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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个真正日本人的中国心

2016-6-11 02:17| 发布者: 巷口的游击队员| 查看: 1577| 评论: 1|原作者: 谭汝谦|来自: 东方历史评论

摘要: 近年日本国内刮起历史修正主义歪风,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不尊重历史,拒绝深刻反省对外侵略史实,罔顾战后中日友好来之不易的现实,鼓吹“中国威胁论”,大肆破坏中日友好,模糊中日共赢的美好愿景,其所作所为与实藤惠秀所向往的背道而驰。回顾中国学界, 近三十年来百花盛开,视野宽广,颇具新时代文艺复兴的势头,至为可喜。可是在世界史、特别是日本史的领域,王奇生教授赞誉实藤那样的“实证功夫”,还是尚未到位。至于叶隽先 ...


实藤惠秀(1896-1985)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日本知识分子,一个生活在“脱亚论”、“暴支惩膺”、“政冷经热”风行的日本,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他在近百年来中日关系极度恶劣的语境中,埋首浩瀚的故纸堆中,同时不断与中国人、留日学生和中国白话文学亲密接触,带头爬梳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录,检视中日两国的文字改革、国民教育、翻译、留学、出版、革命思想等具体而微的点与线,勾划在杀戮战争或“非友好”的环境中中日人民交流互助的实情,揭示未来中日和睦友好的光明前景。不过,他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华期间(1931-1945)也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从心底里反对军国主义,但长期受到战时环境影响,实藤的对华思想也曾一度紊乱,执笔粉饰日本侵华政策使他后悔不已。因此,他在战后深刻反省,多次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自动返还在中国掠夺的文化财产,积极推动中日友好,成为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先行者,亦诚心诚意协助中国人研习中日关系史实,备受国际学术界尊崇。本文旨在简要介绍实藤惠秀成为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拓荒者的心路历程,并借此从侧面反映近代日本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的中国观。因篇幅所限,本文对实藤众多的学术著作,只能摘要评述。

 

1

困乏中成长

 

1896513日,实藤惠秀出生于日本广岛县一个边远贫困的山村,幼名“嘉一”。就在嘉一出生这一年,亦即中国甲午惨败翌年,清廷派遣13名学生赴日留学,这是破天荒的行动,因为绵连二千年的中日文化关系史开始逆转。自汉唐以来,都是日本学生和“学问僧”历尽千辛万苦、乃至冒生命的危险,来华留学。华夏文明在日本被奉为至宝。如今,甲午一役使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二千年老大帝国的身段,愿意派遣留学生赴日取经,寻找现代化的奥秘。大清帝国的学子前来日本留学这件事,使日本朝野上下惊喜不已、自豪不已、欢乐不已!但是,中日关系的逆转,尚未引起嘉一家族的注意,因为他的祖父是佛教净土真宗的和尚,在贫瘠的岛根县传道,备受当地民众尊崇。实藤家族诚心礼佛和务农,没有关注彼岸中国的事情。小小年纪的嘉一,亦以实藤家族出现知书识礼的佛教僧侣为荣,经常要求比他年长十岁的大哥及其他长辈一起玩“我是和尚”的游戏,由他向他们循循讲经说教;很明显,这个小孩子的智商有点早熟。其实, 嘉一很早便成为家乡广岛县本愿寺派长善寺的信徒,经常独自前往长善寺诵读佛经,向往极乐净土的佛教世界,希望摆脱贫困郁闷的山村生活。小学毕业后,嘉一没有升读普通国民中学,毅然前往长善寺受戒为僧,接受僧侣的教育,取法号为“惠秀”,而该寺对聪敏的惠秀寄予厚望。

 

