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文革的态度及文革的原理:
笔者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研究文革的文章，但总以为自己的水平还远不足以撑起一个这么宏大的命题，因为文革这一命题相当复杂，它会涉及到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哲学以及世界未来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等重大问题。可以这样讲，没有长期的文化积淀是断然研究不好文革的。再加之文革这这段历史已经被1979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盖棺定论”，由于这个“盖棺定论”的权威，使得后人想突破“定论”的藩篱来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深究更是难上加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文革”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等重要问题，使得官方对“文革”研究也仅仅停留在“文革历史大事件”的层面上，至于其它领域的研究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还是由于那个《决议》的“盖棺定论”，使得中国国内的大部分学者都不愿意去触碰“文革”这个“烫手的山芋”。因此，“文革”的研究的确陷入了困境。
但是，笔者深知，“文革”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以及政治学，哲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绕不开的。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爆发于公元1966年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震动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因此，它也必定是研究以上问题所无法回避的。若硬是要回避“文革”，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藩篱。
正是因为“文革”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使得笔者迟迟不敢动笔，总担心水平低下，挂一漏万。但今年适逢“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四十周年，笔者想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写这篇文章也算是对这个具有多重纪念意义的2016年的一个纪念吧。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国内对“文革”的研究属于“半禁区”，坊间流传的那些关于“文革”的文章和书籍大多数都是不严肃的作品，还有一些甚至是“指鹿为马”的伪书，一些真正具有参考价值的严肃客观的作品也均不能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发表，笔者认为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一切历史均是现代史，权力史，阶级史。当代人不能书当代史，客观公正的“文革史”要想深入人心，也只能留给我们的后人来完成了。但是，在当代，“文革”越来越受到外国史学界，政治学界等学术界的重视，比如法国的高校就有专门研究中国文革时期的专业，可见，笔者对“文革”予以高度重视是毫不夸张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来否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正是基于这个理论，我们今天来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年中的一段历史做一下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总是好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毕竟我们的新中国是六十多年历史，而不仅仅只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对前三十年三缄其口，这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有的态度。
首先，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必须要是理性化的，必须要有严肃的参考资料所支撑，不能只是看那些指鹿为马的文章、书籍甚至是道听途说，凭空臆想就得出一个荒唐可笑的结论来。这是及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党在1979年的《若干决议》中全盘地否定了“文革”，这使得某些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找到了一个实行意识形态颠覆我国政权的突破口，他们通过在我国培植大量的所谓“民主自由派人士”(极右派卖国者)在我国大肆地恶意攻击否定“文革”，进而攻击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进而攻击否定中国共产党，进而攻击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攻击否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进而攻击否定整个中国历史，以达到他们颠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使中国重蹈苏联解体覆辙的险恶目的!由此可见，在我国坊间流传的那些不负责任的关于文革的“秘史”、“秘闻”等把“文革”时期描绘地一片黑暗，暗无天日的文章，书籍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那些“民主自由派人士”或被西方资本所操控的媒体那里的。其次，由于“文革”时期的确出现了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用“打、砸、抢、烧”等极端的方式来破坏“文革”，干扰“文革”大方向，从而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老干部受到了非人的对待和冤屈，在“文革”结束后这些老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写一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来回忆自己的悲惨的遭遇，这些作品在八九十年代影响巨大，这也为今人不能客观地评价“文革”提供了根据。写这些作品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及其真诚地在写，不掺杂任何投机成分，我们自然尊重他们，同情他们。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们写的内容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文学作品中会掺杂很多感性的认知，他们对“文革”的理解也是情绪化的，有时还要添加一些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夸张的成分。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些文学作品做为评价“文革”的唯一根据。但是，也有一些无良的投机文人，他们在“文革”时期对“文革”大唱赞歌，“文革”过后，由于中央否定了“文革”，他们便摇身一变，变成了写“伤痕文学”的“专业户”，用知识分子的身份大捞政治红利，这些无良文人最终就蜕化变质成了极右派卖国者，今天依旧靠“民主自由派人士”的遮羞布干着卖国求荣的勾当。因此，在当下，拨开历史的迷雾，认真地去探索研究文革是完全有必要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文革”的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先把前面的定语“无产阶级”去掉，单看“文化大革命”，可以这样讲，任何一个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社会形态的变革，都必然要有一场“文化革命”，比如中国秦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一场“文化革命”，它标志着代表封建社会的文化代替了代表奴隶社会的文化，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它标志着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代替了代表封建社会的文化，因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可以叫做“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标志着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替了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官僚买办阶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有必要也是及时的。它的发动也不是单靠毛泽东一个领导人的意志就能发动的。它有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必须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才算完整，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才能不变色，进而迈向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自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在中国的“文革”爆发之前，并没有进行过“文化革命”，可以这样讲，没有进行过“文化革命”的革命是不完整的，也是脆弱的。通常，一个国家要想有一场深刻的变革，必须经历“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经济革命”，即改造与新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的经济基础，“文化革命”即改造与新的经济政治形态不适应的旧文化，这三场革命缺一不可，缺一场，就有可能丧失政权。巴黎公社失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就是明证。
