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个真正日本人的中国心

资料问题

在第一项，实藤等学者指出：日学会有关国际学术交流的决议和一些文件使用“与台湾及中国的交流”之类的表述欠妥，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他们主张日学会这种表述，必须从速改正过来，因为它违背中日共同声明中强调的“一个中国”的精神。

在第二项甲条，他们揭露“南极特别委员会”（南特会）的军事成分增加，违背设立该会时初衷。原因有二：南特会属下“医学部门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北野正次的背景有问题。从1956年起，北野被委任为委员，官方介绍北野的头衔是“东京血液研究所所长”。其实，北野在二战时是沈阳“满州医科大学”教授，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继石井四郎中将出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队长，转赴哈尔滨的731部队总部工作，并晋升“关东军军医中将”。即使在满州医科大学任教时，此人已秘密从事以活人为生化实验的不人道勾当。继续容忍此人参与南极特别委员会工作的话，日学会实际上就是利用以中国活人实验得来的“成果”去推进“寒冷地带医学”和“南极观测”的研究。此外，1963年起，南特会罔顾部分研究者的反对，决定使用日本自卫队军舰进行研究。以上两事都大大增加“南极观测”的军事成分。因此，实藤他们提醒日学会，1955年设置南特会时，曾向公众承诺不带任何军事成分。他们呼吁该会必须带领日本学术界肩负侵略战争的责任，不容重蹈前人覆辙。

在第二项乙条，实藤他们建议扩大返还中国文化财产的范围，包括：

1）立刻没收日本在中国设立的所有公私机关的文物和图书，以便悉数回归中国。

2）要求日本人立刻返还从中国掠夺而且带回日本的文物。

3）有些中国的損失今天已无法抵偿时，就必须敦请中国派遣评估委员会去日本，决定掠夺中国文物时的价值，由日本予以赔偿。

上述建议，使返还运动又再迈进一步。另外，实藤先生个人又倡议设立“文化财产返还发起人联谊会”，希望群策群力，在日本全国展开返还运动。他确信即使返还运动使日本一些图书馆空荡清仓、一无所有，也是好事，因为道义至上，更何况“利用从别人偷搶得来的材料去研究别人，该是何等荒唐的事！”

可惜的是，尽管实藤等学者从1960年代开始奔走呼号，高举道义旗帜，努力推进返还文化财产运动，可是日本社会反应极为冷淡。据实藤在1980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透露，全日本只有一人（大妻女子大学某教授）公开响应。但是，这位志愿者的身份经过新闻报道曝光后，右翼分子不断打电话骚扰他、威胁他，最后这位有心人只好打消对中国返还文化财产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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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立场

实藤对于中日两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抱着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态度。在这里我必须报告我和实藤共同合作的一些往事。1970年末，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曾与普大中国同学沈平、李德裕等率先发起保卫钓鱼台列岛主权运动，成为全球保钓运动的急先锋。在这几个急先锋之中，我是唯一攻读日本历史的学生，于是由我负责收集和分析日本方面言论和历史资料。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美国各大图书馆很少收藏这类文献，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图书和论文值得参考，加上当时留美的华裔师友绝大多数都是学理工的，很少人攻读人文学科，更少人研习日本历史文化。我感到孤独无助，只得向日本师友求助。实藤反应最快，也最热烈。他先后多次寄来大批日文资料，包括冲绳县编印的内部参考文献，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很难入手。

实藤给我的信函每每强调，他爱他的祖国日本，也爱真理。他认为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应该由中日两国人民理智地协商解决；互相理解对方的理据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完全没有必要向对方隐瞒资料。纽约国是研究社社长黄养志先生和我利用实藤寄来的材料，写成几篇长文，交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例如，《钓鱼台千万掉不得！》一文，有些老保钓认为是“一篇读来令人动容的论述研究。”我们几个人共撰的《日本人为谋夺我钓鱼台做了些什么手脚？》一文，被香港明报出版社和纽约国是研究社多次重印，以单行本方式免费发行，该文成为海内外第一波保钓运动的重要参考文献。