在长善寺经过几年的僧侣修行,思想早熟的实藤惠秀还是忘怀不了寺外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民主思潮澎湃,政党政治兴起,明治时代的藩阀专制开始式微,“大正德莫克拉西”活跃起来,全国各地兴建铁路、学校、公共图书馆,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国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大大提高。反观邻邦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社会则异常动乱,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不断入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摸索前路,为建设新的中国而努力。中日两国的情势变幻,引起了惠秀的兴趣,于是他决定破戒还俗。当时,实藤惠秀领悟到学海无涯,佛法无边,但是面临人生哲学的一大问题: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确立事业基础,就只能沿门托砵,俯仰由人,在世上就不能安心立命,这个人拿什么对人说教传道呢?于是,1919年实藤毅然离开广岛县长善寺,前去数百里外的东京,入读高轮中学初中三年级,那时实藤已经二十三岁,比同班同学年长约七八岁。1921年实藤入读刚成立的早稻田大学附属第一高等学院(以下简称早大一高),接受高级中学和大学预科的教育。在早大一高读书时,实藤原本打算主修日本文学。一位老师告诉他,“要学好日本文学,首先要学好支那语(汉语)。不懂支那语,无论如何也学不好江户文学的。”因此,除英语之外,实藤选修“支那语”为第二外国语,开始学习汉语。

 

1923年实藤在早大一高毕业,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刚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支那文学专攻”),成为早大中文系最初的学生之一。当时日本国势如日中天,而中国苦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弱,中国文学在日本的高等院校成为冷门学科;早大也不例外,与实藤同系毕业的同学只有一人。1926年,实藤毕业后,早大当局感到中国研究学系生源奇缺,索性撤销该系,不再招生。早大的决定使重视学统的实藤感到失落,因为在早大中国研究的学统中,他既是第一届毕业生,也是最后一届的毕业生,在二战前处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境地,失落之情可以想见。但是,实藤并不感到难过和失望。他说:“在大学的三年间,我虽然学习了中国文学,但和我起初的愿望多少有些不一致。除了音读部分是青柳先生担任的《红楼梦》以外,其他则全是古代作品的训读了。”他回忆说:“我的毕业论文题为《支那志怪小说所表现的命运观》,看上去范围很广,其实不过是以《聊斋志异》为中心,旁及六朝神仙小说而已,可以说是名实不符的。”

 

在早大中文系三年里,实藤还是获益匪浅的。他“起初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不但认识传统的中国,也要认识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人的苦难、奋斗、以及中日友谊互动的实况。三年下来,虽然艰辛,但得到名师的课外特别指导,这些愿望多少还是达到了。实藤在回忆“两三件难以忘怀”的事时,第一件是片上伸教授让他读到《语丝》——一本来自中国的、刚出版的白话文杂志。

 

当时日本的主流社会,若是喜好中国文学的,就必然偏重古典文学,特别是古代的诗词歌赋和文言文;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是不值一顾的。但是,实藤的想法完全相反。他十分看重《语丝》这本杂志,认为这本杂志启发了他对中国的新思维。他说:“对一般中国人来说, 读到《语丝》虽然是件小事,然而对我以后前进道路影响却是巨大的。”从此,实藤不但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渠道认识中国,而且通过白话新文学去了解中国和中国社会文化。第二件是片上教授送给他很多中国新文学的译著。他回忆说:“其中有:鲁迅译的《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周作人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点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第一集,此外还有《文学研究会丛书》等等。在这些书封面上,大部分都署有‘片上先生惠存’字样。我当时虽然年轻,但要搬这么多书也着实费了很大的力气。”这些白话文的读物,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容易得见的。实藤认为这些读物给了他一个重要的渠道,可以更确切了解中国实况,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心路历程。第三件使实藤难以忘怀的事,就是早大一高校长中岛半次郎的一席话。这位中岛校长,曾在1906年到1909年任教于天津北洋师范学堂,由于与中国人多有交往,同情中国当前的困境,以及了解中日关系的危机。中岛校长对实藤说:“听说你在学习支那文学,不过请不要只是研究,还要创造出以支那为题材,特别要创造有日本人和中国人登场的文学。”实藤承认“这句话对我以后的成长也是很有启发的……。在我以后研究留学史的过程中,逐渐有所领悟。”实藤知道自己没有小说家或诗人的才情,但作为学术研究者,编写一部波涛壮阔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不就是中岛校长所指“创造有日本人和中国人登场的(广义上的)文学”吗?