以苏联为例，苏联建立之后，只进行了政治革命，即爆发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进行了由私有制经济，改造为公有制经济的经济，即“斯大林模式”的经济革命。(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斯大林模式”就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里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唯独没有进行“文化革命”，当苏联党内出现了“走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时，斯大林也只是采取了肉体消灭，即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但是，这种肉体消灭的方式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这种方式并不能触及人的灵魂，甚至会引起人民的恐惧和反感，再加之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仅仅只是在苏共中央高层存在，某些基层群众由于没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这使得脱胎于帝国主义俄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政权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那些政治觉悟较低的群众的大脑里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有资产阶级思想、小农思想等落后思想。因此，单靠简单的肉体消灭，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大搞修正主义，戈尔巴乔夫公然背叛共产主义信仰，苏联解体之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就标志着斯大林搞“肉体消灭”的失败，也证明了苏联没有“文化革命”这一环节，便导致了红色江山变色及政权垮台。
其实放眼全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相对于之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来讲属于新生事物，因为以往社会形态的更迭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非是从较为低级的私有制转为较为高级的私有制，归根结底依旧是私有制。因此，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之后，并没有相应地产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相反地，由于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代表剥削阶级文化不可能随着剥削阶级的倒台而瞬间消失，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变革并不是同步的，有时会先进于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有时则反之。由于苏联并没有一场文化革命，导致了它对剥削阶级的思想并没有抵御能力，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也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但是这也不是说仅仅来一场文化革命就是一劳永逸的，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之前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存在的时间远久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存在的时间。因此，私有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甚至某些人认为，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这决定了仅是一次文化革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有多次的文化革命，至少要用两三代人才能破除群众的私有观念。因此，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指出:“不要以为一场文化大革命就万事大吉了，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这里就又涉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会不会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否定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苏联解体就证明了无产阶级政权是有资产阶级复辟，倒转历史车轮的危险性的。不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态度。其实，邓小平同志在苏联解体之后指出“资本主义出现了多少次复辟?”这也证明了，不只是社会主义制度会出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会有倒转历史车轮的复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艰难曲折就证明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能够清醒的意识到这一问题，这实质上就肯定了“文革”时期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论断，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在晚年也对“改革开放”做出了反思和规划，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十个如果”，指出了:“如果要出问题，很有可能是党内的问题。”这些论断，从客观上，就是肯定了“文革”的历史任务。因此，现在的某些人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完全错误的，它不符合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想，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因此，“文革”这一场持续了十年的自上而下的大群众性运动，决不是简单的“动乱”、“浩劫”、“毛刘权力之争”、“清洗功臣”这么简单，必须要认识到，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个领导人个人意志的杰作，它一定是深刻的社会矛盾积蓄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群众与干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总之，它是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领域上的大搏击!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以他博古通今的学识，居安思危的远见，哲思卓识的智慧，自我批评的勇气，依靠群众的魄力，至死不渝的信仰，在本应安享晚年的时候，为了他的理想与信仰，为了他深爱的劳苦大众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冒着自己被跌的粉碎的危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广大干部群众及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为打破一个万恶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进而迈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勇敢无畏地向前!伟大也要有人懂，我们今天探索研究文革，就是试着去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学习他老人家的智慧，并对他老人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为我们的祖国有这么一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圣贤——毛泽东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