后来，为了更直接的向日本传送我们保钓的理据，纽约国是研究社指示我用日文起草一封公开信，发给全体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政府高层官员和日本主要媒体，陈述中方维权理据，并反驳日方谋夺钓鱼台列岛的主张。遇有日本人姓名或地址不详的时候，我便拜托实藤在东京查明后转发。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没有能力给他汇钱偿还邮费交通杂费，他不介怀。实藤对我们的请求，总是欣然同意，悉力以赴。实藤如此见义勇为，帮理不帮亲，使与我一起工作而反日情绪高涨的保钓朋友惊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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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大河内文书”

实藤惠秀最为人称道的拓荒业绩是撰写《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这本大书由东京黑潮出版社在1960年出版。这是实藤呈交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本。林启彦先生和我共撰的《译序》这样评介这本书：“《留日史》使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留日学生的日记、书信、著译书刊、口述史料，以及中日文公私档案文牍等，详述1896年至1937年间留学日本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学校种类及课程，亦论及清末以来留日学界的种种政治组织和活动，又另立专章详细探讨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事业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此书不但取材广博，立论亦颇平实客观，故面世以来，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被誉为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叶中日关系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且被认为对开拓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深具启发作用。”直到今天，我相信上述评介还是公允中肯的。

我要补充的是：这部大著是实藤用了至少24年写成的。早在1936年11月，实藤便在《日华学报》发表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首章，接着从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分11期在《日华学报》连载。1939年3月，由《日华学报》在东京结集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不过，这是“非卖品”，不公开发行。

这本 “非卖品” 的学术书虽然在战时出版，也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注意。前北京大学张铭三教授曾选译本书一些章节，分两期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发表。张铭三教授又翻译了实藤战时发表的连载长文“留日学生史谈”，以“留日学生史话”为题，刊载北京《日本研究》月刊。此外，实藤关于留日史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评介，也被其他中国学者争相翻译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实藤在1939年出版《史稿》后，不断加以修订和增补。1960年出版的《留日史》增订版，“不但扬弃了《史稿》中不少偏激和主观的论点，更把《史稿》中原占极大篇幅的留日运动发展史内容浓縮成为一章，又补充不少战后新见资料，另立章节探讨与留日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历史课题。该书经改写后，使读者对留日运动的历史及其时代意义有更明确的认识。新著显示实藤先生的匠心与造诣，均已超迈往昔。”

《留日史》出版后，实藤先生还继续修订和增补；1970年出版该书的“增补版”，使内容更加充实丰富。1984年6月下旬，我去东京探望实藤，当时他的健康大不如前，因而对我提出两项要求：希望我继续他两项未完的工作：整理《大河内文书》和继续增补《留日史》。几个月后，实藤因病辞世。我很惭愧，迄今我还未能达成他的愿望。我不厌其详追踪《留日史》的撰述经历，就是为了反映“作者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及其对学术的诚挚态度。”实藤用三四十年修订和增补《留日史》， 其实亦可视为从侧面反映这段时期变幻无常的中日关系。

实藤惠秀另一项令人瞩目的拓荒工作，就是发现和整理“大河内文书”——一座研究清末时期中日文人交往的宝库。在1930年代末期，正当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实藤在日本埼玉县的平林寺发现了大河内辉声（1848-1882）与清朝驻日公使及其随员的笔谈遗稿。大河内是江户时代上野国高崎藩最后藩主，一位既积极吸收西洋文明又陶醉于儒家思想、崇尚中华文明、通晓汉诗汉文的日本贵族，他经常与在日中国文人和清廷派驻日本的外交官员如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诗酒唱酬。他们虽然不能用口语交谈，兴之所至，大家挥毫笔谈不绝。笔谈内容从日常饮食到女色、文学、哲理、时政等，无所不谈，话语有时放荡不羁，大家畅所欲言，不拘一格。因此，字里行间，透露大时代转型期中日文人内心世界难得一见的亮丽风景。每次雅聚之后，大河内都把笔谈记录珍而重之，并托人装裱，加以保存，后来交平林寺僧人托管。这些笔谈遗稿的装裱和保存，大河内的中国客人是毫不知情的。这批笔谈遗稿对于研究清末黄遵宪等文化人面临中日关系逆转的心路历程，以及明治初年大河内辉声等权贵对旧时代弥留眷恋之情，极具参考价值。

