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后文革•少年看世界

2016年是文革爆發五十周年，以及官方定義的文革結束四十周年。當然在學術上或政治評論上也有偏離官方定義的，不過，無論怎麽定義文革從而界定其結束時間，是以官方界定也好，以1967年開始“三支兩軍”也好，以1969年的“九大”也好，以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也好，總有個後文革時期。單就社會思潮而言，也確實有這麽一個時期，承接文革高潮的紅衛兵戰報餘緒，歷經手抄刊物流傳或偶有破土而出的大字報，一直延伸至1980年稍後。閻作雷這篇文章談的是1978-1980年的“青年思潮”，實質上，因為思潮的性質使然，談的還是後文革。

                （閻作雷：《1978-1980的中國青年思潮》http://read01.com/d2JoN.html ）

    正如文章所闡明的，思潮的性質，概言之就是以“那兒”為基石為出發點。有背離的甚至否定的但遠說不上是主流，主流至1980年之後的碎散並非因為自身的演變，而是外力的結果。那兒，這是曹征路小說的標題，來自“英特耐雄納爾”最後兩字的諧音，在中國語境就是巴黎公社原則，以人民的名義，社會主義的原則。

所以，後文革就是位處文革與改開中間的過渡，就思潮而言，至少不能說是直線的過渡。就政治經濟發展而言，情況卻是遠為復雜。學術文獻中有這麽一個猜想：假若毛澤東活得更長久，他有可能推動改開嗎？一方面，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有其客觀條件：前二十年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尋求突破失敗，而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搬掉了內部的一大制約，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及中日建交在外部環境上形成了可能性，使得改開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就政治和意識形態而言，改開應該不會走上歷史真實的來路，有可能保持更多的社會主義元素，至少有可能在改革中更加限制資本，在開放或融入世界資本主義中更具策略性。

這終究就指向了“那兒”的悲劇。巴黎公社原則在1967年之後就是不可能了，在上海公社失敗之後，在“三支兩軍”之後，而《中國往何處去？》之類與其說是戰歌，毋寧說是挽歌。鑒於世界革命遙遙無期、國家體系遠未消亡，社會思潮的主流只能轉為追求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李一哲大字報的意義或許可作如是觀。然而這種轉向必然意味著危機：民主與法制，即使冠以社會主義名目/原則，始終不足以抵擋、攻克歷史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在政治經濟發展走向改開的背景中更是這樣。這就孵育了文章所說的“青年思潮”中的非主流派，理想化的膜拜資本主義的自由派，一步步走向無視歷史的極端一群。

就這樣從後文革走向改開，曾經那段歷史。“為人民”的社會主義左翼碎散了，就他們自身的弱點而言，是有理想欠現實，得不到社會的廣泛支持。然後理想化的自由派右翼登場，從“資本主義補課”論一直到《河殤》的夢囈，是否“為人民”讓他們自己說，拜倒在歷史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霸權之下卻是明確不過。他們以所憧憬的先進國家的狀態掩蓋資本主義數百年歷史經驗，再將這種狀態朦朧化爲“蔚藍色海洋文明”（而非海盜文 明），同時將20世紀中國革命以至數千年中華文明概括爲同樣是朦朧因而可以恣意解說的“黃土地文明”（而非貧苦農民的文明），再然後要求不顧一切從後者向前者跳躍過去。這種跳躍，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現實上看，必然只能得出蘇聯式崩潰和被劫掠，在中國的有限度跳躍中則表現爲數千萬職工的下崗慘況等等。

                然而需要對慘況負責的倒也不是理想化的自由派，因為他們早已碎散了——那些繼續胡言亂語說中國已經墮落了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者，大約都是不逞之輩，有其私利所在。收編了他們的是赤裸裸的“為自己”（同時以此作為買辦特性的掩飾）的新的自由派右翼，正是這個新的自由派在今日奪得了政治經濟的一個個制高點。

祗今距離後文革已經是四十年，因為今日的現實境況，“那兒”的理想終於被理解，至少就制約政治經濟發展而言是得到了廣泛的社會認同，然而社會本身已經是愈來愈無力制約政治經濟發展了，所以左翼也只能繼續承受碎散的宿命。又或許不應該說宿命，畢竟誰又能預見歷史的走向，未來如何誰知。畢竟，回頭看，即使是悲劇也自有其應該的堅持，有一種精神叫做堂吉訶德，有一種力量叫做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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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這篇短評，又可以引伸到一些個人閱歷與感受，成長過程被拋到世界面前，試圖理解世界。）