 

当然,实藤对苦难中的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不顾恶劣的语境,逆流而上,除了恩师的开导之外,还有自身因素。他解释说,“其所以被中文的魅力所吸引,除了从内心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之外,可能和我在高小毕业之前就常去寺庙照本宣科地念经书有关。”也就是说,血气方刚的实藤一旦立定认识中国的决心后,就像一个入定禅僧,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他还是迈步向前,永不言退,亦永不言悔。

 

1926年早大毕业后,实藤受聘为母校高轮中学的教员,立马趁暑假之便赴中国游学。 他到沈阳、北京、天津、济南、青州、青岛等地,拜会一些老师宿儒,更重要的是亲自选购了一些中国新文学的作品,例如鲁迅的《呐喊》(第四版)、张资平的《飞絮》、徐祖正的《兰生弟的日记》等,都是1926年刚出版发行的。实藤是个非常勤奋、实事求是的人,因而对他自己的汉语水平,要求甚高。他坦言,“在这次旅行中,我第一次讲中国话就能使人听懂,感到十分高兴。不过,觉得中国人讲话很快,我还是听不懂。”于是,在北京旅游的三个星期里,聘请了两位中国老师给他补习汉语,同时学会了汉语注音。由此可见,身为早大“支那文学专攻”毕业生的实藤,不再沉迷于四书五经和日本传统汉学的研究,开始研读中国的白话文学,要求自己能够与当代的中国人沟通交流,立志从全方位角度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些行径和思想取向,在当时的日本是个异数。

 

从中国旅游回国后,实藤继续在高轮中学任教,每周上课41节,忙得不可开交,依然抽闲自修汉语,研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并开始收集中国留日学生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料,计划起草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28年实藤受聘为早稻田大学附属第二高等学院讲师,授课时间减少,每天下午三时后便可放学回家。于是,入读东京外国语学校的夜校,专攻“支那语”,1930年毕业。那时,实藤已经33岁,而且在学术界渐露头角。1935年晋升早大附属第二高等学院教授,1949年改任早大法学院和教育学院教授,直到1967年依例从早大荣休,他与早大的关系,如果连五年的学生时期也计算在内的话,长达46年之久。

 

2

战时思维紊乱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史学、史家与时代,都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完全脱离时代。”实藤惠秀在他三四十岁青壮年期间,正值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华时期(1931-1945),虽然怀有一颗善良的心,保持对华友好的态度,但也未能完全逃脱军国主义的荼毒和控制,更不能超越时代的影响,其思路变得紊乱起来。

 

在谈论实藤紊乱的思路之前,让我们了解他原来是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在1931年日本大举侵华之前,他一直认为学术研究是一门科学,而他自己向往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日记记录了如下的信念:

 

“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自己的中国研究,首先是为了日本,同时也是为了世界。对日本有利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从出发点开始就考虑“为了日本”才产生的。即使是两国间的事,倘若不是用极冷静而科学的立场来对待的话,就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知识;若不是真实的知识,就不能对自己的国家有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展现在(我)眼前的任何事件都应该是研究的对象,而不应该有好恶的感觉。”

 

我们检视实藤的著作,即使有关中日两国比较敏感的课题,也大都显示了这种学术态度。

 

不过,1931918事变(“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东北,此事给实藤带来十分重大的冲击,日本政府和媒体发动的宣传也铺天盖地而来,极尽颠倒是非黑白之能事。对此,实藤这样慨叹:

 

“数十年来,人们总是说‘日支亲善’、‘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等,然而事变一发生,却又突然改变说‘贪婪暴戾’、‘鬼畜支那’了。……令人感到过去几十年讲的尽是骗人的大话。称之为‘敌’,却不发布‘宣战公告’,又说以‘军阀’、‘共产势力’为敌,不以百姓为敌——这是战争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武士道又是进步还是退步呢?……从这次事变看来,不能不感到武士道精神被糟蹋了,甚至也不能不怀疑古时武士道是不是也是这样(糟糕)。”

 

