院审判员兰正江三人前来接我。兰正江拿出“毒打群众，教育释放”的释放证与我，我一看就提出质问:我打了谁?证据在哪里?兰正江说:你总有错误嘛。”我说:有错误是关在监狱来教育吗?这里是关押犯错误，还是关押犯罪的?我有罪你们就判，无罪你们就该“无罪释放，对我平反，赔礼道歉才是。”他们无言以对，硬性把我带回二轻局，拒不补发工资。张世礼还在全系统基层干部大会上宣布:“郑华忠并不是平反，而是教育释放。”继续对我进行政治迫害。

    八、参加地、市委座谈会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了邓小平、胡耀邦幕后策划指挥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即四五事件)毛主席当即提出:“邓小平就是中国的纳吉”（匈牙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动政变，被枪决)在党中央领一导下掀起了“批邓、反右”运动。可内江地、市委和二轻局党委阳奉阴违，把“批邓反右”搞得冷冷清清，我和杨长生(地建行)、骆华邦(地物资局)、谢国久(地邮电局)、李茂德(市人汽司)、陈志高(市交通局)、李国万(市机械厂厂长)、郑建清(地工业局)等七人联系起来，写大字报，召开群众批邓大会，掀起了内江市的群众“批邓、反右”的高潮。我写了《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留尾巴的实质就是反攻倒算》的大字报。贴在中央路五金公司门前，每天上百人围观。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地委常委决定：召开20名群众代表批邓反右座谈会。

    在这个座谈会上，除“批邓反右”外，还清算了林彪、梁兴初的“一批双清”罪行。并按中央(72 ) 14号文件精神，要求为“批清”受害被教育释放的人员“割掉尾巴”彻底平反。地委全体常委为了表示诚意，在座谈会上，即召来地区公安处处长王永植，沱江动力厂党委书记孙永森，在会上当众决定予沱江动力厂徐锦堂平反，补发工资。并决定以此为样板，由地委发一文件与“批清”受害人员彻底平反。会议结束时，段雪夫说:我已通知市委书记付运鸿接待你们。接着又在市委开了三天座谈会，在我们等待地委文件的下达时，不幸伟大领袖毛主席在9月9日逝世了。我们与全国人民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九、华、叶、汪的“宫廷政变”

    在毛主席才逝世后27天，华国锋即以党的第一副主席的名义，通知党的副主席王洪文，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以要审查其主编的《毛选五卷》为名)到中南海开会，来一个抓个。与此同时，汪东兴又亲自派人到江青办公室抓了江青，他们向全国人民宣布“一枪未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即停止了“批邓反右”，请出了邓小平，在全国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这下，该我们“造反派”遭殃了。我即作了挨抓的思想准备，把头发剃光了，把手表取下交给了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