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过期药丸？

作为共产主义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从发表至今一直伴随着争论和驳斥，正如在开篇中所说：“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挫败，《共产党宣言》越来越被视作一个对资本主义过时的解释。诚然，今天的资本主义与《共产党宣言》时代的资本主义似乎有着明显的区别：福利国家、允许共产党参选的议会政治、高度发达的技术以及越加强大的中产阶级。它失去了解释力么？如果在很多地方失去了，那么还在哪些地方有着留存？这是这篇文章试图回答的问题。本读书笔记不讨论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老生常谈，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共产党宣言》中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阐述其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背景下的解释力。

《共产党宣言》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使得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愈加明显，资产者的崛起使得各式各样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但在其中，共产党人的主张最可以反映无产者的利益。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向我们介绍了四类人：资产者、无产者、虚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四类人的共同点在于，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给他们创造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遇，而彼此之间的纷争，尤其是资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斗争，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将是无产者和资产者双重的成长。这一分为四的框架，若得到确切的与现实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能够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

这个前所未有的资产者阶级所带来的是极强烈的反弹，马克思将针对资产者进行的反对运动统称为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党人思想不同，其余的三种社会主义运动被马克思强烈地批判：反动的、空想的以及保守的。在马克思看来，反动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者的原因在于资产者带来了革命的无产者。如果说共产党人是站在无产者的角度，即从左翼对资产者社会进行批判的话，那么反动的社会主义是站在封建领主、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角度，从右翼对资产者社会进行批判。反动的社会主义多见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农民和小资产者构成了它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反动的社会主义中，因循守旧的封建社会主义者反对私有制，反对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他们大力批判物欲横流的资产者社会，提出的是禁欲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资产者社会中生产过剩、资本集中、财富分配不均以及小生产者的惨剧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揭露，认为宗法农业和工业行会才是真正的出路；而“德国社会主义”则反对事实上尚待争取的资产阶级自由。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话语换成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可以发现他所描述的反动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被资本主义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所消灭。资本主义造成的大量物质浪费至今还为社会实验派们所批判，借此向民众表达他们靠共同劳动、宗教式的戒律和不计回报的苦行实现一个新社会的主张。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大量失业和贫富不均经常性地为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名号召民众的群体行动，依靠砸碎资产者的自由实现他们描绘中的“社会主义”。

保守的社会主义是民间小改良家的重灾区，他们依靠无产者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不满提出反资本主义议程。在马克思看来，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议程完全集中在经济上，而没有任何政治性的主张。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动物保护协会会员以及戒酒同盟参与者。他们同情无产者的经济苦难，却对造成无产者经济苦难的原因不闻不问。慈善家们认为，只要靠他们设立的为无产者服务的基金会，靠“能拯救一个是一个”的一步步改良，无产者就可以在他们一步步扎实的行动中得到解放——“老板也不是不讲道理的嘛”。当代中国知名慈善家，本身就是一位资产者，却乐此不疲地向流浪汉们免费提供午餐，每次都冲锋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并把自己一家人的名字改成了“低碳”、“绿色”、“环境”和“环保”。似乎在告诉人们：“有钱了你才能做善事，才能帮助别人，没钱就别瞎叨叨，赶快给老板干活去。”还有当代世界极负盛名的绿色和平或WWF——并不应该质疑他们的行动和决心——但如果需要问他们欠缺什么的话，马克思在1848年已经给出了答案。

空想的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看到了无产者和资产者的阶级对立，却无视无产者作为阶级的政治运动。在他们看来，无产者只是一个受苦阶级，只要在物质如此丰富的社会找到一个小小的空间，进行相应的社会实验，建立一个小小的天国，就可以容纳这些受苦的无产者，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是智力超群、逻辑思维缜密且有着强大野心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资产者社会给他们制造的种种限制，敏锐地发现资产者社会存在的任何问题，并以这些问题为立论基础，构造起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当下“时代精神运动”的领袖彼得·约瑟夫就是一例——单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无不同。但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始终将无产者自发的政治诉求放在核心的位置，共产党人本身没有自己脱离于无产者之外的社会实验目标，他们不过是无产者政治诉求的一个表达者。相反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作品中甚至将天国里的昆虫到底主要是鞘翅目还是鳞翅目设计好了，天国的缔造者并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对其设想进行修改。也就是说，无产者可以居住在天国中，可以享受天国美好的生活，但就是不能将天国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天国只是天国设计者自己的事业。这也正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他们看不到无产者可能的主动政治行动。空想社会主义者其实是包办替代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把天国给无产者建好了，无产者就无需再思考什么，在这个天国中得到他们的庇护就可以了。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否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进步性，他们看到了资产者社会中的城乡对立、家庭悲剧、利欲熏心的资产者以及雇佣劳动下无产者的苦难。不过，无论资产者社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却总以为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内部建立一个净土而不被打扰。于是，致力于社会实验的先锋们遇到一次次的现实打击：不论是资产者依靠自身的规则向他们的天国施加压力——“政府怎么让他们能用这么宝贵的地皮搞社会实验呢？我出的价格比他们高，把他们给我赶走！”，还是直接用釜底抽薪方式撬走他们的核心人才——“你在你们那儿搞的不错，来我们公司吧，给你开五倍的工资”（NGO向大型跨国企业输送人才）。在这种背景之下，社会实验先锋不得不越来越屈服于资产者社会的规则，或依照资产者社会的趋势而动，也就越来越失去他们社会实验的目标，变为“特立独行的商业模式创新者”，这也就不难解释中国乡建派向CSA转型中为什么会不断表示自己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依赖——这无可非议，但转变亦已显而易见。