实藤不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敢于直斥他们糟蹋了武士道精神,这是战时日本十分罕见的事。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制面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又感到回天无力,于是决定封笔。“这段时期,有些杂志请他(实藤)写点东西。但有关事变的,他一概都不想写。”  不过,有些由军国主义政府摊派下来的任务,还是不得不做的,例如带领学生充当“勤劳仕奉”志愿工作者,为政府的工程无偿劳动,表示“忠君爱国”。

 

1937年夏天,实藤最终还是顶不住来自上头的威逼利诱,经不起早大出版部门的催劝,他写了《支那与教育》一文,刊登于《早稻田春秋》第9卷第4号(19378月)。他在这篇文章中检讨中国当代教育状况,对于过分热衷西化而不普及爱国教育,提出尖锐的批评:

 

“从整体教育来说,不能不说是变态的、病态的和不健全的。看来,国家的强弱大体上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北支事变(19377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71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声明中,有四次提到‘我们是弱国’,这是很自然的。在这点认识上,我认为日本国民应该感激我国的普及教育,今后也必须努力使其永不衰退。”

 

实藤的逻辑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一味追求西化,淡化爱国教育。于是中国人变得不爱国,结果使中国沦为“弱国”。言下之意,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从发表上述文章开始,随着时局变迁,特别是用糖衣包装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新秩序”等政策出台后,实藤也就结束自我封笔的行动,发表时论文章,反映出其对华的思路越来越紊乱。引用他自己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慢慢地、逐渐地掉进了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说服自己的泥淖中。”最后,他不得不坦诚忏悔“我自问曾做过一些对不起中国朋友的污秽事,为此我必须向中国人诚心道歉。”

 

实藤所做第一件污秽事、必须向中国人诚心道歉的事,缘于19389月接受庚子赔款的资助,成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特别研究员”,到中国沦陷区调研,为期一整年。他以北京为基地,先后前往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南京、上海、厦门、汕头、广州和香港等地考察,目的是收集有关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史料,以便完成其《留日史》一书。在这一年内,他搜购了四五千册图书,运回日本。不过,除了收集学术研究资料之外,他奉命以日本政府“特别研究员”身份,整理汉奸组织“新民塾”图书馆内的“危险书刊”。这一大批中文期刊和洋装书籍,都是日军联同伪军从各大学图书馆查禁得来的。按照当年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的管理条例,凡是有反日言论或共产主义思想的书刊,一律列为禁书。实藤没有详细交待如何“整理”这些“禁书”,这些“禁书”的最后命运,大概也不是实藤一人说了算的。值得一提的是,实藤却因利成便,完成了《中国杂志年表(1)》(斋藤秋男合编)及《中译日文书目录》。据实藤的回忆,“对我来说,我只是为了编写中国杂志创刊目录而做整理和摘录而已。不过,自己越想越觉得做了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还有许许多多使我感到内疚的事。”

 

还有一件涉及私德问题的污秽事,更令实藤惠秀内疚不已, 二三十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立意向中国人诚心道歉。事缘1939年至1940年间,实藤特派员趁在中国沦陷地区的“新民塾”图书馆调研时,为撰写《留日史》和其他有关研究之用,取出不少书刊,包括:

 

1.中国人的日本游记;

2.中国人学习日本语的课本;

3.日文书的中文译本;

4.西方人用汉语编著的图书;

5.其他有关中国现代文化的书刊,特别是中国的期刊杂志。

 

这些借书,实藤用后大都归还。但是,其中有29册,他私自带回日本,据为己有;后来这些书刊成为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实藤文库”的藏书。连同实藤从中国购买的四五千册图书,使“实藤文库”成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的宝库。但是,实藤一直没有宽恕自己偷窃的失德行为。

 

最令实藤惠秀难过和后悔的是:他在战时发表了一些中日关系的言论,间接直接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些言论收集在下列三书:1.《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东京:莹雪书院,1940年);张铭三译《日本文化给中国的影响》(上海:新申报馆,1944年);2.《近代日支文化论》(东京:大东出版社,1941年);3.《明治日支文化交涉》(东京:光风馆,1943年)。

 

