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 ...

编注：应国内某马列毛学习小组的邀请，拟在近日为一些青年积极分子讲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至三卷。目前，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在表面上暂时稳定，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我们证可以利用这个短暂的间歇，学些一些理论，澄清一些问题。从今日起，将在红色中国网逐篇发表《资本论》第一卷读书笔记，与各位读者共同切磋。其中，关于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的读书笔记，将分三次登出。这里是第一部分。

《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一至三卷，是马克思的宏篇巨著，其主要创作时期是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1848年欧洲革命结束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正值鼎盛时期，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无可争议的霸权国家。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日本、朝鲜、越南逐步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现代世界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增长。马克思去世以后不久，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一度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中文版，第11页，“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正当壮年的时候，探求其发展、变化、衰老、腐朽直至灭亡的规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马克思终其一生为之奋斗和探索。《资本论》中的许多思想，到今天仍然适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另外有许多思想，为后人解决问题提供了最丰富的线索。

            我们今天学习《资本论》，就是要继承马克思的遗志，通过我们的理论学习来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规律，尤其是要认识其必然走向腐朽灭亡的规律，投身于伟大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完成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未竟事业。

《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文版注1详细介绍了《资本论》的创作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注采用脚注形式、中文版注采用尾注形式；中文版注1的尾注号出现在第7页、尾注内容出现在第847-850页）。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即《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才开始系统、全面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中，马克思于1857年、1858年撰写的手稿后来编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一般认为是《资本论》的草稿（现在收录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马克思最初的写作计划十分庞大，计划撰写六册，分别为：（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其中的第一册《资本》又拟分为四篇：（a）资本；（b）资本的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计划中的第一篇分为三章：（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三章就是后来《资本论》一、二、三卷的雏形。

            1859年，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一册第一篇的第一分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单独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探讨的内容大致上相当于后来《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商品和货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高度凝练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和方法。

            1861-1863年，马克思又撰写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手稿，其中的主要部分后来作为《剩余价值理论》（亦作《剩余价值学说史》，即《资本论》第四卷）出版。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在第一版序言的结束部分，马克思这样说明他的写作计划：“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中文版第12页）这里所说的第二册和第三册即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马克思在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改和整理工作。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得《资本论》第二卷得以在1885年出版，第三卷得以在1894年出版。

            目前全世界所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都是根据1890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再版和翻译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指的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法语économie politique，英语political economy），最早出现于十七世纪，见于法国重农学派的文献。到了亚当·斯密时代，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臻于成熟。李嘉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期，“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学问的通用名称。

            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所谓“边际主义”兴起，新古典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了统治地位。新古典学派为了给自己的庸俗学说加上科学的外表，自命为经济学（economics，像物理学或者physics一样，有“-cs”的后缀）。从此，在主流学术界，“经济学”一词逐步代替了“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者。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这样评价英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中文版第16页）。

            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将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又十分肯定地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阶级性，阶级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关于社会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只有阶级性，没有科学性；或者笼统地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所以也有不同的“科学”。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否认在关于社会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客观真理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和历史事实，认为一切都是由人的主观立场来决定的。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种观点通过所谓“后现代主义”先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文领域的学术界取得了统治地位，后来又渐次影响到了中国。很多著名的中外左派“大家”都是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后现代主义反对所谓“本质主义”、反对所谓“宏大叙事”，不承认客观真理，也不承认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更不承认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世界观来说，后现代主义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从认识论来说，后现代主义属于不可知论。就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革命失败以后，在革命高潮中曾经投机于革命的一大批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用来粉饰自己的悲观失望和精神空虚的产物。

            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不难认识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是辩证的、实践的可知论（也叫辩证的、能动的反映论）而不是不可知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对规律的认识并且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中文版第11页，“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对于马克思来说，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种种联系以及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并用所发现的规律来指导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

            具体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能够做到正视（而不是掩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客观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

            另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有着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也就是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壮大、尚未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构成威胁因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是十分尖锐的时期）才有可能是“科学”的。

            无论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包括在十九世纪庸俗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的共同的、基本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中文版第16页）。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带有本质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历史的、过渡的（即暂时的）现象不是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带来的，而是看作人类社会的绝对的、永恒的、自然的、一般的现象，认为是由“人性”带来的（比如，“人的本性是自私”、“人类社会必然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没有竞争，人类就没有发展动力”、“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差别，就必然有不平等”，等等）。

            因此，只有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不发展、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社会里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当作“社会的自然规律”来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这种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因而也就达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科学”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庸俗政治经济学

        在马克思所生活和战斗的时代，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堕落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中文版第17页）。

            马克思谈到了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两个派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中文版第18页）

            这里所说的巴师夏，与西尼尔、萨伊（法国经济学家、即著名的“供给创造需求”的所谓“萨伊定律”的始作俑者）都是当时有名的“效用主义”经济学家。所谓“效用主义”（亦作“功利主义”）起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边沁，认为人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使“效用”最大化（即最大程度地增加“快乐”、尽可能地减少“痛苦”）。在经济学上，“效用主义”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来自于消费者从商品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即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快乐”或满意度）；又认为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资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各自都为了生产商品付出了“牺牲”（比如资本所有者必须节衣缩食、忍受不能立即消费的“痛苦”，才能有储蓄用于投资）并各自按照自身对生产的贡献获得报酬（表现为工资、利润和地租）。

            “效用主义”庸俗政治经济学就是后来的新古典学派（即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前身。在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取得了“西方经济学”这样一个貌似“中性”的名称。这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当中国资产阶级还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复辟活动的时候，为了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后门引进来而专门发明出来的一个名称，并不见于世界其他各国。

科学性和阶级性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继承了十九世纪“效用主义”的庸俗传统。就其一般原理来说，它的任务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加以揭示并展开“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而是为现存社会秩序提供无耻的辩护（这并不排斥，即使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仍然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乃至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内核”）。

            为了掩盖这种理论的空洞，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用复杂的、故弄玄虚的数学模型来包装自己，并且把这种故作高深而实际上空洞无物的研究形式看成是“科学”的本质。比如，仅仅为了论证随着价格下跌、消费者对某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就会上升这样一种人人皆知的日常经济现象，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可以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卖弄高等数学。

            从本质上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只有代表未来（而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的阶级才能够超越现存社会秩序的狭隘的、属于一定历史过渡阶段的观点，用代表未来因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代表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趋势的观点，来认识一切经济和社会现象。因此，也只有这个阶级，在认识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时候，才可能是公正无私的、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因而才可能是彻底科学的。

            所以，在讲到当时德国的思想理论发展状况时，马克思才有这样的评论：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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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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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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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中文版第15-18页）。

            德国无产阶级在当年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由中国无产阶级继承起来了。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而且还有将科学从阶级统治和社会异化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一方面，彻底的科学（即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完成社会革命的前提；另一方面，也只有社会革命的完成才能够为科学的彻底实现创造一切必要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