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中资企业的劳工和种族化叙述

　 　历史上的劳工种族化，最典型的如美国的黑奴制度，明显地印刻在正式的国家法规和政策制度中。今天学者们对劳工种族化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其意义与结构的日 常性生产、复制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辩。这些意义与结构暗含于雇主对劳工技能看法，对劳动表现日常评估，也暗含于一系列维持和复制种族化的劳动分工和职业等级 结构的制度实践”（Maldonado， 2006）。比如，在美国新奥尔良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肆虐之后的重建工作中，拉丁裔散工的工资要低于白人和黑人同伴们（Murga， 2011）。再比如，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的海员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他们却“因为种族或国籍而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包括低 工资、体罚及不准接触工会。而且，还必须看到，在劳工种族化的范畴里，还存在不同的剥削梯度：在跨国航运公司，中国海员即便是训练有素，他们的工资却要比 菲律宾海员低20%，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员来源地。劳工种族化的目的在于“以更糟糕的工作条件和更低的工资在更高的程度上剥削工人” （Bonacich and Wilson， 2008：170-171）。把这样的结论稍加延伸，我们认为劳工种族化的目的在于获得“超额利润”，即在一般的利润水平上额外的利润，同时维持不平等的 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

　　劳工种族化利用对公民权的种族化进行劳动分工，造成对劳工不同层次的剥 削。雇主将某一群体的工人视为适合于某一类工作，而将其他群体视为懒惰或不服从管理（Maldonado， 2009）。此处公民权的种族化是指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个社会的不同的人群因为所谓的“种族”而享有不平等的社会权益。它与根植于政治制度中的社会分工 有关。比如，19世纪美国的“种族-劳工等级制度”将自由身份的白人劳工置于顶端，然后依次是华人契约佣工、黑奴和墨西哥裔的劳役偿债者（Phan， 2004）。南欧和东欧的工人虽然也是有自由身份的白人劳工，但被认为不如北欧工人（Roediger and Esch， 2012：90）。二战前法国所做的生产率差异的研究就把少数族裔“以一种可以预测的序列加以排列，这一序列给予白皮肤以及那些与法国人较为亲近的群体以 特权”（Camiscioli， 2008：70-73）。劳工种族化不仅是至上而下的，工人们有时也通过话语贬低另一“种族”的工人，这时工人们就放弃了劳工团结，而是参与了劳工种族化 的建构（Wilson，2008）。

　　21世纪劳工种族化的例子有：在南美国家哥伦比亚，鲜花种 植园的业主可能是当地人或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但业主们和经理们都是有欧洲血统的中上层阶级，而在这些外向型种植园打工的工人们2005年每小时的工资为 0.48美元，这些工人都是有色人种（Sanmiguel-Valderrama， 2007）。21世纪的头些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的食品行业，白人的工资每小时为14.46美元，而同样在美国出生的拉丁裔工人的 工资每小时仅为10.92美元（Munoz， 2008）。工人们因为他们的“种族”身份同工不同酬，拉丁裔工人的更低的工资使他们遭受了更多的剥削，企业从他们身上获得超额利润。

　

　 　劳工种族化也通过国籍来运作，制造劳工等级制，而且使之常态化。一家墨西哥的玉米粉圆饼公司在美国加州的分公司付给当地拉丁裔工人（有美国出生的、有移 民的）每小时8.79美元，而该公司在墨西哥城市提阿瓦那（Tiajuana）雇用墨西哥公民做同样的工作，只支付每小时1.69美元（Munoz， 2008）。如果把美国加州南部城市圣地亚哥和墨西哥城市提阿瓦那生活成本（房租 + 消费品）做个比较，那么要维持同样生活水准的话，提阿瓦那生活成本是圣地亚哥的三分之一（算法见Numbeo， 2016a），但是墨西哥工人的工资连加州工人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墨西哥的工人遭受更低的工资待遇和更多的剥削。随着很多美国公司把“客服中心”转移到印 度，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中的劳工种族化。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和印度的德里是“客服中心”的聚集地，以这两个城市为例，我们比较一下，在同一生活水 平线上，达拉斯生活成本是德里的2.9倍（算法见Numbeo， 2016b），可是任职于美资客户服务中心的印度职员的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如果说美国公司从美国雇员的劳动中获得了一般的利润，那么美国公司通 过劳工种族化在印度员工身上则获得了“超额”利润。更有甚者，“客服中心” 要求印度职员“虚拟”美国人，让美国顾客以为他们受到了“美国人”的服务，仿佛印度人就不能作为印度人来做这项工作。

