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为中国劳工阶级的权利永远奋斗
（澳洲“纪念文革全红总五十周年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里面记录了一段江青对维权工人群众深厚感情的章节：
“那时有临时工、外包工起来造反，这些人的生活处境困难，而且也确实因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江青听了他们的诉说，看了他们的材料，难过得哭了。江青有个优点，她对普通的工农群众都很爱护，对他们很有感情。她就对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他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用度上的缺口，说暂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戚本禹回忆录675页）
这里所指的，就是江青文革中曾支持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全红总成立五十周年了。为结合今天中国各界劳动人民新时期的维权斗争，我们很有必要开个会提出来纪念它。对全红总，我过去写过不少文章，这篇《为中国劳工阶级的权利永远奋斗》，是前年在曼谷中国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没有过时，我将它献给这个全红总成立五十周年讨论会。
“改开”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阶级分野急剧扩展，贫富鸿沟急剧加深。千千万万的失业工人，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层的教师知识分子，复员退伍的老兵日趋下沉地挣扎在困苦竭蹶的生活环境中，全盘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剥夺了社会主义曾给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维权斗争一波高于一波，风起云涌。但他们也许不知道，文革中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正是这一维权运动的滥觞。那时，面对劳动群众的维权斗争，江青虽然同情，没有办法，因为“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拿不出钱来”。但现在的国家财政，还拿不出一点钱来，或拿不出一点政策办法来解决劳动群众合理的权利要求吗？仅贪官贪去的钱财就千亿万亿！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中国的天已经变了。中国的统治集团早已是大资产权贵阶级集团，哪里还能有一丝如周总理、江青般对劳动群众的阶级感情。他们连他们集团中稍保存了一点对劳动群众的良心和情感，愿出手多少维护一点工农民众利益的薄熙来都容忍不下，嫉如寇仇，视为“余孽”，非要拿下送进监狱永不许翻身后快。不能再幻想他们。中国劳工阶级要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就要向文革中的全红总学习，不畏强权，靠自己串联起来，组织起来的斗争。
201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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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劳工阶级的权利永远奋斗
（在曼谷中国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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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
中国工党是中国现代历史最悠久的工人运动组织，现代工人运动的先驱，文化大革命著名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是它的前身。
现在的右翼精英要“彻底否定文革”，总把文革民众的造反不分皂白说成是“奉旨造反”，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造反”，因此没有积极意义。他们没有看到或故意看不到文革的另一面，看不到工人在“全红总”旗帜下的造反，是在独立地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造反，是在为劳工大众的权利奋斗。
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经济全面后撤。共产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形成“两种劳动制度”。大批工人回乡或改变身份成为了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他们没有工龄，他们的经济，政治，医疗，福利条件没有保障，随时可以辞退解雇而失去生存权利，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赤裸裸成为了雇佣劳动关系，与“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的社会主义经典说教，格格不入。这个雇佣工人阶层大多由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们构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线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自然，首当其冲，这个沦为了雇佣劳动者的阶层会最积极地起来造反，向“走资派”争生存权劳动权，改变自己的地位。那时，真是风起云涌啊！改革“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席卷全国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方圆主席，那时叫周牧，才18岁，与我一样年龄，就领导全红总夺了全国总工会的权，成了事实的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央文革和江青支持他们，召开数十万工人大会，以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名义发布了改变雇佣劳动制度的《三家联合通告》（方圆插话：江青亲自为我改定了通告），同时，还召开了国际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介绍全红总的造反要求。这就冒了共产党的天下大不韪了。 那时，谁敢自行召开国际的记者招待会啊？
中国文革风暴吸引了世界左翼运动，左翼人士来到中国观察文革运动甚至希望参加到文革中去不得其门，全红总的国际记者招待会为他们提供了机会（方圆插话：李敦白就作了全红总的翻译。周恩来对我们很不满，打电话给我说，周牧啊，你们哭哭啼啼像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
工人争取自己经济利益和权利的斗争风暴刮到了上海。国家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来自上海。形势就紧急了。共产党中央把这个全红总刮起的一度主导了各地工人运动的经济主义风暴，称作了“妖风”。上海工总司立场随之而变。在张春桥的策划下，上海工总司等发出了“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紧急通告》，又把这顶帽子扣到了上海市委陈丕显等的头上，发起了“一月革命”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之后，中国的文革直至1968“全国山河一片红”，其中心都是围绕了夺权反夺权的争斗甚至内战。可以说，方圆的全红总工人运动，撬动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现在看，即便全红总的经济主义要求和政治权利要求超过了当时国家的经济承担能力，过于理想化，但它毕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周恩来毛泽东把它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取缔全红总，逮捕重判其领袖（方圆插话：我被判了20年），则是完全错误的。文革你怎么否定都行，但在反资本主义路线下文革出现了为劳动者自己的利益造反的独立的工人运动组织全红总，为后来的工人维权树立了榜样，就此一条，文革就不能“彻底否定”！
有人说中国工党是全红总被取缔消失多年后才成立的，全红总怎么算中国工党的前身？大家知道新四军军歌唱：“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北伐军第四军与新四军什么关系？新四军是多年后的抗战期间才组建的。但叶挺代表了北伐四军的精神和传承。一样，方圆，石应宽，李伯特今天代表了工党全红总的精神血脉和历史传承（石应宽请代表们起立，为“全红总”工人运动中遭受迫害死难的先驱默哀）。
