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主义背后的历史根源

　　“我对伯恩斯坦主义的一点想法：我把伯恩斯坦的《辩证法和发展》看了三遍。他的原文比较杂乱，但基本观点还是那个观点，是要根据新形势采取改良的办法进到社会主义。我觉得，对于伯恩斯坦主义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在它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必须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去解释这个现象。”

　　2016年10月4日

　　最近我阅读了几遍伯恩斯坦的《辩证法和发展》(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374页。下文相关引用一律只标出页码)，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于是我说，不能简单地把伯恩斯坦当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有些人不了解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他们认为，我说不能简单地看待，就意味着我不认为伯恩斯坦是背叛。这是多么荒谬的推理。既然如此，我就把“复杂地”看待伯恩斯坦主义的观点表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伯恩斯坦在此文中首先质疑的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不断发展”。(参阅《马恩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伯恩斯坦认为：“说不应该把世界理解为‘已完成的事物的总和，而应该理解为过程的总和’，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要理解世界，我们却必须把它理解为当时已完成的事物与过程的总和。”(第353页)

　　从人的认识的规律来说，伯恩斯坦并没有错。我们首先得让一个事物静止下来，孤立出来，才能够对它有一定的了解，这是一切认识的开始。只有经过这样一个静止的、孤立的阶段，我们才能够得到对某事物的抽象结论。然而，事情并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我们仅仅是把世界当成是静止的、孤立的世界，而忽略它们的运动、联系以至于发展，我们就会得到非常片面的结论，不能够了解事物的真正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这样来看，事物就不是单纯静止、孤立的事物，它处在运动之中，有自身的发展过程。只有这样去对待这些事物，才能够掌握它们的运动规律，进而完整地掌握它们的本质。

　　就好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只是把它静止地、孤立地拿出来进行分析，我们就会误以为它是一直就有、而且会持续下去的永恒不变的人类社会的一般形态。这种结论是那些资产阶级辩护士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就算他们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还有其他的社会形态，他们也只是在很浅的层次上承认罢了，没有办法掌握到最本质的内容，即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运动形态。我们则与此相反，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更看到了它在发展中所遭受到的深刻矛盾，看到它必然因为这种矛盾而不得不炸毁自身，被公有制的经济形态所取代。

　　恩格斯不会不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只不过伯恩斯坦却是片面强调了前者。这其实也预示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如果伯恩斯坦只看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几十年间的稳定发展的局面，只看到资本主义作出的部分改良对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弭，如果他只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看不到世界的全局，只看到眼前而看不到未来，那么，他得出修正主义的结论就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了。

　　伯恩斯坦千方百计地划清人们认识的最高界限。如果我们超越了那种界限，“辩证法就不会成为说明已知关系和表述问题的手段，而成为进行任意构想的推动力或指导，成为对事物进行真正科学的观察的障碍。”(第356页)从最基本的原理上来说，伯恩斯坦说的没有错误。辩证法当然再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只是用来随意地构造现实，辩证法必须用来真正地研究现实。他还抨击马克思的《资本论》，说马克思对某些问题的描述，是用随意的辩证法进行的空想。“给各种事实作了一个不充分的、片面极端化的描绘，使之适应预先按辩证法构造的图式。”(第357页)不得不说，从这些基本的原理上看，伯恩斯坦还是没有错。

　　那么，如果他有错，究竟是错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看他接着又说了什么吧。

　　他指责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对德国无产阶级估计得过高，就算按照马克思的预想来进行，当时的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实现革命。他还指责马克思对待蒲鲁东太过严厉。他认为，蒲鲁东的观点很有价值，比如，公平地确认并交换劳动价值(他以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是和蒲鲁东的一样的东西)，在十九世纪末那个时候，甚至已经实现了很多蒲鲁东的设想，比如组织合作社。他认为，所有制关系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完全可以依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组织。他不赞同考茨基强调“革命权”的主张，他认为形势一到，革命想挡也挡不了，没必要现在就提倡。与其重视这个遥远的话题，不如充分利用当前的合法的手段进行斗争。伯恩斯坦总结他的观点说，“我想做的事情是：根据实际情况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结论。”(第374页)这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创新，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所谓发展。

　　我们首先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伯恩斯坦总是以当时、当地的静态力量对比来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他看不到在革命之前、之中无产阶级群众的伟大变化，不懂得革命本身就是教育群众、发展群众的最高形式。

　　在革命的热烈时期，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立双方的力量关系相比于和平时期是根本逆转的。本来默默无闻、忍受压迫的群众，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以强有力的方式介入革命的进程之中，在接受改造的同时又为革命带来强劲的动力。

　　伯恩斯坦还貌似为无产阶级的“运气”说尽了好话，“我们且假定马克思的一切其他前提都实现了，革命在德国也逐步加强地展开了”(第365页)，但是依然坚决否认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的，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是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但是我们同伯恩斯坦不同。伯恩斯坦想在现实的斗争关系之外去找一个静态的经济基础的最低标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符合那个预先设定的(不管是抽象地提出还是具体地划界)外在的经济指标才能够被断定可能与否。然而，脱离现实的对比关系去提出这种标准，只是一种幻觉。