“大河内文书” 由于是即兴的笔谈记录，内容丰富，但是杂乱无章，分量庞大，向来缺乏整理。1964年实藤在“大河内文书”中选择一些笔谈记录，加上日语翻译和注释，出版了《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游》一书，立马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不久，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应邀去早稻田大学访问，与实藤合作编校部分大河内文书，1968年由早大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一书，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提供难能可贵的参考材料。最近喜闻由于浙江工商大学王勇教授等人的努力，获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已复印全套“大河内文书”，纳入“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工作范围，成为国科基金“重大项目”，目前王教授汇集国内多位学者，进行整理和研究。对于这一喜讯，实藤在天之灵，定必莞尔而笑。

7

中国友人的心灵感应

对于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心”，与他交往的中国朋友都有不寻常的心灵感应。1934年至1936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钟敬文先生（1903-2001），认为实藤（时任早稻田高等学院教授）是他最亲密的日本朋友。在留日前，钟氏是浙江大学专任讲师。1930年，他曾与顾颉刚、董作宾等创立“中国民俗学会”，并主编《民间文艺》期刊，发表好几篇民俗学的论文，引起实藤的注意。钟氏抵达东京后不久，实藤便登门拜访，请教民俗学的事情。

此后，两人过从甚密，经常谈论中日关系及日本的事情。比他年长7岁的实藤虚怀若谷，对这位中国青年学者十分器重，曾嘉许其对日本事情的理解比日本人来得深刻。那时候，虽然中日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日本的“特高”加紧监视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实藤还是与钟氏往来不绝。1935年春，经实藤安排，“中国文学研究会”邀请钟氏作专题演讲，探讨中国的民间文学运动。为逃避特高的干扰，这场演讲会在东京新宿区一家喫茶店举行，出席者除实藤之外，有增田涉、竹内好等十余人。实藤曾执笔报道此事，交《中国文学月报》发表。   钟氏记得实藤曾批评很多日本学者，因为他们战时跑去中国购买大量图书和研究资料。实藤提议他们战后必须归还这些文化财产给中国；道理很简单，趁中国战乱而去搜购，就是趁火打劫，等同掠夺。最令钟氏感动的是：实藤不但动觜说了，还真的带头动手干起来了。在钟氏心目中，实藤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日本人、没有民族偏见的日本人。”

1940年至1944年留学日本的汪向荣先生（1920-2006）与实藤先生的交往，更具体地反映了类似的心灵感应。汪氏是通过其日语老师松本龟次郎（1866-1945）引荐而认识实藤的。松本是个德高望重的日语教育家，1903年起便投身对留日中国人的教育事业，不但编写日语教科书和教材，而且亲自执教，在留日学生心目中成为最受尊敬的师长，经他亲自教导的中国留日学生逾万人，包括鲁迅兄弟、秋瑾、周恩来等，人称“中国留日学生教育之父”。即使在1990年代，亦即与实藤结缘五十多年后，汪氏已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离休资深研究员、创办“中国中日关系史 研究会”推手之一、著作等身 、并被公认为中日关系研究成果最丰硕的学者，当他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认为松本介绍他认识实藤，实在是他一生的大事。

根据汪氏的回忆，实藤虽然年长24岁，但总是谦恭诚敬，不耻下问，两人很快便推心置腹，成为莫逆之交。1940年秋，当实藤赠送自著新书《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东京：日华学会，1939年）时，按照一般礼数请汪氏指正，并且自谦地说，这本书是站在日本人立场写成的，希望聆听汪氏从中国人的视野做出的评价。由于汪氏已经读过此书，立刻毫不客气地回应，说从中国人的视野来看，这本书没有交代留学的社会背景，不无遗憾。实藤回应说，既然如此，就请你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另写一本留日史也是件好事。后来实藤和汪氏一起去拜候松本先生时，实藤又再提及此事，松本也鼓励汪氏接受此挑战；于是刚20出头的汪氏就立志以研究中日关系史为终身事业。汪氏回忆说：