　 　艾德娜•博纳思奇（Edna Bonacich）等学者认为劳工种族化是白人资本以额外剥夺有色人种权利的方式而获利的一种手段。我们认同这一观点。种族化主要是雇主们强加给非白人劳 工的，给他们比白人工人更低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从而让他们创造了更高的利润。在次要的层面上，种族化也是一些白人劳工对其他劳工的戒备和排斥，因 为他们总是担忧会被非白人劳工取代。美国雇主和白人劳工曾经对待中国劳工的态度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在他们看来，中国劳工“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是 只会感激涕零地接受低工资、盗走工作机会、降低他们的劳动条件，并缺乏抗争精神的“一群毫无个性的工作机器”。（Bonacich， Alimabomed， and Wilson， 2008）博纳思奇等学者还提出，尽管美国工人享有的权利确有不足，但南部国家的工人因缺乏自我组织的权利而无法与国际资本争取到应有的利益。

　 　迄今为止，劳工的种族化研究还没有涉及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情形。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探索。基于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我们认为非洲中资企业和西方企 业在种族化方面有一些显著的不同。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

　 　首先，我们的调研发现，以赞比亚铜矿业为例，中国公司没有通过“种族化”额外压低非洲劳工的工资获得超额利润。中国与赞比亚两国的发展水平当然有相当的 差距，尤其体现在赞比亚的基础设施和正式就业机会远比中国稀缺上。但我们在2014年分别在赞比亚和中国做了矿工收入对比调查，有这样的发现：在赞比亚最 大的中资铜矿，赞比亚矿工的月均工资为640美元（没有算福利），而在中国江西的大型国有铜矿，工人月平均工资是555美元（没有算福利）。尽管在赞比 亚，矿工工资显著地高于其它行业的工人，但是赞比亚正式就业机会少，往往矿工家庭只有一个人有正式就业，而且赞比亚六口之家很常见。所以总体来说，赞比亚 工人的家庭生活水平与中国工人家庭还是有落差的。在赞比亚的两个西方投资的铜矿，赞比亚劳工的月均工资为703美元。赞比亚工人抱怨中资铜矿公司的工资比 较低，但这主要是由于中资铜矿公司的规模和利润率也在同行业中较低 （Yan and Sautman， 2013），而不是因为“种族化”的因素。中国本国矿工的工资与赞比亚矿工的收入虽然有一些差别，但西方发达国家矿工的月均工资则比两国工人高很多，比如 加拿大的矿工，月均工资为5300美元（Caldwell， 2014），是中赞工人的8—9倍。

　 　在收入上，在非洲的中国员工不一定比同类的非洲工人高。到非洲工作的中国工人比中国国内的一般工人有较好的技能和工作经验，再加上为了激励或留住这些工 人在异国他乡工作，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往往会付给中国劳工比中国国内高一些的工资（Baah and Jauch， 2009：70，115，151，181，194-195，221，330）。但是，许多规模以上的中资企业付给非洲劳工的工资却不一定低于中国国内同类 劳工的工资。实际上，中国人在非洲的中资企业不一定比非洲同行在非中资企业中挣得多。2011年，在赞比亚，中国采矿工程师的年薪为10，000美元 （Brautigam， 2011：6），这要低于赞比亚工程师在英资铜矿公司中获得的薪酬（Servant， 2009）。

　 　在工资上，有些赞比亚工人或劳工部的官员认为中国公司给的工资比较低。中国雇主们则认为他们跟赞比亚雇主一样是按当地的标准支付工资的，抱怨这种指责不 公平。赞比亚一位劳工部的官员批评说，可是“外资”公司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人们不把中国公司跟当地公司比，人们对中国公司是按照“外资”公司来期待的，怎 么能把“侨民”（expatriates）跟赞比亚业主比呀？这就涉及到所谓中国公司的定位。2015年在赞比亚中国大使馆经商处有记录的中国人开的公司 有近600家，实际的数量应该更多，因为很多小型公司甚至都没有在经商处登记过。这近600家公司中，大部分不是跨国公司，而是中国侨民到赞比亚后经过原 始积累后开设的中小型，甚至微型公司。这些公司的资本积累和市场都在当地，与大型跨国公司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业主是中国人或具有中国的国籍，很难说这些是 中国公司或是“中资”公司，这些公司更应该叫本地中国人公司 （local Chinese company）， 以区别于跨国的中资公司。但是赞比亚人对“外资”公司、对侨民业主的想象跟他们对赞比亚公司和业主的期待有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的期待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 中国也有过，认为外资公司的待遇应该比本地公司要好。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广州、义乌等城市开公司，雇用中国员工，中国人对“外资”的认识也在发生 变化。所以，当听到赞比亚人或者非洲人抱怨中国雇主给的工资低的时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互动，的确超出了发展中国家人们长久以来 建立在南北关系惯性上的，把“外资”、侨民等同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认知。