实藤的时论,被认为是对中国人所做的“文化工作”,其论据大都十分浅薄,没有说服力。例如,他曾站在专家学者的高度,说:“现在我们日本的总文化,处在中国的上位,惟其如此,所以自明治二十九(1896)年以来,中国不断派遣多数留学生渡日。”至于所谓“日本的总文化”是什么,他含糊其辞。还有,中国留日学生大都具有留学救国情怀,他们忍辱负重,身处恶劣语境中努力学习,实藤是最清楚不过的。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实藤也是明白的,可是他始终没有客观地说清楚。

 

战时的实藤认为他的对华主张是温和的、科学的,并非拥护日本赤裸裸的军国主义。他虽然没有刻意炮制和发表侵华辱华的言论,却在日记中流露出自己十分紊乱的思路:

 

“(中国国内)有热爱这块土地的民族,也有破坏这块土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如何对待这块土地的呢?很遗憾,不能说是爱护。他们讲 ‘锦绣河山’;其实,‘荒野’若能耕耘好,应可算是锦绣吧!但中国的‘山’,很可惜多是秃山;‘河’也因此时时泛滥。这样子是自然造成还是人为的呢?现在,只要凭人类的努力,秃山也可以绿化成林,这难道不是科学带来的进步吗?因此,从弥补不足、帮助后进的意义出发,日本向大陆的‘进入’,应可认为是 ‘天意’吧?”

 

实藤确实不满有些中国人暴殄天物,肆意破坏生态环境。他恨铁不成钢,以为这种开骂调侃是出于对中国锦绣河山的爱护;更误以为由日本对中国环保事业给与‘帮助’或‘补其不足’,就是一番好意。他进而主张“日本向大陆的‘进入’,应可认为是‘天意’”。如此罔顾中国的国家主权,这不是强盗的逻辑,又是什么?

 

实藤还罔想通过“辩而明” 的方法说服中国人认同他那似是而非的歪理:

 

“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从几万年前起就这样地流着,称它们为黄河、长江,也是几千年前的事了。但江、河本身却和这些称呼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们几万年来就是这样流着的。这些(河流)并不是专为哪个民族(而存在)的……平心而论,这些江河既可称为‘富士川’,也可称为‘Long River’,还可以用其他名称来称谓。也许以前就有过江河以外的叫法。……然而,这并不是说以前已经划分好了的地方,现在就可以随便地夺取过来。人类应该像‘辩而明’那样求得进步;(过去)靠武力来夺取,正是因为人类尚处于进步的过程中。”

 

上述自说自话,实藤假科学之名,为日本侵略中国而辩护。实藤进而推销他的“世界经济学”:

 

“地球上的人类应当平等地利用地球上的一切资源。人与物的关系应该科学地进行探测,并且经过理论上的争辩来加以界定。要发展经济学的政治理论,便必要创立“世界经济学”。因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说从哪里到哪里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国土,这只不过是被地图上的颜色所迷惑的近视观点而已。地球上的“动产”(如都市、道路、运河、万里长城等),可以算是属于从事建设的民族,可是土地本身则不然,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越往下挖,这一道理就越清楚。”

 

其实,对于实藤的“世界经济学”,越是向下挖,读者就变得越来越糊涂。不知道当时实藤是否同意把“富士山”改名为“中华山”或“Mt. Korea”,又是否容许外国人打着地球资源共享的旗帜,到东京市中心挖地道、兴建行步行街、无偿经营商铺呢?

 

对于自己战时的荒谬的言论,实藤在战后感到十分惭愧。他不断认真自我批判,承认 “(作为)研究现代中国的人,却不自觉被(当时的)政治口号所迷惑!竟至如此无知!(一心想)成为一个现代中国研究专家的我,结果却和一般日本人的见识一样!”

