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庆市长黄奇帆是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在重庆华蓥山遇见条小长虫薄熙来，就认定他是真龙天子，就把身家性命全压上去了。叫你指挥70辆警车，千里奔袭，从重庆杀向成都，你就敢干！后来他本人否认这事，说不是他指挥的。要好好查一查到底是不是他指挥。如是，其性质属地方叛乱。如果犯了杀头的罪，那就是要借黄奇帆的项上人头，以镇天下，而儆效尤。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 辛子陵磨刀霍霍，咬牙切齿的语言，倒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们这伙从不承认阶级斗争，但却很能掌握阶级斗争实质。重庆干的那些事谁认为“丧心病狂”？可能只是铁辛一伙。经常可见捉一个绑架的罪犯，人山人海的。既然认为王立军的事那么大，就不敢动用警力了？70辆警车按每车5至10人算，不过350人至700人。“杀向成都”，仿佛古代手持冷兵器的队伍浩浩荡荡，很会夸张，用语渲染。要借人头“以镇天下”，“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不讲和谐社会了？“乱臣贼子”干了什么以拿人头的方式让其知道畏惧？不过就是唱红打黑，缩小两极分化，共同富裕还同辛的“政纲”相一致呢。 接下来，辛子陵说出了判断乱臣贼子的标准。 按“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中国就是有很多反对的“乱臣贼子”。他们并不是健忘，知道当年苏共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到“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引导“苏共社”寿终正寝。还依稀记得当年全世界包括中国连篇累牍的报道中都知道其真实的涵义，现在要如法炮制。一切不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彻底灭亡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要彻底掀翻“中共社”的人们就得小心翼翼。 30年来的所作所为已揭开了“改开搞”的真正面目，再要取得多数人的内心拥护已不可能，任何要彻底拿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举措都会遇到实质上和舆论上的抵制抵抗，因而就缺少群众基础方面的底气。 “胡锦涛本质上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搞不清总书记是否喜欢这顶桂冠？是否是真实的？辛子陵文章断定：“胡锦涛进入中南海”，“有些他不同意的，他必须高调认同，积极执行；有些他内心赞同欣赏的，他得看够了大小婆婆的脸色，查清了党国体制的明规则和潜规则之后，不露声色地悄悄放下。就如2007年《炎黄春秋》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胡锦涛内心是赞成的、欣赏的，甚至想在17大采用，但两个大佬出来当横，一个江泽民，一个李鹏。他只好放下。谢老在序言中说：‘中国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主义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会是上面不方便说清的话，让此类马前卒来挑明吧！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的解释是错误的。中国与苏东不同，当时的苏东如现在的中国，持续搞修正主义30年，已有了水到渠成的条件。中国不一样，所有的“反共反社”的说法和做法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下进行的。就是“89.64”也要打出“拥共拥社”的旗号，可能觉得有把握了，“高自联”、“工自联”散发美国“独立宣言”，在天安门广场立自由女神像。知情人才敢向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泼脏水。 中国和苏东有区别，革命几十年才成功，大批打江山的革命者还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共产党和毛式社会主义底蕴还存在。又搞了十年文革，党内走资派想一步到位干掉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条件不具备。人们虽然对“官倒”谋私有意见，对社会主义没意见。彻底否定了共产党，他们怎么办？再则邓小平等一批人对毛主席有意见，对到手的最高权力没意见。像东欧一样，刚把大权拿到手的一批强人怎肯拱手认输？新中国就是他们同毛主席一起干成的。 由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走资派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真正干社会主义的认为太右，不给好脸色，要一步到位干资本主义的势力总认为还是“左”，批来批去的“横挑鼻子竖挑眼“，帝国主义又拉又打。国内的复辟势力总觉得他们“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而说三道四，使得掌权的走资派们左右为难。再一次印证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难得调合的余地。 这个奇特的现象另一种表现是毛主席事先从理论上把反复辟阐释的前无古人，又使“人民群众都知道”。不逾越这道坎，搞名正言顺的资本主义过不去，就得想方设法否定、抹黑，越否定、抹黑越证明了毛主席一整套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越发引起人民的不满，阻力就越大。就像当年西哈努克讲的帝国主义在努力替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辛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前苏共戈尔巴乔夫主张的翻版，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名存实亡到名实俱亡的过渡。这个“过渡”因为提前的“反修防修”而步履维艰。不断变化的左右对立时有发生。 