　　第二，在非洲的种族和经 济等级结构里，中国侨民低于白人。除埃塞俄比亚之外，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并非集中于那些工资水平超低的国家。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不同的是，很多中国人或 中国公司去非洲，主要不是因为非洲的劳工更廉价，而是他们希望开拓和利用非洲的市场机会。在非洲的中国人大概有一半居住在制造业最为集中的南非（Li， 2013）。2001年至2012年间，中国对非洲投资的35%也放在了南非（Copley， 2014）。2014年，南非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200美元，这要远远高于赞比亚165美元至200美元的平均工资水平（Davis， 2014），而同时期中国国内的平均工资仅为560美元（Hamlin， 2014）。平均而言，南非白人的收入是南非黑人的六倍（Laing， 2012）。2011年，白人虽然只占南非经济活跃人口的12%，但全南非所有顶层经理的65%，占私营企业顶层经理的73%，以及69%至72%的高级 管理人员都是白人（Commission for Employmant Equity， 2012）。在南非，中国侨民的经济地位属于中间水平。南非白人人口数量是中国侨民人口的20倍。由于南非白人在人数及收入上都要远高于中国侨民，所以在 南非的种族等级结构中，黑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并不明显（Huynh， 2010）。

　　 第三，西方人往往认为他们在本国拥有比非洲人更多的政治和劳工权益，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则不会认为他们在中国拥有非洲人在他们本国没有的政治权益和劳工 权益，在这方面，中国人没有很多制度优越感。带着优越感的美国雇主和工人认为中国劳工为获得微薄的工资而感恩，或认为中国工人抢走了就业机会，降低了劳工 标准，或缺乏抗争精神。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却不是这么看待非洲工人的，在非洲的中国人认为非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制度要强于中国（Ke， 2011；Beijing Laodi， 2013），一些非洲政府要比中国政府更加看重劳动制度是否得以严格执行（Wong， 2013），而且非洲一些国家确定的工资福利标准也要高于中国（Qu， 2013）。

　　我们的访 谈资料显示，与那些同样在非洲的西方人不同，在非洲的中国管理者没有西方管理者那样的优越感和优厚的待遇。中资企业也并不强求非洲雇员一定要遵守中国的文 化规范，甚或工作伦理。②尽管中资公司的中国工人可能会因为技能等因素比中资公司的非洲工人们拿的工资多一些，但他们享受不到非洲同伴们所拥有的劳动权 益，因为非洲工人有工会、享有本国法律规定的节假日和周末，而中国员工则没有这方面的保障。

　　第 四，中国侨民在非洲比较多地融入当地，较少有“种族”的隔离，在这方面中国侨民较少有等级制和优越感。西方主流媒体经常指责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自 我封闭”，与当地社会不交往。其实，在美国、欧洲、南非的老“中国城”与其说是华人“自我封闭”的结果，不如说是由这些国家和地区19世纪—20世纪反华 歧视造成的（Wong， 2013：294；Goyette， 2014）。除南非之外，非洲其它国家尽管近十年来中国侨民有显著增长，却没有“中国城”（在一些国家，有中国“商贸城”，但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 城了）。一般中资企业，出于对职工人身安全、饮食习惯，以及与当地人语言交流困难的考虑，给中国员工提供集中居住的宿舍，有些宿舍区是封闭的住宅大院 （Kairu， 2015）。有些中资公司担心员工外出赌博或去酒吧出事，要求员工晚间外出要打招呼，或不允许晚间外出，对员工驻地进行宵禁。但是，在非洲的中国人大多数 不是那些拥有“封闭式住宅大院”的公司的雇员，他们没有“将自己隔离于周围的社会”（McNamee， 2012），而是居住于当地人之间并与当地人交往（Oreglia， 2012：9；Giese， 2011）。在赤道几内亚，中国人是第二大的外国人群体，第一大群体是美国人。

　　他们居住在远离赤道几内亚城镇的私人大院中。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居住在当地人之间，并和当地人有经常性的经济交往。比如，为当地人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为他们工作，向他们租用住房和商用处所，并雇用他们。（Esteban， 2009）

