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华魂》杂志2009年第10期 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
—评中央党校某教授的“物质利益”观
郝贵生
我們知道，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把劳动者的贡献与其物质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确实存在着片面强调思想作用，不同程度地忽视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倾向。所谓“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马克思确实讲过，人们的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那种不讲物质利益单纯依靠思想工作，完全依靠人的“大公无私”的奉献的“左”的倾向确实是不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初期把人们的劳动贡献与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有关改革政策和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成绩是不能予以否认的。但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各行各业工作中，在强调人们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不要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对改革开放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全盘否定？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笔者认为，理论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混乱的，因而导致改革实践中只强调物质利益，而且只是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倾向严重存在。 例如中共中央党校某著名教授2008年1月8日在《广州日报》发表的谈话中讲到：一是认为计划经济下完全是依靠精神动力。“计划经济下，国家总是在不停地找动力，找精神动力”。二是认为改革就是“还人以利益”。“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人以利益—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三是认为个人利益实现的手段就是“交换原则”。“个人利益如何实现？—通过交换。工人用工业品换粮食，农民用粮食换工业品；多余的，换成人民币揣在手里。所以，不管我们主观上愿不愿意，只要我们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就自然要发展到市场经济。”四是认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是禁止还是鼓励追求个人利益。“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禁止个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鼓励人们去追求合法利益。” 上述观点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背离，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歪曲，也是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歪曲。 第一，社会主义实现“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篇第二章详细阐发了这一理论。他说：“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632页）“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也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同上，第633页）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来没有否定人们的物质利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所详细阐发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就是把劳动者的贡献与物质利益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说，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那个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种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同上，第304页）“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同上，第304页）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看作禁止追求个人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原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典型的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而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48页）应当客观承认，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基本国情，片面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出发，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人们的物质利益。所以这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理由。但是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极其简单地把发展动力完全归结为“精神动力”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者翻身解放，彻底摆脱了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实现按劳分配原则，就是最大的物质利益原则。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根本保证，就不可能有广大劳动者物质利益的真正实现。 第三，社会主义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确实是进一步强调物质利益问题，但它只是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根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从来强调的都是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仍然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仍然需要从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意识教育我们的国民和启发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法宝。文革以前涌现出来的孟泰、王崇伦、王进喜、陈永贵、王国藩、时传祥等一大批劳动模范正是他们的强烈的社会主人翁意识和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造就的结果，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模范、先进人物如青岛港工人許振超、天津港工人孔祥瑞，南街村集团党委书记人称班长的王宏斌，以及去年年初各种报刊刊载、电视播发的铁路工人教授窦铁成等新时期的劳动者的楷模也是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境界的体现，是精神鼓励和物质利益统一的结果，而决不是“个人物质利益”刺激的产物。离开了我们党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鼓励，把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唯一或主要方式归结为单纯的个人物质利益，就绝对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绝没有改变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鼓励的传统。 第四，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与思想政治工作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原则一是既包括物质利益原则，也包括精神利益原则。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既产生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产生对精神目标的追求。努力实现人们的精神目标也是激发人们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强大动力。二是既包括个人利益原则，也包括集体主义原则。人不仅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群体的人，社会关系中的人。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之外，还追求团体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有时是与集体利益、大团体利益是一致的，也有时是不一致的。生活中相当多的人就为了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大团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原则，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统一的原则。大家所熟悉的南街村人的口号“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来创造，由傻子来支撑，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傻子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不正是两种利益原则统一的具体表现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利益原则、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讲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思想、胡锦涛同志阐发的“以人为本”思想包含着为人民服务思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原则的基本内容，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利益原则。如果按照这位教授的观点，上述思想岂不是与“还个人物质利益”的改革思想背道而驰吗？三是利益原则既包括作为目标的利益原则，也包括作为手段的利益原则，也就是说，实现利益目标的手段主要是劳动和对社会的贡献，是依靠正当的劳动手段和合法的途径所获得的利益。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道”也是一种利益原则。连古人都这样讲，难道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原则把实现利益目标的手段的评价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原则之外吗？