“我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虽然道路不平坦（日本侵华战争、 长期被打成右派），但毕竟还是走过来了，而且还将走下去。其所以能如此，主要当然是在于我自己的意志和决心，从我年轻时代立志以探讨中日关系史作为我终身事业之后，无论经历怎样坎坷，也没有灰心，没有中辍我的事业；但也不能不感谢师友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其中最应该一提的是实藤惠秀先生。”

最令汪氏感动的是三件事：第一、实藤凭自己是早稻田大学附属第二高等学院教授身份，阻止“特高”干扰汪氏在东京从事中日关系研究。第二、为了协助汪氏搜罗清末以来在华日本教习及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实藤陪伴汪氏在东京钻图书馆、逛旧书店、走访不少日本教习及知情者。两人亦经常讨论问题，各抒己见，求同存异。1944年汪氏回国之后，只要向实藤提出要求，必定获得所要的研究资料。对此，汪氏在其学术专著《日本教习》的“前言”中，再三感激实藤的友谊和帮助：

“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们（实藤和汪氏）访求书刊资料，一同讨论研习；在我十分困难的时候，他勉励我，要我知道：需要我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要我千万不要气馁；在我书刊、资料（在文革被抄家）丧失尽殆的时候，他尽快把我们共同制作的资料、照片复制后送来，还提供我不少其他便利。尽管在战后我们没有再见面，他也看不到（实藤已在1995年逝世）他所待望的有关日本教习专书的出版（文章，他是见到了的），但在这本专集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还不能不提到他，作为纪念，也表示感谢。我没有辜负他的好意，也没有违背他的意愿，尽我的可能把有关日本教习的情况、资料介绍给学术界，希望能作为二十世纪初两国文化交流史中一段重要历史，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让这一段重要的史实湮没。”

第三件令汪氏感激的事，就是实藤善用他的“好意”和“意愿”，主动与汪氏分工，以便分头完成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大问题的研究。以下两段话，就是汪氏对与实藤既合作又分工的回忆：

“（1944年）回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因为政治原因）没有可能发表我在中日关系史方面研究的成果，当然更不必说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日本教习那样比较敏感的专题有所讨论了……。1956年，我希望实藤先生能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所以曾把一些在回国后搜罗到的资料，抄了一份给他，其中包括对日本教习名单的补充。当时他正在修订《留日学生史稿》，回信要我在日本教习这问题上下些功夫；他表示，在新的《留学生史》中，不想再详述日本教习的事，这大概就是我和他在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大重要问题上的分工。”

“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重新恢复学者生涯，得到实藤先生的信后，才了解到这二十多年来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虽然在留日学生的研究上，有不少进展，可是在日本教习这问题上，仍然是一片空白。实藤先生重提旧话，要我在日本教习的研究上作些努力，发表文章，作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环。他并且说，因为有前约，所以在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对日本教习提得很简单，不像过去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那样，希望我补充（日本教习这个课题）。”

直到1978年后，实藤不但对汪氏重提四十多年前的旧话，还继续给汪氏提供研究资料，又促请正在从事日本教习研究的日本文部省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阿部洋氏，向汪氏提供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此外，实藤读过汪氏在国内和香港发表的有关日本教习的文章后，一如往昔，向汪氏“很认真的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经过上述四十多年的验证，难怪在汪氏心目中，实藤惠秀就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实藤惠秀的中国心，连与他素未谋面的中国人也能触摸。《音乐小杂志》重返故国的故事或可说明这一点。事缘1984年4月，我收到山东济南大学音乐系孙继南教授的信，说从我和林启彦君翻译的《留日史》得知《音乐小杂志》是在日本刊行的事实，要求我向实藤氏查询，设法找到这本杂志。据孙教授介绍，这是李叔同编刊、中国最早的音乐期刊，“由于它的历史价值所系，多少年来，（在中国）……都无法寻觅它的踪影。……这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者……深感遗憾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孙教授来信前不久，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丰一吟女士（名画家丰子恺先生女儿）已经向我查询该杂志下落，说“这个刊物，在我国已无法找到，”如果把这本杂志请回中国，“我国音乐界同人必将十分高兴。”我见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于是去函实藤求助。