　　当有美国记者问及刚果首都金沙萨的中国人社区的情况时，当地一名记者如此回答：

　　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人的社区。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就住我隔壁，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购物……他们还在学习林加拉语……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害怕我们……我们自己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人的肤色越变越褐，现在都变成黑皮肤了。（Olander， 2010）

　　美国驻尼日利亚的前大使声称，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我隔离。对此，一位尼日利亚人在其博客中回应道：

　　与 西方人相较，是不是他们不太“隔离”于非洲人？对呀……中国人更愿意住在我们中间，和我们非洲人在相同的市场购物……我就有几个中国邻居。可就没有几个西 方人住在拉各斯的城区……有些西方人坐出租车的时候甚至都不愿意往窗外看看。他们集中住在豪华的“外国侨民”居住区……他们当中99%的人在当地没有朋 友，他们鄙视当地人，尽量不与当地人接触。（MrOkadaman28， 2012）

　 　中国的富豪居住在非洲的高档社区，不过，经济条件一般的雇主和工人则住在较为一般的社区或人均收入较低的区域（Shinn and Eisenberg， 2012：222； AFP， 2015）。在纳米比亚临大西洋的城市斯瓦科普蒙德（Swokupmund），一位纳米比亚商人弗兰克•佐（Frank Nzoh）告诉我们：

　　中 国人比德国人或荷裔南非人要好得多。不像那些白人，中国人和我们一起居住、工作和散步。而白人只会住在他们在城里的豪宅。当地的白人还提醒白人游客不要进 入那些小镇子，似乎纳米比亚人都是小偷……可中国人就不会看不起我们。他们乘坐当地的出租车，甚至那些非常有钱的中国人也坐我们的出租车。

　　在苏丹，有些公司还鼓励中国工人学习阿拉伯语。一家引进中国生产设备的苏丹电池厂的经理麦基（Mekki）先生说：

　　（在我的工厂里）苏丹人习惯一群人围着一个大盘子吃饭，而中国人则各自用碗吃饭。不过，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同苏丹人一起吃饭……在我的厂里，如果有苏丹人请中国人吃饭，中国人不会拒绝。

　　在赞比亚，萨飒（Saasa）教授是一位颇为知名的知识分子，他这样评价中国人：

　　他们乐于深入赞比亚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他们不像那些西方人……可以说，比起那些不可一世的西方人，他们和我们相处更为融洽。中国人更能够与我们融为一体。

　 　赞比亚政治家乐瓦尼卡（Lewanika）先生声称，“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会去干体力活，可没有哪位白人老板愿意这样干。无论中国人要我们干什么，他 们自己也身体力行。这方面中国人言行一致，这种管理确实让非洲人觉得很新鲜”。一位纳米比亚记者报道，“中国人确实不住豪宅，对着一大群非洲女佣颐指气 使。他们自己也从事挖、铲、锯、清扫和搬运碎石的工作，而不只是站在一旁大声向非洲劳工发号施令”（Akinyi Princess of K’Orinda-Yimbo， 2008：85）。卡本德（Kabende）先生是任职于中资铜矿冶炼厂的赞比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他说：

　　中国人很简单。中午在职员餐厅吃饭，他们甚至都自己洗碗。穿着工作服的首席执行官（CEO）自己也去餐厅排队打饭。实际上，80%的中国人都穿工作服。我想，这样很好，因为工人们不会感觉到身份上的差别。

　 　曾先后在卢安夏铜矿的印度、瑞士和中国公司中工作过的赞比亚人说，比起其他国家的雇主来说：中国雇主更为随和。卢安夏铜矿的矿工桑托斯•萨卡颇可 （Santos Sikapoko）说：“中国人和我们混在一起，印度人可从来不会这么做，荷裔南非人也不会这么干”。另一位矿工亚当•族鲁（Adam Zulu）回忆说：“我们在瑞士老板底下干的时候，很多荷裔南非人总是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骂人，我们之间也因此产生摩擦”。中资公司中的赞比亚首席地质专 家威灵顿•牧比塔（Wellington Mubita）也谈到：“荷裔南非人会打人”。此外，

　　印度管理人员对待其他种族劳工的态度也不好。他们只会命令人和排挤人。中国人则愿意学习如何与我们相处，不管学得怎样……印度经理可不会和地位低的劳工说话。中国人则愿意坐下来跟我们咨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们觉得好不好？