资产者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常态，共产党人的活跃却是非常态。只有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时，共产党人才可能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社会学家们常常使用“断裂”来形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的社会内部的动态和运动，在这种解释之下，我们可以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认为是对这种断裂的自然反弹，或用波兰尼的描述将其称为一种双向运动。但显然共产党人的运动与这三种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然，马克思也承认的现实是，这三种社会主义者，不论其解释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但他们的洞察力不能被否认。然而将这三种社会主义运动看作共产党人的运动，继而认定为“风暴前夜”，却也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失察下的误读。

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与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另外一个不同是，他们很少或者不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是打着平等、公平、民主和自由等旗号。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恐怕是近年来唯一的一个例外，但我们再观察这些运动之时，并不应该因为他们没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认为他们不是马克思所指的三种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的一种。他们喜欢借助最时髦最动听的旗帜和术语，将自己塑造为正义的化身；他们运动的强度和频率，注定可以成为观察资产者社会当下社会矛盾激烈程度的一个指示器。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喜欢引用的《共产党宣言》名句无疑是：“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显然，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强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入侵史，他们的重炮不仅仅是自己强大工业体系制造出的廉价商品，也是强大的军舰和装备精良的英军步兵手里的后膛枪。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了资产者的不断强大将会引起民族问题：一方面，为了实现生产资料和人口的集中，资产者要打破领主各自为政的封建体系，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资产者将利用强大的工业能力强化依附民族对资本的依赖，建立民族压迫的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看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必然性，同时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德国并不会放弃对波兰人的压迫，就像英国不会放弃对印度人的压迫。

与资产者的民族统一运动和民族压迫运动相对应，无产者的民族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不断再版的序言中屡次强调波兰问题，认为波兰的独立只有靠波兰无产者才能实现和保持，而无产者跨民族国际合作的前提正是各民族的自主。换言之，如果恩格斯生活在1968年，他定不会将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视为一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现，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事件中并没有任何的民族自主。但是恩格斯也没有否定民族自主对于资产者而言的意义，他认为民族自主对于资产者而言甚至是他们实现统治的前提。这就回到了马克思在后文中提到的资产者和无产者联合行动的问题上：资产者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往往也会要求无产者与其共同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反对封建贵族的行动，反对国内有害于工业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运动以及一切国外资产阶级的行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无产者往往会参与到资产者主导的要求民族自主的运动中，但这与无产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相悖：一方面，这是锻炼无产者政治觉悟的一种方式，“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这构建了无产者国际主义的基础，即各自主民族之间的平等，并反对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民族的资产者。在这一问题之上，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利益可能是相同的，但无产者不会满足于仅仅反对主导民族的资产者，而会将运动推向到反对本民族资产者的方向。

这一问题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党人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策略也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马克思指出无产者和资产者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联合之处。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章，马克思指出无产者既要为眼前的利益而奋斗，也要为未来的利益而奋斗。而在不同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争取眼前利益的斗争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法国，无产者应转到彻底反对本国资产者的方向，与社民党联合；在情况类似的瑞士，无产者应支持受到社民党影响的激进派；在被德奥俄三国联合统治的波兰，无产者则更应重视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在封建统治的德国，无产者应支持资产者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行动，继而立刻转向反对资产者。马克思从来不反对任何策略性的联合，但任何联合和策略都需要建立在两点的基础上：无产者得到政治教育并获得反对资产者的武器，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也是无产者和资产者在民族问题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所必须要坚持的前提。

“消灭生产力”

马克思无疑是第一位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进行深入解释的理论家，但是他的危机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资产者走出周期危机的方式只有两个：消灭生产力和扩大市场。马克思的反对者们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正极大地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并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生产力，并没有任何消灭生产力的动机和历史。这一点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显示得越发明显，马克思的反对者们说，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靠“倒牛奶”这种方式来消灭过剩生产力了，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可以很好地弭平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如果有任何生产力过剩的话。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尽管也是周期性的，但已经不具备古典资本主义式的特征，马克思的解释已经失效或只属于那个时代了。