辛子陵也不得不哀叹：“从列宁、斯大林那里传过来，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辈子高扬‘批修’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的烙印在中共党内打得太深了。中国社科院带头，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批谢韬，毛泽东旗帜网友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全国各地老‘左派’一下来了精神，有八个大城市召开了批判会，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辛说“来之中央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大大减煞了‘左派’的杀伤力。于是第一次争论沉寂下来。”这倒不错。又写“胡锦涛暗中保护了谢韬，然后坐飞机到瑞典访问去了，他要亲自看看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辛的社会地位不低，如此说法会不会是谣言？
辛又讲“第二次大争论发生在国庆60周年前后。2009年6月中宣部推出小册子《六个为什么?》，突出肯定和歌颂1956年毛泽东完成”三大“改造，消灭私有制的功劳”。“改开”“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同民主社会主义有某些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辛十分气愤的认为“《六个为什么？》不仅掩盖了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饿死3755万百姓的滔天罪恶，更为严重的是，为回归毛时代，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大剥夺放出了试探气球”。“我只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两个“第二次”提法好！《六个为什么？》一些左翼人员有意见，客观分析，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作判断，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单枪匹马出来应战”证明反毛反共反社不得人心党心。辛再次拣起“3755万”人饿死这个经不起分析的陈词滥调。当时6亿多人，3755万已达6%多，对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来说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谎言。现在反毛反共反社的氛围浓厚，茅于轼、袁腾飞咒骂比辛更加疯狂，不受追究，极右派们抓住机遇“母牛尿尿随渠淌”。 干社会主义和文革挖了旧社会和旧代表人物的祖坟，仇恨也不奇怪，蒋介石集团、帝国主义还要杀掉人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是掘墓扬尸，苏东复辟后大批党员有的被抓捕，有的审判坐牢，东德的昂纳克死无葬身之地。苏联在“共社”被灭亡后，当年被革命的一切反动派的后人对列斯充满了仇恨，侮辱咒骂比中国厉害，格鲁吉亚把斯大林铜像推倒。反面教员的作用有时比正面的引导作用大，不是蒋介石的“4.12”共产党不会搞武装。 四 各种社会制度尽管形式多样，真正决定其属性的是所有制。“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石，毛主席晚年论证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引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警句，“建设了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认为“和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制变了”。可见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重要性在于任何革命、变革的实质都是利益、权力的调节和重新分配，这种调节和重新分配都是通过所有制的改变、改造实现的。所有制决定初级分配，政府调控是二级分配。重庆薄的做法只是在二级分配方面调节了一下，他们就做贼心虚的惊恐万状，必欲除掉而心安。 工厂是私人老板，初级（一级）分配决定权在资本家。真正的国有企业，分配权成为按劳分配，杜绝一切利益为资本家所获取。二级分配在政府，是对一级分配的调节，处于从属地位。例如现在的低保等就属于从属地位的二级（次级）分配。一些人对西欧由政府主导的次级分配理论上体现的大众性说成是社会主义，实在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歪曲，具有个别特殊条件国家的性质，没有普遍性意义。 资本输出使资产阶级的剥夺有了世界性，把掠夺的巨款财富由政府主导分配，似乎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能成立的依据，这是以偏概全。比如美国，靠霸权地位掠夺全世界，一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高的，实质是剥夺了其他民族的幸福。瑞典特殊的银行业使其国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这只有特殊性。全世界都和那里一样能行通不？一些死心塌地的反共反社的反革命以此作证反社会主义，只能欺骗一时。 辛子陵等尽管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因而在所有制上政治敏锐力还是很高的，并非只要符合民主社会主义的要件就皆大欢喜。他们心里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任何可能的所有制变化比左翼人士反应更加强烈。为什么对重庆缩差共富有切齿之恨，原因是中国的私有化改造已接近成功，公有制已被消灭了绝大部分，任何此消彼长的变化都极为重视。 2009年底，在许多左翼看来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辛却认为极不寻常，大声疾呼。