　　在内罗毕，德国非政府组织的肯尼亚项目负责人赫思莱•嵇康（Hezron Gikang’a）告诉我们说：“比起那些印度人和白人，甚或肯尼亚的黑人老板，中国老板要更随和一些”。曾在南京留过学并在达累斯萨拉姆做过翻译的坦桑尼亚人马太萨（Mateza）先生也说：

　　中国人愿意住在非洲人中间，西方人则只住在他们自己的飞地……中国人喜欢住在工作地或其附近，而西方人则觉得，工作地和居住地应该分开……天天和坦桑尼亚人在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因工作需要而不得不学着说斯瓦西里语，他们住在当地人中间，对居住条件也并不挑剔。

　 　在语言、宗教等文化方面，因为殖民历史，西方侨民与非洲人共同点多一些，而中国人与非洲人的差别更大一些，可是中国人对非洲人较少有排拒的态度。据研究 劳工种族化学者的观察，这种排拒态度在发展中国家的西方企业中则较为常见。与西方侨民相比，那些更愿意与当地人交往的中国人，或因为受着某种社会主义平等 观念的影响，或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收入并不高， 较少带有“种族”偏见。

　 　第五，在非洲的中国经理们和工人们对非洲工人的工作能力褒贬不一。对于某些“种族”的工作能力，精英们的公开言论往往不同于他们的实际评价。美国内战之 前，美国南方的白人精英们炮制出一种官样的论调，即黑人“懒惰”。可是，在关于如何管理奴隶的书写中，奴隶主们对黑人劳工的评价则很客观，说他们比白人劳 工更富有工作成效（Roediger and Esch， 2012）。内战后，南方黑人获得自由，南方的种植园主试图用白人移民和华人来替换获得自由的黑奴，却发现这些人不如黑人肯干或守纪，所以后来还是不得不 使用黑人劳工（Follett， 2011）。英国的精英们也曾提出过这样一种官样的论调，说什么亚洲的水手很糟糕。可英国的航海专家却说，亚洲的水手和其他地区的水手一样的优秀 （Hyslop， 2014）。

　　中国官方话语一向认为非洲人民很勤劳，中国的非洲专家还认为非 洲妇女特别勤劳（Liu， 2012；Yang， 2002）。中国经理们则对非洲劳工褒贬不一：有不少人常常抱怨非洲人慵懒，工作不积极，太被动，对任务没有紧迫感，有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中国国企的一 位经理甚至抱怨说，“他们就把自己当做雇佣劳动，下班了多干一分钟也不愿意。” 但也有些人认为非洲工人不错，或者既有优点也有弱点。一名在非洲扎根的私营建筑公司老板曾这样写道：

　　我 们的非洲工头要比中国工头表现好……与那些工作表现较为一贯的非洲雇员相比，中国雇员的野心勃勃更让我们不放心……非洲雇员们为公司努力工作……在公司干 了几十年的非洲雇员因表现好而得到公司的培养和提升，尽管没受过太好的基础教育，可他们在工作中总是表现出那种“紧迫感”。（KF， 2013）

　 　在埃塞俄比亚，中国的老板特别赞赏那些“勤劳而且领悟力好的”女性劳工（Shen， 2013：20）。中国经理老杨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为一家苏丹人的电池厂工作了两年多。2008年他回国，临行前在给苏丹经理们的信中，他针对苏丹经理抱怨 工人们懒惰说，“苏丹人并不懒，你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好的管理措施。”2008年在赞比亚的中资铜矿，张师傅已经工作8年了，每天在井下带着赞方工人干活， 他的部门有10来个中国师傅，180个赞方工人，他认为当地工人技能单一，不举一反三，原因是“他们以前给英国人干活形成的习惯”。张师傅认为，在他的培 训下，当地员工变了，也变成多面手，能举一反三。

　　即使那些抱怨非洲劳工在积极性上差劲的中国经 理也会称赞他们的一些品质。在苏丹，一位机械工程公司的中国经理认为苏丹人讲诚信、语言能力超强，（苏丹）是一个“挺文明的国家”。在赞比亚的谦比希铜 矿，营运部的周经理在列举了当地工人的很多问题后，指出本地工人比中国人更加讲礼仪，而且交代他一件工作怎么做，他很守规矩，能非常可靠地按部就班来完 成，不像有些中国人喜欢耍小聪明，会偷工减料。总体来说，周经理认为赞比亚工人“文明程度”更高。在赞比亚，一个农业机械公司和连锁店的中国老板韩女士在 当地已经经营多年，交往广泛，在当地也认识赞比亚人。她说，当地的雇员非常聪明，赞比亚经理工作也非常努力。赞比亚人比中国人更加服从规章制度，这一点， 中国人可得好好跟他们学学。