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事实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在地理范围的极限已经达到。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遍布全球，依靠殖民扩张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扩大市场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部分领域还可以构成一个有力的支撑走出危机的方式，但在多数领域这一方式已经失去了足够的动能和潜力。当然，由于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会在某个历史阶段使一部分国家“脱钩”于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此时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可以通过对这些国家的再吸纳走出危机，但当前国际格局中已经不存在马克思时代作为整体的“东方”概念。

消灭生产力和扩大市场是资本主义分别在供需两端走出危机的方式，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消灭生产力这种供给端的改造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常态化手段。核心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理解“消灭生产力”。显然，倒牛奶这种方式是消灭生产力的一种，因为它消灭了过剩生产力的过剩产品。但将过剩生产力等同于过剩产品显然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行为，过剩产品只是过剩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却不是过剩生产力的全部。事实上，资本主义向晚期发展，其过剩生产力更多地体现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过剩的生产产品上。这也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一种表现，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复杂程度正在不断提升，从最初的机器代替人力，到用机器制造机器，再到用机器制造的机器制造机器，直接生产的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规模正在不断萎缩。而最近由德美两国掀起的工业4.0革命以及智能制造概念，其核心也在于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在制造业工序中让资本进一步替代劳动力。当代资本主义的绝大多数资本沉淀在了第一部类中，不论是机器还是用于制造机器的机器或是用于制造制造机器的机器的机器都在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任何底层机器的革新都要依靠产业链上一整套机器的革新。那么，如果当代资本主义有任何的生产力过剩的话，这也将首先表现在第一部类上，而不是像马克思的时代那样表现在第二部类上。

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第二部类的过剩生产力仍然极为明显。我们以由摩尔定律驱动，当代更新速度最快的集成电路产业为例。由于十八个月更新一代的压力存在，任何生产出来的芯片都在以极快的速度贬值，或无形折旧。十八个月之后，一个芯片的价格就会下跌一半，三十六个月之后，芯片的价格就会降到原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五十四个月之后，价格就只剩下了出厂价格的八分之一！芯片极快的更新速度催生了名曰“电子垃圾”的概念，任何出厂时间超过四年的电子产品都逼近报废限度。这一规律使得电子垃圾的数目快速增加，仅在2014年一年，中国就淘汰了4亿部手机，这一数目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而其能够增加需要建立在摩尔定律的基础上。这样的方式，只不过是将资本家消灭生产力的行为分摊到了每一个消费者的头上，尽管以更不直观的方式显现，但事实是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手机报废，与马克思时代的倾倒牛奶在消灭生产力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这两个事件仍然无法完全等同起来，其原因在于一个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对生产力的主动消灭，一个是找不到空间的被动消灭。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因为每年大量报废的手机而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不断地提供消灭生产力的空间，新的产品不断制造出来。电子行业任何一次技术创新，都在刺激着新的需求。手机价格不断下跌，就像危机时期牛奶价格不断下跌一样，但是不断有新的手机上市，同时人们对这些新的手机有非常强烈的需求，支持其价格。尽管旧手机严重过剩，但是新手机仍然供不应求。苹果在每次新iPhone发布之前，都会依靠市场销售部门向全球输出信息，并举办隆重的发布会。原因何在？因为任何一款新品无法打开市场对于苹果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如果迟迟不能出货新型iPhone而只出货旧iPhone，那么在旧有iPhone市场日渐饱和的情况下，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会很快出现。

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无时无刻不处在技术进步和过剩生产力的竞赛中。一旦技术进步慢于过剩生产力的增长，资本主义生产就马上会落入危机的深渊；反之，如果技术进步快于过剩生产力的增长，资本主义生产就会迎来“黄金时代”。厂商必须不断地消灭旧的生产力并消灭为旧生产力服务的生产力，给新生产力腾出足够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在PC和智能手机之后，当下的电子行业特别需要找到next big thing，并对VR寄予厚望的原因。一旦无法找到能够在PC和智能手机之后贡献主要需求的产品，那么在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旧有的为PC和智能手机服务的资本将面临严重的过剩。也就是说，电子行业需要找到新的产品去消灭并吸收旧有的生产力，以防止这些生产力超过需求太多造成危机。

马克思在描述无产者的经济地位之时，认为他们除了在生产过程中受到资产者的剥削之外，他们的货币工资还再次被房东、小店主和当铺老板等剥削。马克思进行这番论述的基础在于，无产者依靠购买生活资料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时，其支付的货币数量显然高于物品的相应成本——这也是房东、小店主和当铺老板的利润来源。这样，无产者就经历了两次剥削：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货币工资少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为资产者提供了剩余价值；其次是在流通过程中用货币工资购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时，再次付出了高于消费资料价值的货币量，为流通领域的商业资产者贡献了利润。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么问题的主要方面也在于人们不愿意真正阅读这本小册子。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诸多洞见仍然可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做出有力的解释。资本主义的诸多自我改良和技术进步，正在给其核心生产逻辑蒙上极厚的面纱，因而马克思的理论是否就此失去解释力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确缺少了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分析，但这一部分亦不是本文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