1974年，我尚是香港一個懵懵懂懂的小學生兼工廠童工，聽大人閒談說廣州出了大事，李一哲大字報轟動全城，當時自是不懂也覺得太遙遠了。首次讀這篇標題為《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已經是1980年左右，那時也還是懵懵懂懂的中學生，讀著真感到平平無奇：不就是要求民主，不就是近乎常識或本能的要求嗎？倒是，編輯出版這篇大字報的導言，結尾一句令我印象深刻：“漫漫長夜，充滿噩夢的漫漫長夜。”這是典型的香港式“苦難的中國”思維和態度，與上面所說的常識或本能相呼應，又叫核心價值，當真是深入香港知識人的骨髓。

（順記，李一哲大字報輯錄成書由巴黎第七大學在1976年左右出版，編輯是該大學的學者，好像是香港學運前輩，也好像是某位我的多年朋友兼師兄兼出道工作做新聞記者時的帶路人的哥哥，那位朋友在傘運時不聲不響就在臉書將我un-friend了，深感痛心——不過，寫完這一句之後，也就不感痛心了）。

那時還讀到更早的楊曦光（楊小凱）的《中國往何處去？》，更感遙遠了，不僅是年份遙遠（1968年的大字報），那種狂熱追尋巴黎公社原則的言行、摧毀力，真是遙遠。然而巴黎公社原則並非香港知識人所能理解的，他們將所有的政治都簡單壓縮成專制與獨裁，沒有階級專政，沒有世界資本主義。在差不多時間還讀了一篇相關的《中大學生報》文章，結尾一句同樣是印象深刻：“毛澤東和蔣介石只不過是一丘之貉。”這正是上面所說的香港知識人的核心價值的反映。

也就是大約在1980-1983年期間，我接觸到閻作雷這篇文章所評述的1978-1980年青年思潮，閱讀了相關的大量文章和文藝作品，主要是巴黎第七大學出版的多卷本資料集刊，還有香港一家叫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還有《責任》原版，還有當年的《今天》，還有《星星詩刊》的一些相關作品，還有香港多種雜誌的或真或假泥沙俱下的轉載，等等。另外就是作為群眾一員出現在相關的聚會上，印象中最深刻是在理工學院的一次活動，默默聽著台上前輩大聲疾呼，這邊要求大陸釋放王希哲、何求，那邊要求台灣釋放王拓、楊青矗。後來呼聲跟活動隨風飄逝，無聲無息。

隨後進中大，每天看到國是學會墻壁上掛著王希哲的大幅畫像，還有學生報愛引用的他那著名的語句：“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這對據說源出毛澤東的語句，後來又被核心價值香港人好使好用了，例如劉進圖前年遇襲之後就是以此自勉。當時李怡的《七十年代》正與（身處獄中的）王希哲處於蜜月期，或者說是後者的著作好使好用期，然而始終要用核心價值來包裝或蓋過，所以刊出《為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時就要先加按語提醒要記得蘇聯、中國的血腥暴戾歷史（可以想象這是皺著眉頭寫出的按語）。至於學生組織諸君，現在想來，恐怕也是一定程度上有這種意味：核心價值是體，王希哲的馬克思主義是用，用於跟李怡那種社會主流的右翼思潮區分開來，也就是用於肯定自己的道德感和正義感，這種體與用和今日香港（以及台灣）的大多數自稱左翼者可謂一脈相承。

至於王希哲後來的思想演變，卻是使很多人跌破眼鏡，以出獄出國之後要求加入國民黨為趨近港式核心價值的最高峰，在近年卻又好像有跡象回歸到大字報那種馬克思主義（右翼的毛澤東主義也即新民主主義？），對自由派以及香港台灣的土/獨嚴厲批判。而楊小凱在離世之前雖則跳到極端右翼，對少年時候的極左理想和狂熱言行，是否算作批判/否定難說，即使是也並不是以港式核心價值為立足點。歸根究底，他們兩人都有一種“真•文革”的理解和堅持：以《十六條》為界線，之前是“假/反文革”，之後才是文革，因此，將文革等同於《十六條》之前的暴行是謊言。只不過，在這種理解和堅持之餘，王希哲顯然是認為中國不該繼續革命，而楊小凱則好像是認為中國應該被反革命了。

這樣看來，欠缺歷史視野，欠缺將二十世紀中國放置於世界歷史的視野（面對歷史資本主義的艱難奮鬥），那只是港式“苦難的中國”執念的自我投射，跟活生生中國人的福祉與命運毫無相干，當然已經變成土/獨的人們也不會關心甚至只會敵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