这位教授的所谓“利益原则”一是单纯归结为个人利益原则而排斥集体主义利益原则，二是单纯归结为物质利益原则而排斥精神利益原则，三是不讲劳动手段的物质利益原则，把主要依靠劳动等正当、合法手段与不正当、非法手段实现个人利益混为一谈，抹杀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甚至把后者也当作正当原则。其结果就是直接或变相地替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依靠非法和非正当手段如暴力、权力、地位、欺骗、色情等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做理论上的辩护。 第五，人的本性包含利益内容，但不能归结为只是利益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和人性内容首先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以及在劳动实践中结成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人类的劳动实践是发展变化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也是具体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能离开阶级性谈利益原则。阶级性本身就包含着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原则，利益原则绝对有“姓社与姓资”的对立。无产阶级的利益原则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原则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原则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原则，它包含个人利益，但不能归结为个人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原则是排除集体主义的个人利益，是以自私自利为核心。这位教授的所谓“人的本性”的“利益原则”是混淆两种根本对立的利益原则，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照搬过来，变相贩卖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利益原则。以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是彻头彻尾的背叛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按照这位教授的观点，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的品格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岂不就是背离“人性”吗？
第六，马克思主义利益原则中的个人利益实现的方式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通过商品交换的原则来实现，但同时也依靠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实现。那种把公有制企业中的按劳分配原则排除在物质利益实现方式的观点是错误的。当一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运用“交换”原则实现个人利益是正当的，但是把这种商品“交换”的市场原则无限夸大到处理一切活动和一切人事关系特别是思想关系和政治生活、教育活动中时，这种人就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健全人格的人，而是如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人”，是一个片面性的畸形发展的人。那种崇拜和依靠权钱交换、权学交换、钱学交换而获取不正当金钱、权力、名利地位的社会生活中的大量的腐败官员和腐败学者就是这种单向度的、极端片面的、畸形人格的人。 这位教授所讲的这种所谓改革的“利益原则”其实并不单纯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股严重的社会思潮，也是我们理论界相当多的人鼓吹的观点，是对我们党的改革开放实践的极大歪曲。实践证明是极其错误的，其社会危害性已经严重表现出来。去年九月轰动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其背后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就是错误的个人主义利益原则。他们把追求个人的、小团体的物质利益摆在整个社会利益、民族利益、消费者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之上，用损害他人和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三鹿奶粉事件决不是孤立的事件，也决不是奶粉行业的事件，决不是食品系统的事件。全国几乎各个行业不同程度的都存在类似问题，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同时，矿难事件、黑砖窑、黑煤窑、火车撞车等交通事故、腐败现象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都是扭曲了的物质利益原则，都是这位教授所鼓吹的这种所谓“人的本性”的利益原则。这种利益原则也严重侵蚀到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队伍中。当前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所谓“利益原则”的支配下，完全忘记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先进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单纯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商人和政客。特别是教育界，近些年来，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教授和博导们像批发商品似地成批生产，而真正有真才实学的究竟有多少呢？许多大学还有大学的味道吗？实际上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名逐利的名利场，玩弄权术的官场。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筹码。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天津市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宋平顺和检察长李宝金等我们党近些年来揭露出来的一系列腐败案件不正是王长江教授所鼓吹的“个人利益原则”及其“交换”的必然产物吗？各级党委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还存在，但实际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相当多数部门和单位已经名存实亡。包括大学特别是有的拥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也没有思想政治工作，几乎完全靠各种烦琐的物质奖励制度刺激教师们的教学科研积极性。 不同的物质利益原则实质上是代表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两种对立的做人模式。这位教授所鼓吹的这种利益原则实质是贩卖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其所谓的“物质利益原则”已经导致官员的人格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扭曲了，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专业的所谓教授、博导的人格扭曲了。在这些人的身上，丝毫看不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任何味道来。同时这种观念与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遗留下来的奴性文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当前中国腐朽文化的突出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是塑造和倡导做人标准的文化。这种文化所塑造的当代的某些中国人的几大特征：一是拜倒在权力和金钱、名利面前的奴性意识；二是嘴上一套，思想和行动上又是一套的虚伪性；三是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窝里斗意识；四是浮躁、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急功近利意识等等。这几种特征在国人的各个阶层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包括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中。而正是这种人的基本素质的落后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影响和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瓶颈和桎梏。目前各级领导者和理论界对这种人的发展现状的严重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是一个最不重视人的自身发展和自身改造的民族。这种人的发展的客观现状是我们今天重视强调人的自我改造和人的发展的最重要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抓人的发展和改造，也是我们党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党中央提出和阐发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在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包括人的发展是本。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包括从非科学的、离开人的发展的片面的发展观念中解放出来，真正确立人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念。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发展观思想已经提出五年多的时间了，可是在相当多的部门包括学校特别是大学和党校并没有真正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落实到实处，仍然停留在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发展、政绩的发展，没有转到人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方面来，导致现实生活中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有职有权的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工作态度、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大量问题。因此，完整、准确、全面、科学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阐述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质就是抓人的发展，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贯彻“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也是当前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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