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我经历的文革

红卫兵、工作组与“红色恐怖” 

前文说到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吓坏了刘邓集团，为了再施“李代桃僵”之计，刘邓征得毛主席同意之后派出了工作组，意图把文革的烈火引向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引向“传统的阶级敌人”——“黑五类”。与此同时，一个由中学生首创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出现了。刘邓集团通过工作组操纵红卫兵酿成了一场文革的第一场悲剧—— “红色恐怖”。

据网上资料显示，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前三天，清华附中的部分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随即是北大附中成立了“红旗战斗队”。那时候教育界批判的主流还是在批判文艺、文化界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与人物，那时的北大正在围剿聂元梓等人。这些红卫兵的诞生与围剿聂元梓是否有关不得而知，可以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初的红卫兵不是聂元梓等大字报鼓舞的产物。

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几乎全部由干部子弟组成。由于他们佩戴的臂章是红底黑字，更由于一个多月后成立的由普通群众子弟构成的红卫兵选择了红底黄字的臂章，所以这些干部子弟构成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黑字兵”。

干部子弟多数从小接受了较多的政治意识熏陶，加之政治信息灵通，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自然更高，主动性更强。特别是文革开始时的斗争矛头是指向文艺、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这些干部子弟很自然地把这场斗争与“反右” 联系起来，他们要继承父母的事业，把“反对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大旗接过来，做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卫兵。

但是，仅有这一点点单纯的愿望是不够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反右”，文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共产党内，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孩子连真正威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险来自何方都不知道，连敌我阵线都搞不清楚，连枪口应当对准谁都不明白，就批斗，就游街，就抄家，能够不犯错误吗？！

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赞扬与推荐之后，红卫兵首先错误地认为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错误地批斗了大批学校干部，还错误的打击了一大批教师。他们严重地超越了批判的界线——实施了殴打、抄家、游街、关押等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更为错误的是，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同学及他们的家庭，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对历史上的敌对阶级“算旧账”，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本来已经“归顺”了的人们。这些打击与迫害成为文革中最大的灾难，使得一些本已“归顺”的人们重新站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边，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军之一。

当然，红卫兵所犯的这些错误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缺乏政治素养的结果，更是刘邓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直接结果。尽管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学生组织，但是毕竟是政治组织，是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是自愿接受党的领导的政治组织。特别是这些红卫兵多数是干部子弟，他们对解放后十几年党内、党外的政治斗争多少有些了解，他们知道正确地理解中央的意图的重要性，知道“站错队”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行事必然是紧跟党中央的的政策与意图的。或者说，那些年青、冲动、缺乏政治经验的“红卫兵”其实仍然是在当时的党中央的指导下制造“红色恐怖”的。以当时还在刘少奇控制之下的人民日报为例，６６年６月１日，也就是红卫兵诞生的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题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该社论的第一段就说：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注意，这篇社论直接号召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当作敌人，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横扫”。这也就难怪那些一心想在文革中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做出贡献的年轻人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社论中竟然说：“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这不是直接与党的《五一六通知》唱反调吗？《五一六通知书》说要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何许人也？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啊！党的首脑啊！与“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何干？

党的报刊、广播如此误导青年学生，他们怎能不犯错误？

除了党的媒体对学生们的误导之外，工作组是直接误导红卫兵的主力。当工作组是“爸爸”们的“工具”时，“爸爸”们就成了红卫兵的实际操纵者。

下面摘录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爸爸”们和工作组在操纵“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请注意上面所引用文字中的如下内容：

在刘少奇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一附中里：

“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

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

看，刘少奇就是这样指挥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的教师与学生的。其手法与“反右”何其相似！

在邓小平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女附中里：

“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

“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看，邓小平直接把反对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学生叫做“反动学生”，难怪工作组敢于把学生打成反革命！

通过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通过工作组再次实施了“李代桃僵”的计策，一方面打击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的教师与学生，另一方面把文革引向批斗教师，批斗专家，批斗学术权威，批斗学生，引向打击、迫害“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此计策即可以保全他们自己，又可以把广大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的怨恨嫁祸给文革。真的可以当得起那句话：何其毒也！

那么工作组对红卫兵是什么态度呢？红卫兵在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在教师、学生中抓反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刘少奇女儿在记录刘少奇指示的日记中提到“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说明刘少奇对红卫兵——哪怕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心存畏惧。尽管红卫兵八成不会针对自己的官僚集团，但是他们开了危险的头：开创了学生自己建立组织参加政治斗争的先河。一旦非干部子弟也都开始组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那么再想操纵这些学生，再想控制斗争的方向，就要困难千百倍了！所以刘少奇必须反对学生建立自主的红卫兵组织，这也就是工作组对待红卫兵的基本态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红卫兵普遍是在6月初成立的，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的目的就是要继承父辈“反右”的事业，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领导干部中、教师中、学生中抓“反革命”，就是走上社会“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切正好与工作组组织学生斗学校领导，斗老师，斗部分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目标一致，所以工作组怎么会不利用这个冲动而又幼稚的组织来充当制造“红色恐怖”的主力呢？

所以工作组一方面反对、限制学生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一方面利用——鼓励红卫兵去打击、迫害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

为了便于在大中学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六月十七日中央与国务院曾下令大中学校停课半年，专门搞运动。可是现在工作组却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对学生运动设置了诸多限制，如：不准成立红卫兵组织，不准搞学校间串联，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反对工作组等等。把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压得死死的，学校放假后运动反而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了部分师生和红卫兵的不满，批判工作组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就直接导致了工作组在学生、教师中大抓反革命。正是由于工作组的学校师生中大抓反革命，激起了更多的红卫兵和其他师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同时导致红卫兵开始从被工作组利用，转而反对工作组，要求中央撤出工作组，由学校师生自己闹革命。

在工作组所抓的“反革命”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这个后来成为北京红卫兵“总司令”的人。

毛主席于66年7月底回到北京，立即要求调查工作组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事情，陈伯达立即通知清华大学工作组释放已经被关押的蒯大富，紧接着周恩来亲赴清华约蒯大富谈话，深入了解清华大学文革的进行情况。当清华与其他几所大学的情况汇报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解决工作组转移文革大方向问题。

在八届十一中全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工作组随即撤出学校，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错误被立即制止了，对学校领导与教师的打击、迫害也开始收敛，但是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下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所加强。直到66年秋，文革斗争的烽火已经烧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身上，许多“黑字兵”的父母先后沦为“黑帮”份子，“黑字兵”因而分裂，一部分坚持“血统论”的“黑字兵”沦为“反动组织”——“联动”，致使中央文革终于公开批判“联动”时，“红色恐怖”才宣告结束。

刘邓、工作组和“黑字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是文革中所有悲剧的第一幕，也是造成的伤害最广的一幕。毛主席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地斥之为“白色恐怖” ！毛主席说得一点也不错，那就是白色恐怖！是反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白色恐怖！

可悲的是，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们稀里糊涂地为白色恐怖充当了打手！

而可笑的是在这一幕中受伤害的人们大多把责任记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上，而对真正伤害他们的刘邓倍加赞扬！当然，他们中的部分人赞扬刘邓并非不了解是谁伤害了他们，他们赞扬刘邓是因为刘邓的政治路线最终把他们从“黑五类”变成了“社会精英”。

（写到这里，心情格外沉重，因为当初我自己就参加了“黑字兵”，我也曾批斗老师，批斗同学，我也曾抄家，打人。我不仅伤害了老师与同学，还伤害了一些从来不曾相识，今后也不会相识的人。我愧对他们，我真诚地向他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