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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之后,是什么?

2016-9-20 06:5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680| 评论: 2|原作者: 赵月枝|来自: 红旗网

摘要: 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者达拉斯·斯迈思前往中国研究意识形态、科技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之所以决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科技哲学”,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这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问题”。
赵月枝:手机之后,是什么?

--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


 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者达拉斯·斯迈思前往中国研究意识形态、科技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之所以决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科技哲学”,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这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问题”(Guback,1994:228)。他在报告中写道,尽管自然科学家和广播官员们认识到科技及其产品有政治本性,但他在中国的学术和政策部门遇到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却不同意他所说的科技具有的社会建构性。斯迈思发现,这些人认为“工艺和科技是自治的和非政治化的”。更令他不安的是,“他们表现出一种固执,甚至完全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的可能性”(Smythe,1994:238)。


  对中国科技哲学的这一探究并非停留在抽象层面,也不仅是一种学术兴趣。相反,斯迈思对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政策,以及中国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性道路进行探索的可行性提出了最根本的问题。正如他所说


的,“尚不清楚中国人是否已正确认识到科技的政治属性,而这在今后一二十年里将对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至关重要”(Smythe,1994:242)。具体来说,斯迈思看到了这样一种不一致:一方面中国说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人有一种“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科技的心态,后者“意味着社会主义科技可以被用以衡量反对资本主义科技的成就”(Smythe,1994:243)。对斯迈思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否获得成功,有赖于中国能否拒绝盲目引入西方的科技、消费商品和服务,以及能否拒绝在这个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关系”。要想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t politics)必须在科技革新和经济生产领域获得领导权,特别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某一种消费品和服务的革新”是否“能服务于作为集体或者个人的大众”(Smythe,1994:243)。这里的“无产阶级政治”意指民众对决策的参与,指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社会需求,这也是在斯迈思的想象中“文化大革命”所意味的东西。在斯迈思看来,西方消费品是“资本主义呈现给新的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陷阱,中国的工农兵应该意识到这个陷阱”(Smythe,1994:241)。斯迈思写道,因为“在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中没有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采用资本主义的奢侈品,比如说私家车、家用洗衣机、家用冰箱、单向电视等,也就意味着用这许多教育工具武装起中国家庭,导向资本主义的文化道路”(Smythe,1994:231)。


  斯迈思以评判性视角对当时的国际传播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起“文化屏障”来过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流入。他甚至从冷战年代美国禁止向中国输送技术和苏联从中国撤回技术支持的举动中看到了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自力更生获得科技进步”。他这样写道:


  结果,中国……牢固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决策的群众路线方式。现在中国已经解决了向民众提供食物、衣服、住房、医疗这些紧迫的问题,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大步迈进共产主义是有可能的。这一步的实现决定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答案应该是公共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个人私下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将创造性人才和资源分配去生产和提供所有人都喜闻乐见并有教育意义的物品和服务,如公园、博物馆、科学、教育、图书馆、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筑和其他各种艺术形式(包括双向电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便可以十分有效地直接达成(Smythe,1994:243)。


  斯迈思在改革初期的1979年再次访问中国,并就所见所思写了一份报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将它作为一份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阵营一名“家庭成员”的友好批评与建议书,提交给了中国政府有关官员。斯迈思生前之所以从未将之发表出版,是因为他觉得“有义务将我的批评局限在大家庭内部”(Guback,1994:230)。


  然而中国有关官员从未正面答复斯迈思。相反,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为了回应来自外部的冷战压力和来自社会主义内部的危机,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口号回避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中国追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大规模“改革开放”,使消费主义在中国迅速蔓延。中国在大量进口西方的科技和消费品的同时,更将自己变成了“世界加工厂”,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成为主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而这些商品不仅包括鞋子和玩具这样的低端消费品,还包括电子消费产品和其他的高端信息技术产品,例如电脑。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最蓬勃发展的区域”。加上对信息科技这一“资本主义最生气勃勃的产业”的拥抱,中国成了跨国资本主义“两个增长极”交汇中心(Schiller,2005)。


  斯迈思注意到,他访谈的中国哲学、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士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误导,错误地相信科技具有中立性。这种观察也许是正确的。不过,他本人很可能也被“文革”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修辞术误导了。


  首先,在他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并非像他认为的那样,已经解决了向大众提供基本必需品的问题。在1978年农村改革之前,“吃饭问题”对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来说仍然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一直是一个挑战(Huang,2005:5)。


  其次,斯迈思想当然地以为“无产阶级政治”具有民主的天性,或者说在决策过程中会有“群众路线”这样的民主过程;不仅如此,他还错误地认为,这样一个过程已经多多少少被牢固地确立了。事实上则是,他的两种假设都存在问题。“群众路线”政治传播模式不但有明显的家长制的色彩,而且还很容易从上面或从下面被颠覆(Zhao,1998)。


  再次,在政治上,斯迈思虽然接受中国官方的说法,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确实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但他没能充分把握中国的后革命政权不得不应对的冷战环境的严重性,而中国领导人作为一个整体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在高科技战争和核武器威胁中生存。简言之,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斯迈思所观察到的“两条路线斗争”之上,这种由军事引领的科技民族主义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数字革命”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最后,尽管斯迈思关于科技政治的观点在西方批判学术界被普遍接受(比如说Williams,2003;Winner,1997,1986),但他对商品和服务要么服从集体需求、要么服从个体需求的二分法是有局限性的。在某些情况下以及在特定条件下,集体的社会需求和个体的需求并不能截然分开。电脑和手机这样的互动传播科技尤其如此。信息传播商品与服务具有社会本性,而且消费者并非消极的和原子化的,各种社会主体能够将信息与传播技术用于自己的目标。


  然而,斯迈思与中国的这番遭遇不应仅仅被视为西方学者因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而试图在别的什么地方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天堂的个案。尽管中国改革时代的发展道路和斯迈思设想的道路相左,但是斯迈思提出的问题还是在中国挥散不去;不仅如此,当中国由信息科技驱动、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引发的经济与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后,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被更准确地修正为“手机之后,是什么?”——便有了新的相关性,并日益重要。尽管斯迈思误读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他用来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框架也不乏局限性,但他确实为我们分析中国在改革时期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整体发展策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斯迈思对经济中的决策过程、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占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体(他本人所称的“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所承担的风险的关切,在中国现行的社会改革和与世界市场体系的整合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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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yiou 2016-9-20 20:07
中国的领导者只强调少数人发家致富,根本没有这位老外高瞻远瞩。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的全民集体所有制的江山整成一个鬼城处处遍地污染贫富悬殊的黑恶社会。
引用 远航一号 2016-9-20 04:44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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