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农民的抗争不再像早期那样围绕计划生育和地方官员乱收费的问题展开，而主要关心环境问题、土地使用、选举等等。这和中国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特别是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的地方记者、律师、大学教授、自由知识分子或是具有同情心的官员很容易形成共鸣。在环境保护领域，农民试图保护一个宜居的生存环境的斗争，开始和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产生共鸣。一个重要案例是2003-2004年间针对云南省怒江大坝项目的抗争，这场斗争最后导致中央政府于2004年中止了这个建设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身兼记者和环保积极分子两者身份的人在帮助农民表达他们的声音、组织他们的诉求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汪永晨以及《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可佳均是NGO环保组织“绿色家园”的领头人(Zhang，2004)。与此类似的是，来自城市的律师们也越来越参与到与农村土地争端有关的案件中去。那张冯珍老奶奶的照片的广泛传播，保证了这一事件在互联网和国际媒体上的曝光率。女性主义学者艾晓明还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反映此事(Fan，2005)。这些由城市知识分子写就的文字，反过来又推动了村民的积极回应，村民不仅广泛地传播这些文字材料，还将它们提交给地方政府官员，作为让官员们“学习”民主的“材料”。 最后，因为这些维权行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某些事件也获得了互联网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一些情况下，本不被允许报道这些事件的国内主流媒体也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报道。因为绝大部分此类事件都发生在村子一级，主要是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冲突，并不直接挑战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所以，一些较为自由的、敢于说话的中央媒体和省一级媒体也会发表同情村民的报道。比如说，太石村的抗议行动就获得了《南方农村月刊》、《南方都市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同情性的报道。《人民日报》的华南版，即《华南新闻》，甚至于2005年9月14日在第2版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石堆上的民主》，将老奶奶在石堆上演讲的地方称做“公共领域”，并表扬了村民通过法律程序要求不受欢迎的村领导下台的举动，认为这种做法推动了民主(He，2005)。尽管如此，这些主流地方媒体更常见的做法则是发表对事件的官方描述，试图消除那些常常夸大其词的非官方新闻和谣言的影响力，并且修补蒙受耻辱的地方政府的政治形象。但是，尽管这些官方媒体报道局限在它们典型的官方话语框架内，却也激发了对抗式的解读，帮助了新闻的传播，并使其他地方的村民也学会表达自己的处境，并采取类似的斗争。例如在浙江省，当地方新闻报道了东阳县画水村的村民成功关闭成为污染源的工厂的故事后，附近新昌的村民也增强了他们对工业污染的斗争(French，July 2005)。在数字时代，想要控制关于社会不安定的新闻的传播，是越来越困难了。 超越信息与传播技术：重提中国“数字革命”忘却的社会层面 在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并不同步的语境下，“数字革命”有可能将中国再一次带到社会剧变的边缘。2004年时，中国领导层第一次公开承认社会的安定团结已经到达“红色警戒线”(Manthorpe，2006)。尽管消费主义给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但是基于工人低酬的发展战略却意味着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进入消费天堂的门票。此外，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数字经济仍有能力持续吸纳城市受教育人口。这在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是危险信号。如果说，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缺乏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的话，那么现在，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不足已经威胁到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到了2006年，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就已经认识到，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限制了该领域的进一步扩张：一方面是沿海地区和城市中产阶级市场已经达到饱和;另一方面，在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市场，“真正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也没有有效需求”。国内消费不足，以及因中美之间巨大贸易逆差而导致的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至2005年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02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威胁着中国由信息与传播技术驱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的可持续性。丹·席勒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道，1980年代以来，中国和信息技术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克服不景气和利润下降两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制造商们也纷纷将公司或工厂迁至中国，但其结果很可能不仅使中国，还使全世界经济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强化。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和信息产业这两个增长极的成功利用有可能促使原先希望它们去克服的经济危机的复活(2005：96)。到了2008年，随着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和消费危机的爆发，席勒的分析已经得到了实证。 在中国国内，伴随各种社会力量就改革方向的讨论的展开，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重新定义。虽然新的发展观并没有放弃中国的“数字革命”和对高科技的追求，但是国家在治理技巧和制定政策时的优先考虑方面还是有所调整(Hong，2010)。在进一步加强了对信息与传播网络的监控的同时，国家已经注意到“数字革命”的社会和文化缺陷，试图重新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并修正以单一的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在税费上为农民减负，对农村发展予以更多的关注，等等。除此之外，新的领导层在2003年后宣传了两条指导思想。第一个围绕“科学发展观”展开，也就是以人为本，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各个层面的可持续与协调发展。