本来，国际友人之间互相帮助、交流研究资料是常见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寻找《音乐小杂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本杂志原来是李叔同在留日期间凭其个人力量编辑而成，1906年在东京印刷，印行量大概不大，而且只出版了创刊号便无力为继，因此中日两国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难怪后来的学者难以寻觅。此外，实藤不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人，他只是在几十年前撰辑“清末在日本刊行的杂志目录”时，在东京文求堂书店见过《音乐小杂志》等中文杂志的创刊号。不过，几十年来他还是惦记这批文物，知道战时为了逃避盟军空袭和保存文物，文求堂把几经辛苦搜罗得来的这批文物，廉价转让给设在日本中部的滋贺县的“日本民族研究所”，因为那里远离东京，很少空袭，比较安全。战后不久，该研究所解散，这一千种中文期刊创刊号又再转让，“凡直排的由天理大学收藏，横排的归京都大学。”实藤记得《音乐小杂志》是横排的，因此推测可以在京都大学见到它。为此，他拜托京大的清水茂教授复印该杂志。清水教授果然不负所托，1984年8月中旬向实藤复命。同年8月下旬，实藤从东京以空邮分别寄给济南的孙继南教授和上海的丰一吟女士。收到杂志复印本后，孙教授如获至宝，非常兴奋，撰写《漂泊异乡魂归故土——〈音乐小杂志〉寻访始末及初探》一文，记述该杂志回归经过，鸣谢实藤的帮忙，并探讨该杂志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贡献。与此同时，实藤撰写《<音乐小杂志>和我》一文，寄给汪向荣氏，汪氏翻译成中文之后，交《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三辑（1987年9月）发表。1984年10月，孙教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会上，报告该杂志回归经过及其学术价值，《寻访始末及初探》一文先后在《山东歌声》（1984年第12期）全文发表和《人民音乐》（1985 年第3 期）摘要刊载。孙教授对实藤由衷感激，到处表扬，称赞实藤“确实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与尊敬的中日友好的学者。”是故，实藤协助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归国的事，一时成为中国音乐界美谈。实藤自己对此事淡然处之，自谦地说：“对于一个毕生致力于两国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人来说，为中国作出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值不得夸赞。”

上述故事的尾声，更令孙继南教授感动。事缘1984年9月收到杂志复印本之后，孙教授又向实藤查询杂志涉及几位日本音乐家及刊物尺寸大小、封面彩色等细节。同年11月2日，实藤回复：“自8月以来，我因脚病一直卧床不起，所提问题，已向两个朋友询问，还未接到回信。此信是仰面朝天写的，很乱，请原谅。”“两天后便又来信，告知朋友回答内容，并附来鸟居忠五郎教授代笔的几位明治时代音乐家传略，信尾仍写‘病卧床上、仰面朝天，字不清楚，请你原谅’”。知道实情后，孙教授不由得感叹“老人如此高尚品德与举止，令笔者感动不已。”并感无限唏嘘：“无以回报，遂将珍藏书法家朱孔阳朱砂《寿》字一帧馈赠，未料此后仅58 天，噩耗传来，老人于1985年1月2日在日本病逝。”

实藤对于中国朋友，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汪向荣氏回忆以下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直到（1984年）12月15日左右，还收到他（实藤）在病床上写的信，谈的还是文稿上的事，讨论一些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的问题；那时我收到（广东省梅州市）黄遵宪纪念馆梁通同志的信，说实藤先生把珍藏的《日本杂事诗》稿冢题字初拓本送给了纪念馆。我想，他可真一辈子把精力付诸中日文化交流工作了，病得这样重，还没有忘记。”