　　一般而言，在非洲的中国人对非洲人的看法有褒有贬，相当一部分中国 人在话语层面把非洲种族化、把非洲劳工种族化，如不少人对非洲人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懒惰、效率低、依赖性很大，甚至用种族歧视的词语称非洲人为“黑 鬼”。 但是在非洲规模以上中资企业没有推行西方公司在南部国家常有的“劳工的种族化”。因此对待在非洲的中国公司，研究者不能照搬那些现存的，源自北南互动过程 中的劳工种族化研究的结论。当然，中非之间的交往仍然在运动和发展中，我们根据既有的实地研究和文献参考得出的观察和分析也不能被当成是静止的、不能动摇 的结论。

　 　非洲的中资企业没有出现西方公司在南部国家常有的“劳工的种族化”，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访谈资料表明，在赞比亚，印度出资的矿 业公司和西方的矿业公司有许多共同点。就赞比亚的中资矿业公司来说，或许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中资企业要考虑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而中资矿业公司的管 理层也有一些这样的政治意识，即他们是承担一定政治责任的企业。不过，除去官方的因素外，多国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比，更倾向于 反对种族歧视。美国马里兰大学在十六个国家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的结论是：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最 为支持平等对待不同种族和族裔的，除墨西哥人之外就是中国人。其次，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反对雇主基于种族或族裔对劳工进行歧视的，中国人的比例占第二位。 此外，希望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种族或族裔歧视的，中国人的比例则跃居第一位。（WorldPublicOpinion.org.， 2008）

　 　中资企业应该减少现有的，主要在话语层面对非洲人、非洲劳工的种族化，并避免采取任何含有或被认为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行动。2010年，赞比亚的中资私 营公司科蓝煤矿发生骚乱时，中国管理人员下令开枪而致使13名赞比亚工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中国大使馆向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的煤矿矿主施压，要求他向赞比 亚民众道歉、赔偿损失并改善工作条件（Sautman and Yan， 2014b）。我们在赞比亚的访谈中了解到，曾经有一家中资公司打算安排中方员工和本地员工下班后分别乘坐不同的公司巴士离开公司，因遭到了本地员工的抵 抗而放弃了原来的安排。2015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一家中国餐馆因为宣布晚间营业不接待黑人顾客，引起哗然，中国大使馆及时地对此给予了严厉的谴 责（Capitalfm， 2015）。

　　无疑，非洲大陆内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将会继续对非洲的中 国人进行种族化。然而，非洲最为恶名远扬的排华运动已经以失败告终。当赞比亚排华运动的始作俑者迈克•萨塔当选为总统之后，他调侃地说：“竞选的时候，我 曾承诺要对付中国人。可是现在，他们将会对付我”（Sata’s U-turn on China， 2011）。2014年，萨塔去世之后，路透社驻非洲办公室的负责人被问及萨塔与“中国人的关系”时，他回答说：“就其对中国的政策而言，萨塔的那套说辞 并未生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Cropley， 2014）。将中国人妖魔化的竞选策略使萨塔登上了权力顶峰，但这场右翼民粹的竞选运动并没有给赞比亚工人带来任何好处。萨塔上台后曾解聘参与罢工的护 士，并冻结公共部门职工的工资和就业招聘（President Lungu， 2015）。

　　非 洲毕竟不同于蒙古和越南，这两个中国邻国的民族主义叙事集中地针对中国（Bille， 2015；Two Brothers， 2015）。许多非洲人明白，美国和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要比中国大得多。非洲也还存有阶级分析的视角。正如南非当前新兴政治力量的涌现所 证实的一样，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社会条件下，阶级分析的视角将再度浮现（Buccus， 2015）。西方主流话语希望告诉世人，“中国在非洲”是单向的种族化，即中国人对非洲人的种族化，实际上种族化在中非交往中不是单向的、单元的，也不是 中非之间双向的、二元的，而是包含西方主流社会的三向的，有多个社会行动者的复杂图景 。在非洲的部分中国人在话语上有“种族化”非洲人、非洲劳工的话语行为，但是在企业制度和管理上，在非洲的中资公司没有西方在全球南部国家常有的“劳工种 族化”。中非之间日益广泛的接触是否会导致话语层面劳工种族化的恶化或缓解，是否会出现企业制度和管理上的种族化，则尚待进一步的观察。

 （译／赵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