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

漫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兼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

迎  春

    前言

    社会主义时期存不存在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理论已经被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和我国的改革开放所证实。而这种阶级斗争有没有经济根源，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

    我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比较深的历史渊源。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苏星写过一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的文章，在我国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当时我正在人民大学上学，对于这样一场讨论很有兴趣，除了看有关争论文章外，也和同学合作写了一篇有关商品经济的文章，找苏星征求意见，因为文章水平低，没有引起苏星的关注。

    入学以后在国民经济计划系学习，国民经济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专业。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青海省成套局工作。成套局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而新设立的全国性机构。搞大项目的基本建设，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土建工程建设，一是设备配套。两者同时按计划进行，才能加快基建项目投产的进度。一般基本建设项目的设备，区分为专用设备与通用设备两大类。专用设备由基本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制造，而大量的通用设备，如电动机、鼓风机、机床等，由成套局统一组织订货、供应，这样就可以加速基建项目设备配套的进度。成套局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设立，是计划经济的要求。成套局隶属计划委员会系统。

    在青海省成套局工作三年，因为省内的干部很多，省内粮食又供应不上，省委决定精简干部。天津市到青海调大专毕业生，把我调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工作。虽然我大量时间是在“四清”和“五七干校”，基本上没有从事计划工作，但总算是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知道一些计划工作的实际情况。

   “五七干校”学习结束以后，我要求到大学从事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或者教学工作，被组织上分配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人民公社的理论研究，后又转入农业经济学的教学，直至离休。期间，天津市曾经从市里的理论单位和实际工作部门，抽调了一些人组成一个写作班子，附属在市委党校，计划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写作班子前后经历了一两年的时间，由于唐山大地震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变化，教科书没有写成，最后不了了之。总之，我从学生时期就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兴趣，以后在计划经济的实际部门工作，还专门从事过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离休以后继续关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说我的一生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现在要把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思考记录下来，供有志于此的同志们、朋友们参考。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和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等具有重要作用，也有现实意义。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实际上认为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私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是“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生产者”与“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持第一种观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毛泽东在评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以下简称《教科书》）时指出：“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4页）他又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一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毛泽东年谱》第4册第280页）“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一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4页）“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该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第807页）等等。毛泽东的这些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总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明确回答社会主义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关系，主要强调个人物质利益。

    就教科书有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看，它的论述自相矛盾，抽象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而实际内容则认为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论述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反映，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中修正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另一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预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时指出，生产者一方面是“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生产者”，同时又是“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是“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生产者”与“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参看《马恩选集》第三卷第10页）毛泽东时期的经济生活，证明了这种观点的科学性。这一点将在后面的分析中论证。

     二、从什么地方入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是从概念、规律出发，从总体入手，还是从现象出发，从“细胞”入手？在政治经济学入手方法方面，也存在着根本分歧。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总是从概念、规律出发，从经济的总体出发；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则是从现象出发，从“细胞”入手。

    1．是从概念、规律出发，还是从经济现象出发？

    毛泽东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教科书的评论中指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要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是要死的，张三是人，所以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9页）这里插上几句，批判一种谎言。有人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从毛泽东对于《资本论》方法论的分析看，他不仅是一般地看过，而且是认真地读过，否则不可能对《资本论》的分析方法作出如此精辟的概括和鲜明的对比。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揭示隐藏在背后的本质、规律。但是，《教科书》却是从概念、规律出发，从而模糊了经济生活的本质，臆造了一些所谓的经济规律，掩盖了客观存在的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的两条道路斗争。

   《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工资等的论述，就是从概念出发的典型。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这是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由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进行的。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消灭，国民经济的按计划发展，由于有了这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它不可能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它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引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第477页）这里所说的“这是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基本上是由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进行的”定义，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具体分析和论证的。而《教科书》并没有论证，而是下了定义以后，推论出“它不可能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它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当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原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毛泽东在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后，得出了与《教科书》相反的结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为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走资派在农业中推行包产到户，农村很快就出现了陈志雄、李金耀雇工承包鱼塘、山林的事实^（注一），表明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转变为“货币—商品—货币′”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很容易。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很快在我国占统治地位，就是“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最好证明。

    《教科书》关于工人工资的论述，也是从定义出发，而不是从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教科书》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的本质”时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结合，消灭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造成的它们之间的分离现象，从而也就消灭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劳动力的买卖，工资不再是劳动力的价格”，等等。（引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第504页）工资的本质，要从现象背后揭示，而不能从定义、规律推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结合”，是需要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论证的问题。因此，“工资不再是劳动力的价格”的结论虽然是对的，却是从定义、规律推论出来的，不是科学地分析的结果。

    从现象上看，毛泽东时期的工资与旧中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工资有所不同。

    毛泽东时期我国国营经济的工资是稳定的：从质的方面看，工人只要有劳动能力，就能够劳动，获得工资，不存在因为解雇、失业而不能获得工资的现象；从量的方面看，工资数量由国家统一规定的，实行八级工资制，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增减而波动。

    现象上的这种区别表明，从质的方面，生产者是以“处于社会成员地位”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存在解雇、失业，不存在“卖不出去”的事实，表明劳动力不是商品；从量的方面，工资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增减而变动，也表明工资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而是“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从社会领回自己的一份劳动量，是生产者彼此交换劳动的关系。

    毛泽东时期的国营经济，厂长、经理等企业的负责人，与工人一样，也实行八级工资制，不存在利润收入，这从另一方面表明工人的工资，不是厂长、经理购买劳动力商品的价格。

    这种从现象出发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对于辨别真假社会主义具有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