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我经历的文革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和“样板戏”

在62年前后刘、邓热衷于“三自一包”时，毛主席一方面批评了刘、邓企图借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解决暂时经济困难的错误，一方面寻找再次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方法与突破口。

他首先发现价了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这个典型，随即以“工业学大庆”为口号，号召全国工业、科技、教育、卫生等行业以大庆为榜样，发扬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尽快创建我国独立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卫生体系、教育体系。

在“改开”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习惯了一切依靠“引进”，一切依靠“外资”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个口号在他们眼中实在是很荒唐的。可是就是在这个无法被“改开”理解的口号指引与激励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无数个人间奇迹！他们不仅造就了世界第六的经济体系，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实现了普及中小学教育，更把我们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列强的差距缩小到不足十年！（“改开”后这个差距很快就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了！）

在农业方面毛主席发现并竖起了同样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的大寨人这面红旗。大寨人面对的困难比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面对的困难要大得多，可是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改土、造田，修渠、灌溉，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贫困面貌。大寨的成功激励了全国的农民，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的感召下，在贯彻纠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二十三条”后，一个农业生产高潮再次在全国出现。

就在工业与农业的两面红旗竖起来的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旗帜随即因林彪在解放军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而竖起来了，这就是“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

自从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之后，林彪就接掌国防部长之职。人所共知林彪是世界知名的军事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林彪还是个深藏不露的政治家。

在高岗发动对刘少奇的挑战时，林彪就显露出了敏锐政治洞察力。当时，许多人都以为毛主席越级提拔高岗，同时批评刘少奇右倾，高岗挑战刘少奇即使不能全胜，至少不至于落败。可是林彪却早已料定高岗要输，所以尽管他从来都瞧不起刘少奇，可是在高岗邀他支持自己时，林彪只“打哈哈”，不置可否。相比之下，彭德怀的政治观察力就要逊一筹，彭德怀支持了高岗，成为他后来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猜测（没有直接证据），林彪早已把刘少奇与毛主席的矛盾“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这一次料定刘少奇会走上与毛主席直接对抗的道路，并且料定输家必定是刘少奇。于是在刘少奇集团风头最盛，毛主席在中央几乎失去号召力之时，林彪在他掌控的解放军中发动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不仅要求各级干部与战士学，而且自己带头学（尽管可能只是做个样子），特别是63年他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原则，和64年他组织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起自59年的党内读书活动。59年毛主席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深感党内高层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于是号召党内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因为党内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直接读马列原著困难不小，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毛主席要求的读马列的书变成了读毛主席的书。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鹤立鸡群的理论家和作家。除了毛主席之外，其他领导人几乎拿不出几本象样的著作，也没有多少理论性的文章。党内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要学马列主义的理论也只能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就由此展开。

是林彪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扩展到解放军全体官兵，又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尽管林彪的突出政治和大学毛主席著作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可是正是全国学习解放军，正是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是解放军创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交流会和宣讲会，造就了人民大众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造就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的最好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林彪得以在九大上成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

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是个政治野心家，可是不能不承认，正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关键的贡献，使得毛主席可以在刘少奇几乎已经成功夺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之时，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举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为了迎合毛主席要求党的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林彪在军队的工作中甚至提出： “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显然，林彪把突出政治提高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这种提法其实并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但是，对在广大群众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提高毛主席的威望无疑是有利的。我想，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毛主席才对林彪的“过火”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毛主席是把林彪当作了对付刘、邓的钟馗；当然，毛主席自己也同时被林彪当作钟馗利用了一回。

文革结束后有人说毛主席选林彪做接班人是一个失误，其实那是不得已。就象战争中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暂时放弃某些城市与乡村一样，毛主席为了打倒刘、邓集团不得不暂时容忍林彪夺权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这一点可以从后来公开的毛主席当时给江青的信中获得证据。

除了林彪主导创造的有利于毛主席反击刘、邓官僚集团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气氛，江青搞的几个“样板戏”也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好的思想与民心背景，以及一个极好的“突破口”。可能有人不赞成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样板戏不是江青搞的，是群众的创造成果。是江青窃取群众文艺革命的成果。

无疑，那八个样板戏确实是群众文艺革命的成果，但是，是江青把这些样板戏的创造与宣传提升到重大政治事件的高度，才使得这些样板戏的宣传、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还可以推测这并非江青个人的行为，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政治战略部署之一。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动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 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说这话的背景是刘、邓推行三自一包的高潮时期。配合刘、邓的资产阶级经济路线，一些文艺作品也开始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与情趣。最典型的事件是中国剧协于1964年2月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被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并反映到中宣部。中宣部为此要求全国文联和各文化协会结合这个事件进行一次整风。

此事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当时文艺工作战线的情况是多么不满！

与中国剧协相反的是一些地方的剧团按照毛主席“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自发地搞了一些歌颂人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戏剧。其中就有后来发展为“样板戏”的那些剧目的原型。是江青发现并出面扶持了这些新剧目，并且帮助他们提高政治与艺术水平，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样板戏”。例如63年上海创作了沪剧《芦荡火种》和《革命自有后来人》。在江青的组织下，沪剧《芦荡火种》经北京京剧院改编为《沙家浜》，沪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经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红灯记》。显然京剧比沪剧更适合于表达高昂的情节，拥有更广大的观众，其影响要大得多。其他六个样板戏创作的情况大同小异。

比样板戏的创作更为重要的是样板戏的广泛传播。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样板戏的传播不仅是顺利，更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个时候的大人、小孩，大多数都能唱几段样板戏！样板戏的精神也就随着其传唱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那时中国的政治出现一种奇怪的对立。在高层官僚中，刘少奇威望很高，说话很管用；以至于毛主席曾对刘少奇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可是在人民大众中，毛主席的威望到达了空前的高度。用林彪后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刘少奇统帅着国家机器的管理者阶层，毛主席统帅着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心！

帮助毛主席获得人心的两个最重要的人是林彪和江青。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文革开始以后林彪后来获得“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江青获得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荣誉的真正原因。

样板戏对文革还有另一种支持作用，那就是由于样板戏的反衬，使得发动文革的突破口变得更加不堪一击。这个突破口就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