汪氏话说得好，12月15日左右，距离实藤与世长辞只不过两周！我要补充的是，在实藤看来，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帮助中国朋友做些事，是责无旁贷的。实藤自己就曾这样说：“这些，在我看来是一个日本人应尽的责任。”实藤惠秀就是这样的一个日本人，他的中国心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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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实藤惠秀胸怀日本，面向中国，以促进中日友谊和文化交流为己任。这种亲华思想和行为，不管是在战前或战后，经常与日本国策背道而驰，被视作异见份子，也被迫游离于日本上流社会，因而经常感到寂寞、无奈。其实，实藤并不孤独，因为具备良知良能的人毕竟是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不过他们是未能掌握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情况一如中国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是非黑白颠倒紊乱。日本侵华时期，在大部分的日子里实藤和竹内好等人被指为日本国内的牛鬼蛇神。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鬼，历史自有公论。

实藤在推动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日本文字改革及中日文学翻译和比较方面，都是备受尊崇的先行者。他在促进中日友好、要求日本承担侵略战争责任、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返还从中国掠夺的文化财产等方面，都有非常独特的贡献。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中日关系极度恶劣的时候，实藤依然关怀中国，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寄予无限温情，憧憬新中国光明的前途。他曾受日本军国主义荼毒，一度思维紊乱，可是很快清醒过来，并作深刻反省，以多种实际行动倡导中日友好。汪向荣氏为实藤的一生作了总结：“只有真正爱自己祖国的人，才可能爱其邻邦。这一心情，打从战时开始，直至战后钓鱼岛（尖阁列岛）主权争议，都频频在他身上显现。实藤氏是个真正的日本人，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这番话，我深有同感。

实藤为他的祖国从落后弱小的封建社会转化成政经大国、从文化输入国变成输出国，感到无比骄傲，又为其祖国沦为侵略国加害邻邦而感到惭愧和悲愤。这种骄傲而又惭愧和悲愤的心情，沉淀之后，虽然长期处于恶劣的语境，终于被转化为强大动力，使他成为出色的中日文化关系研究和中日友好的先行者。他为我们后辈披荆斩棘，从社会文化多方面切入， 开辟了中日关系研究的新天地。他的《留日史》并非十全十美，还有修正增补的空间和必要，可喜的是继实藤先生之后，一些学者已经开展了细密的研究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岁月，将有更多学术硕果陆续面世。

实藤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弗视的。西方日本史权威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先行者Marius B. Jansen教授（《日本人与孙中山关系研究》等书著者），与实藤相交甚笃，经常就中日关系史问题交换史料和意见。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Jansen教授坦言受实藤的启发与影响。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和Carol T. Reynolds都称誉实藤为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先行者，他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合著中都深受实藤的影响。美国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分校教授傅佛果（Joshua A. Fogel）（现任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在1988年创刊的英文半年刊Sino-Japanese Studies（日中研究），刊登研究中国和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学术论文，成为西方唯一的中日关系学术期刊，而该刊封面“中日”两字，就选用了实藤的墨宝，以示对实藤先生的尊崇。

近年日本国内刮起历史修正主义歪风，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不尊重历史，拒绝深刻反省对外侵略史实，罔顾战后中日友好来之不易的现实，鼓吹“中国威胁论”，大肆破坏中日友好，模糊中日共赢的美好愿景，其所作所为与实藤惠秀所向往的背道而驰。回顾中国学界， 近三十年来百花盛开，视野宽广，颇具新时代文艺复兴的势头，至为可喜。可是在世界史、特别是日本史的领域，王奇生教授赞誉实藤那样的“实证功夫”，还是尚未到位。至于叶隽先生所求的“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亦未清晰呈现，更遑论“生发出思想史研究新义”了。由此看来，今天重温和检讨实藤惠秀这位日本学者的心路历程，对我们反思中日关系和瞻望未来，也许不无裨益。（因微信字数限制，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