　　在某一种历史阶段，比如一八五零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或许恰能够在激进的革命阶段中在经济、政治、思想、组织等的力量对比上压倒资产阶级;而在另一种历史阶段，比如一九八零年代，虽然经济水平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如伯恩斯坦所愿，经济基础不再“落后”，但是，那时无产阶级的觉悟、意志、组织乃至思想等要素，纵然相比于以前有大幅度的提高，却不足以抗衡资产阶级的攻势，这样的话，就算经济基础比以前高过数十倍、数百倍，无产阶级革命也依然没有现实性。

　　也就是说，要分析一种经济基础到底能不能支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将其抽象为一个数值指标，不能只看到当时的经济水平相对于以往的发达或相对于未来的落后，不能脱离斗争双方各种力量的实际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必须放到斗争的各种联系的复杂的总体中去考察，一旦脱离这个具体的历史总体，一切经济标准都是虚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基础“不够”来断定十九世纪中期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可能。必须要综合研究分析各种因素，并且最重要的是看到那些觉悟、斗志、情绪等变化极大的因素，重视它们的独特影响，没有这些非经济的多变的因素，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伯恩斯坦单纯看到各种因素中的某一种，将之独立出来作为外在的标准，是极端错误的非辩证的观点。用这种观点分析、预测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把革命无限制地向后拖延，最危险的是，在最需要革命的时候反而与革命擦肩而过，直接背叛无产阶级。这就是他不提“革命权”的正确的表象之下的真实原因。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蒲鲁东的问题。蒲鲁东所说的公平的交易，按照劳动的价值给付工资，这已经被马克思揭露为一种空想。这种观点看似很有社会主义的味道，其实没有任何内容。工资只不过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是被作为总体的各类资本家及其帮佣们所瓜分。资本主义之所以运行，就是依靠剥削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决定了分配关系一定是配合着资本家去剥削工人阶级的。如果确实能够实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资本主义本身即是不存在的了。然而，蒲鲁东既想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想在分配环节做花样文章，而按照那种方式分配财富就会使得资本主义变得不再可能， 这是彻底的幻想。

　　马克思之所以说价值规律还会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起作用，能够实现按照每个人贡献出来的价值来公平地分配财富，是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的“公平分配”的前提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只有在这个没有私有制而生产力却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才能达到发达共产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才有必要、有可能特意实现按劳分配。一旦生产力水平足够了，则不再需要按劳分配这种来源于资本主义权利范畴的平等，而是只需要按需分配。之所以按劳分配在蒲鲁东那里是幻想，在马克思这里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的合理设想，区别就在这里了。

　　伯恩斯坦吹嘘蒲鲁东设想的合作社，把合作社当成是逐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的工具。可是，合作社最多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一些次要的作用，它纵然可以加速、促进生产的社会化，但它本身绝对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它的作用只能在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

　　可是关键在于，公有制不是没有质变的自然出现的东西，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本主义旧经济制度的顽固束缚，才能实现公有制。这是一个激烈的所有制变革，不能单纯通过合作社等经济形式来完成。这种变革同样必须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统一起来，没有政治革命的支援，无产阶级不可能被允许消灭私有制。政治革命保证了经济革命的现实性，没有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就不过是被抛出来毒害无产阶级觉悟的美好假象。

　　我们最后再分析一下《资本论》的问题。伯恩斯坦虽然部分肯定《资本论》中有对现实的客观描写，但他主要是反对《资本论》滥用诡辩了的辩证法，以主观的立场对现实进行歪曲的修改。在我看来， 被伯恩斯坦当成歪曲而加以反对的内容，恰好反映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方法，绝不是所谓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是逻辑超越历史。马克思尊重现实，以现实为逻辑的基础，但是马克思绝不是跟随历史的顺序，相反地，他按照合乎逻辑的方式对历史素材大加修改，让内含在历史过程中的规律性科学地显现出来。(我在另外两篇文章里将“逻辑超越历史”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由于特殊的原因，近期不能发表出来，请读者谅解。)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黑格尔把历史当成了逻辑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反对的就是这种绝对精神创造万物的观点。但是马克思把黑格尔关于整体、环节、本质的辩证法都吸收到了《资本论》的写作之中，用逻辑超越了历史。马克思的方法看起来很像黑格尔的方法，实际上是“截然不同”：马克思是真正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才去超越现实，黑格尔是直接站在逻辑的基础上去创造现实。

　　伯恩斯坦完全搞不懂马克思方法的唯物主义性质，搞不懂马克思方法同黑格尔方法的真正差别在哪里。他只能片面地指责马克思以诡辩的方式犯了用逻辑歪曲历史的罪过。

　　以上所说的其实还不够复杂。我所要说的复杂还包括一个更深的层次，即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出现的现实的、历史的原因。伯恩斯坦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不是单纯地背叛，而是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反映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对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消弭。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对这种现实问题的消极的反应，而不是革命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映。因此，我才说伯恩斯坦不是“简单地”背叛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这个层面上理解我说的话，否则就会曲解我的意思。我们必须能够认真分析现实，得出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帮助无产阶级以正确的方式继续他们的斗争。

　　我们分析伯恩斯坦主义，不能像伯恩斯坦那样，单纯地将其从现实的历史环境中抽离出来，否则，我们就没办法真正认识修正主义的根源。这就是我的复杂的观点，请各位读者多多指教。

　　2016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