这个指导思想在2003年10月14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正式写进党的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二个指导思想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展开，2005年9月19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在总书记胡锦涛的发言中，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应该具有如下特点：民主、法制、平等、公正、真诚、友好和充满活力”。 显然，新一代的领导集体不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而开始注意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关系的协调问题和社会领域的稳定问题。由此看来，中国政府在2005年11月突尼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WSIS)上所做的宣称，不仅仅是在全球性的论坛中进行“政治正确”的表达，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最新的发展与政府治理观念，中国政府的发言中说：“信息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以具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及和谐的地区发展为特征”。 简言之，一方面，信息与传播技术技术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和使用对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它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出现了十分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状况。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驾驭信息与传播技术来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公正，仍旧是个疑问。诚然，中国的媒体、政策和发展圈子已经开始注意到“数字鸿沟”，并且开始采用“信息扶贫”这类话语。在这一话语里，农民通过互联网获取关于市场的信息，知道应该从事什么生产，并将产品销售到何处，他们也因此成为市场中有效的主体。这样的故事很可能是真实情况的写照，但仅仅给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不太可能消除信息与传播技术所驱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策略的根本缺陷。在这一点上，其实有更多可想和可做之处。 詹姆士·迪恩(James Deane)曾提出，满脑子想着“信息和传播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它最根本的政治角色”，这在制定发展政策时是不够的(2005：57)。他的观点十分适用于中国的语境。毕竟，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缺乏种植何种农作物并该销往何处等市场信息，而首先是如何把握他们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的问题。与此类似，农民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迅速致富”，而且，因为国家在基本的社会服务如医疗和教育方面投入十分匮乏，这些公共服务又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当家庭成员遭遇疾病或是某个孩子考取大学后，许多农村家庭立刻一贫如洗。 与此类似，中国下岗工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不在于他们没有可供与潜在雇主联系的电话;人们看到，在露天劳动力市场上蹲守机会的男男女女常拿着手机(Bulard，2006);农民工的最大困难也不在于他们是否能迅速将积蓄汇款回乡。相反，问题在于工作岗位的缺乏以及工资的低廉，更糟糕的是雇主还经常拖欠工资。 结论 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这样的术语看起来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些术语所针对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决策过程的本性，发展规划中对优先考虑事项的设定，社会关系的秩序，以及技术革新的价值取向等，依旧是值得继续讨论的。事实上，对中国“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斯迈思在上个世纪70年代观察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又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当年邓小平以“不争论”的决定给中国“数字革命”的爆炸性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那样，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伴随着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而很多人还以为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长期的飞速发展已经被埋葬了呢”(Kahn，March 2006)。 尽管在过去30年间围绕信息与传播技术进行的政治经济转型已经使中国获得了全球性地位，使特定的国内或跨国社会阶层日益繁荣富强，并为此自豪，这个过程对不同社会团体的赋权功效是很不平等的（Zhao，2007；2008）。当斯迈思提醒中国政府，技术确实有政治意涵时，他所言非虚；这也正如罗宾·曼塞尔（Robin Mansell）所说的那样，“不管它们在场或不在场，或者正因为它们在场时的特定本质，信息与传播技术本身意味着‘政治’，而这些政治影响到每个人”（2005：84）。正因为如此，一条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将发展的优先考虑定位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民主参与上。也就是说，在市场权威主义下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不会导向“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的情况反映了在作为经济商品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之间做出区别的重要性。信息可以作为决策的资源，传播则是社会和文化的过程。尽管中国发展战略推动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网络扩张和信息与传播技术商品及服务的生产，但一旦这些对主导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不利，它就努力阻碍信息的流通，减少服务于自治的社会组织的传播，阻碍互相竞争的社会利益各方关于不同发展优先事项的有效表达。信息与传播技术引领下的发展战略促使经济增长，但将一些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紧张，引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也许获得了最先进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辅助，更多时候则并没有这种辅助。这些冲突反过来又对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时的优先考虑事项提出了根本的疑问。 数字鸿沟固然真实存在，我们也必须缩小这个鸿沟。但是，当整个世界不仅身处一场旷日持久的、在各个层面都是不折不扣“信息战”的反恐战争中，而且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危机时，斯迈思的问题在21世纪的版本“手机之后，怎么办?”已经成为不仅和中国有关，更和全世界有关的重大话题。 作者系加拿大西蒙飞沙大学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本文节选自：赵月枝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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