为什么今天中国特别需要工党？因为今天的中国工人劳动阶级面临着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为严峻百倍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危机。60年代，中国还仅仅是部分临时工合同工沦入雇佣劳动地位，而改开以后的30多年，是整个工人阶级包括原国有产业工人和数亿的农民工沦为了经济收入劳动保护伤病医疗毫无保障的完全的资本雇佣奴隶。这就是全红总与工党面临的中国工人劳动阶级状况今昔的差异之处。
工党三大报告重点谈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很好。但工党的报告不谈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和中国工人运动，这是报告的最大缺陷。
1976年中共右派政变之后，特别是“89－64”血腥镇压了民众争民主反官僚腐败的运动之后，号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共就完全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益，在“市场经济”口号下放手地复辟资本主义，放任和勾结，保护国内外资本力量对工人的残酷经济压榨和政治剥夺。或利用权力鲸吞原国有财产本身成为了权贵大资本家。他们镇压一切自发的工人运动，禁止工人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工人劳动阶级在这些剥削和镇压面前，完全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手段。
中共作为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高中级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留存了一些天良。薄熙来在重庆就曾出动武装警察为农民工讨回欠薪。这恐怕就是一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及右派精英憎恶诋毁薄熙来的重要阶级立场原因。薄熙来还敢于在重庆惩罚国际资本巨头危害人民健康利益的违法经营。这在已经资本化的中共中央高干中，真找不出第二。但中共却把今日多少还代表了一些自己传统阶级性质的干部无期徒刑送进了监狱。天地是非完全颠倒。
今天的中国工人劳动阶级及其运动特别需要自己的组织，也就特别需要工党。希哲曾代理领导过中国民主党。因为这个党的领袖那时一批一批都入狱了。这个党的性质是偏右的普世价值党。2002年和2003年间，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武汉钢铁厂和东北大庆，辽阳兴起了相当规模的工人运动，中国民主党介入了这些工人运动，一些重要工人领袖甚至直接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如东北的姚福兴，肖云良，孔佑平等。但希哲感到除了抽象的自由人权口号，很难向他们提出符合下岗工人斗争利益的具体口号建议。因为只要提出具体的口号，其锋芒就必定指向资本化（市场化）“改革”，其方向就必定是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其斗争口号就必定属于左翼的性质。右翼的中国民主党就难以承担起捍卫工人阶级利益政治任务。作为工党顾问的希哲就与方圆主席会谈，发布了《旧金山会晤纪要》，提出共识：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国工党要把推动国内工人运动的责任担负起来（文件附后）。
但现在，国内的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派别，已经大大走到工党前面去了。红色中国网长期以来每天都大量刊登着中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和评论。 红色中国网上一位托派工人运动理论家秋火写有大量的精辟文章，他提出了今天中国工人运动三大基本政治权利要求：工会组织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很好。工党应该考虑接过来。工党应该提出口号要求恢复文革1975宪法和1978宪法中的工人罢工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工人的工会组织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也是中国签署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明文规定了的。全部道义在工人一边。中国工党早已在香港注册，是香港特区的合法政党。中国工党应该立足香港，面向国内。一方面不断抓住国内热点关注和推动国内工人运动，团结广大劳工群众，一方面发扬全红总精神，向全世界的工人团体工会，左翼政团，各国国会以各种外交形式介绍中国的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定期不定期地向他们发布中国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简报和白皮书。争取全世界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同情理解和各种形式的支援，扩展中国工党的国际形象和影响，争取在国内的最终合法地位。
再谈谈中国工党的理论和政治定位。
马克思主义要求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认为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民主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长期的必然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是共存的。他们有阶级利益的矛盾甚至冲突，也有阶级利益的依赖。他们首先捍卫自己阶级的利益，也理性地照顾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把它作为谈判妥协的空间。公平正义和效率，确实存在某种社会钟摆效应。但工党的基本立场必须永远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激烈的右翼反共团体尽管去高喊“推翻共产党”，工党不反对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社会群体，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中国工党不必天天把“革命”的高调挂在嘴上，他们实实在在站在中国劳工阶级一边，让中国各阶层劳工群众认识到中国工党代表了他们利益。
中国工党应该支持各阶层人民无论左翼右翼，一切争取或落实自己民主权利的斗争，特别是支持他们独立地组织起来，直至拥有自己的政党。
民主社会主义者可以赞成共产党的执政。工党二大提出承认“香港模式”，即“中共领导下的多元政治模式”，其实是个大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条件下的左翼共产党执政，有利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与右翼资本主义政策的左右平衡，也就有利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平衡和社会稳定。但这个共产党的中央必须是左翼不能是右翼，更不能是共产党其名的权贵大资本右翼（故它的政治局全部成员必须带头公示自己和家族财产）。否则，它必是法西斯专政。毛泽东就看到了这一点。民主的形式是多样的，发展的。民主的任何特定形式都不是图腾，它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王鸿宾主席刚才谈到了眼前发生的泰国“民主”教训。混乱中的多党执政恶性竞争，有利外国利益代理势力的加剧混乱夺权上台而危害国家和大多数的人民利益。人们推崇美国民主，但美国民主不是一天从天上掉下来，它有400年的演进历史。希哲早就指出了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借鉴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发展出中国民主化的健康道路。共产党则必须尽快开放各阶层人民的独立组织对它的政治监督和批评。共产党应该把对它执政监督和批评的权力部门，逐步地让渡给社会各新兴民主党派。国家全部权力不应归于一党。
祝中国工党继承全红总传统，在王鸿宾，程远，陈弘莘主席团新班子和荣誉主席方圆的领导下取得辉煌成就。
201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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