 

3

参加亲华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

 

话得说回来,战时思路变得紊乱的的实藤惠秀并非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般见识。他参加了日本青年进步人士竹内好、武田泰淳、增田涉、千田九一、冈崎俊夫等人在1934年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为中国本土以外第一批热爱中国新文学的中坚分子。研究会成立时,竹内(1910-1977)和武田(1912-1976)等人还是东京帝大文学院“支那文学系”的学生,实藤比他们年长十多岁,而且已经是早稻田大学系统内的教授;日本社会重视辈分,因此在这个团体内实藤备受尊崇。竹内好对实藤的评价甚高,在其日记中曾这样记述:每次研究会的例会上,实藤总是谈论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即使是鸡毛蒜皮的事,他都津津乐道。事无大小他都知得一清二楚,每每动人心弦, 教人感动。”

 

除在特殊情况下,实藤和这批年青的日本文化人都拒绝跟随日本主流社会称中国为 “支那”,坚持使用“中国”这个称谓,表示对中国的尊敬。在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并加大力度全盘妖魔化中国社会文化的时候,实藤和他的朋友积极论述和译介中国新文学,給日本读者提供有关中国正面的、有建设性的、充满希望和温情的讯息。例如,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实藤发表《鲁迅与转变》一文,简介鲁迅的文学思想及其反战的决心。事变后中国展开全面抗日战争,实藤开始翻译谢冰莹(冰心)的《从军日记》,打算分期刊登。正如冈崎俊夫所说,他们希望通过正在成长中的白话文学“去接觸新中国的气息”,同时坦言已经实实在在“嗅得了新中国的体臭”。因此,当时在中国本土还是毁誉参半的新文学作家,却备受他们的尊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了我们的哥德、我们的陀思妥也夫。”“中国文学研究会中,没有一个人是为这场(侵略)战争感到高兴的;有些人对兴致勃勃地谈论战争的人表现出无法掩饰的憎恨。”  

 

实藤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不但对苦难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更敢于集体抗拒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战和笼络。他们拒绝与日本军部情报局指导和监督的 “大日本文学报国会”合作,不参加该会召开的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因为主办者“意图建构以日本‘道义文化’和‘皇道精神’为中心的‘大东亚文化’,塑造‘大东亚’认同,强制规范(沦陷区)各地文学的发展以服务战争。”故此,生活在军国主义的铁蹄下,身陷险境,实藤等研究会同仁虽然走了一些弯路,思想一度陷入紊乱,还是能够坚持公义,并且巧妙地进行公民抗命,拒绝与军国主义政府合作,从侧面揭穿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

 

4

中日友好的拓荒工作

 

如前所述,实藤惠秀在战后不断反省自己战时错误的行为和紊乱的言论。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多种具体行动显示痛改前非,带头推动中日关系史的反思和重估工作,对日本社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以下略举数例,说明他的拓荒工作。

 

首先,19603月,实藤参加由日本著名诗人、语言学家和日本艺术院院士土岐善麿 (1885-1980)为首的“中国文字改革视察日本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语言学界、特别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楚图南会长、中国的“日本通”孙平化、萧向前等代表中国政府热诚接待。出发之前,实藤说服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土岐善麿兼任馆长),从“实藤文库”取出前述29册从中国掠夺的书刊,加上20多册从中国非法得来的图书,一共四五十册,分由64岁的实藤和75岁的土岐二人,从东京拉到北京,终于隆而重之、诚诚敬敬地归还这批掠夺得来的文化财产。在交还仪式中,实藤“两手发抖,全身冒出冷汗”,使中国政府代表(包括北京图书馆一位副馆长)和在场观礼的中日人士为之动容。回国之后,实藤发表文章呼吁日本归还从中国掠夺的文化财产,包括图书、美术品、考古材料等,也呼吁日本送还战时被日本强虏而在日本死难的中国劳工的遗骨,并强调做好这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迈向“中日友好的第一步”。

 

1972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共同声明之后,实藤和小岛晋治(横滨市立大学)、加藤祐三(东京大学)等日本学者在同年12月,公开要求日本最高学术组织“日本学术会议”(日学会),必须研议日本学术界承担侵略战争责任事宜。他们的具体要求有两大项:

 

一、更正日学会19724月第61届全体会议关于中日学术交流的决议:他们要求日本学术界必须正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去除“两个中国”的任何联想,以符合中日共同声明的精神。

 

二、重视学术界的战争责任,包括:甲)澄清日学会“南极特别委员会”的“南极考察事业”与“(旧)满州医科大学”用活人做实验品事件的关系,并中止使用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作南极考察研究之用。乙)处理从中国掠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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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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