在年底聚会上说：“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去民营化现象愈演愈烈’”。他的认识是多么深刻！任何可能触动私有制的举措他都如丧考妣，十分惋惜。一些左翼却视而不见。要学习反面教员的长处为我之用。 复辟资本主义有卖力的顽固派，面对点滴的非“民营化发展都如同是眼中钉、肉中刺”。辛在座谈会上说：“‘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这里我说的不能犯第二次的错误，就是再一次消灭私有制，再一次进行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该造。再干这么一次，肯定亡党亡国。情急之下，我写了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救国无门，在大陆我没处发表。于是在香港出书，书名叫做《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出来。该书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尚未上市，第一版就销售一空。买主中北京党政机关占了相当大的份额。2010年年初，文章在五柳村网站和广大读者见面，许多网站转载了。文章指出： “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再怎么创造性的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中国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还是国有企业的功劳？是资本主义的功劳，还是社会主义的功劳？” 辛子陵翻动如簧之舌，很会颠倒是非，当婊子立牌坊之术非常过硬！众目睽睽之下就敢造谣撒谎。“不能犯第二次错误，就是再一次消灭私有制”，“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犯了错误。“再干这么一次，肯定亡党亡国”。究竟是毛主席进行破私立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改开搞”中“破公立私”的政治路线和政策酿成将有可能亡党亡国的败势？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还要解释吗？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还要解释吗？处心积虑、用心极为险恶，连党和人民进行的三大改造也要否定，再加上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毛主席从三大改造后就进入“极左”，文革使极左严重泛滥达到顶峰。彻底否定了毛主席作中国共产党领袖所做的一切。连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都不承认的人，就证明极其疯狂。“三大改造”认为错了，近代中国就只有蒋介石正确。 还以煽动的情调说“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党员”，“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知道那些错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老革命老党员是自带红帽的说法，革过什么命？未过社会主义革命关，晚节背叛。1949年前全中国什么时候干过公有制事业？一贯敌视反对，还能称为老革命，不过是见风使舵，灵滑的投机者在新的人民共和国里谋个好事，又不转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崇拜过、奋斗过”什么？无非是指过去在大潮之下拥护过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坐牢”，这可能不假。毛主席毕竟和斯大林不一样，见证了斯去赫（鲁晓夫）来，忧患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过有反共反社反毛的言论和行为的旧世界的卫道士，有的确实投入监狱。没有铁的专政手腕，真正的社会主义能维持一年吗？从后来的情况分析，难道没有理由认为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仍然没有把反共反社的反革命们斩草除根吗？ “我们紧跟过毛泽东”的话，和后面发自内心的仇恨结合在一起，蔑视之意包涵其中，和领袖比小小年纪，毛泽东长毛泽东短的，可见在他们那个范围内仇视毛泽东思想之风泛滥到何种程度！联系到目前美化蒋介石、国民党，就能理解毛主席早在1968年4月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1969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接下来说自己“情急之下”，“写了篇《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在香港以《中共兴亡忧思录》出书，并说“第一版销售一空”，购买者“北京党政机关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中特社”势力占据了中国的主导地位，这些话可能水份不大。要进行“政改”，“搞顶层设计”，需要设计方案。如此旗帜鲜明，公开打出黑旗的设计蓝图，也是对上层的有力支持。 此文引用自己书中的主要点也是十分清楚明确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这个论断辛子陵先生讲的倒千真万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毫不躲闪。苏共社从1956年开始“修改”到1991年，经过35年的渐进过程，结果世人共知。“中共社”从1976年开始至辛的此言论时间也已快35年了，他们有条件、有胆量、有资本这样说。打着红旗反红旗到一定的阶段就要亮出黑旗来，水到渠成就要“揭被亮娃”。“再怎么创造性的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定性结论非常的简洁精确、言简意清、旗帜鲜明，也算是对目前政局扑朔迷离说法的揭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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