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教授”与恐袭份子只有一步之遥？

最近一条微信热贴《圣战每多工科狗，极左总是文科生》，重新把“左”和“右”的区分推到大家面前，提出文科生天然会倾向于“向左转”；而1989年“极左组织”红军派(RAF)用电缆炸弹炸死德意志银行董事长这样的恐袭事件，也被称作为“文科狗对金融狗的逆袭”。“左”和暴力直接被挂起钩来。在汉语世界，“左翼(派)”这个说法长久以来更是陷于深度混淆：我们触目可见诸种“老左派”、“新左派”、“极左思潮”等等标签；文革时代各种暴力行为，也自是被牢牢贴上“左”的标签。

在这个背景下，如果还有人愿意用“左”来形容自己的思想/理念/立场，他/她要承担多大的勇气，去面对被身边绝大多数人视作是一个残忍暴力的大魔王?要知道，当代欧陆有大量的著名思想家，如斯拉沃热·齐泽克、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乔治奥·阿甘本、安东尼奥·奈格里等等，不仅坚持自己是左翼，而且强调自己是“激进左翼”(radical left)，他们是疯了吗，这不就坐实“文科生天然向左转”、“文科教授”与恐袭份子只有一步之遥的大众想像了么?

所以，我们仍然要执着地追问，前述“文科狗”以及“红小将”那些“肖像”(images)，真的可以全权代表“左翼”吗?进一步地，在今天“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语境下，“左翼”——据说它充盈着整个文科——还能具有怎样的特征，使它可以同“右翼”构成一个鲜明清晰的区划?这篇小文，就试图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尽管我同意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判断，“左”与“右”的实定内容一直在变，我们的思想实践不能再受所谓“左”(福利国家)与“右”(自由市场)二分之教条牵绊，但我对其“超越左与右”的结论有所保留：尽管这两个符号所指涉的实定内容一直在变，但我们或许可以不从内容上、而从态度上来切入。此处，“态度”一词正是在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意义上使用，即“一种哲学的气质”。

就我们同自己被“抛入”其内的那个“现实秩序”而言，确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将当下既有秩序视作为一种始终打开(open)的状态，可以不断地予以批判与革新；另一种态度是，将现实秩序予以预先封闭(foreclosed)，不管这种封闭秩序是以形而上学作为根据，还是以神学信仰作为保证，抑或是以传统主义(即，传统一直以来是这样)或历史决定论(黑格尔主义-科耶夫主义“普遍历史”)的论调作为理由。

前述那些当代欧陆思想家们，尽管内部仍在不断地彼此进行着学理争论，但都分享着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当下既有秩序绝不是“历史的终结”或“真理王国”，任何实定秩序在存在论的层面上都是“打开”的。在电影《让子弹飞》中，代表既有秩序之统治的黄四郎曾追问张麻子，“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什么对于你才是重要的?”张麻子沉吟后回答黄四郎：“没有你的世界，对于我很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张麻子对当下既有秩序的反抗，就正是“激进左翼”的进路(他丝毫没想要代替黄四郎进行统治)：真正重要的，不是世界一定要变成某种样子(某种“理想国”或“自然秩序”)，而是世界必须不是现在的样子。

（图为让子弹飞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可以把前述那些当代欧陆思想家，同晚近十五年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的列奥·施特劳斯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施特劳斯和拉康、萨特岁数接近，比起前述那些皆还在世的思想家们要年长一到两辈，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他们进入汉语世界的时间十分接近，并且先后都对当代中国思想造成了深远影响。

我们看到，施特劳斯和齐泽克、巴迪欧等人一样，对于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霸权性地位的自由民主制，也有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但之所以施氏可以被确当地称作一个“右翼”思想家，正是因为其“古典政治哲学”号召“回归”到一种“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的政治秩序。换言之，施特劳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预设了其心目中的“古典政治秩序”是最好的(完全符合“自然”的)——亦即，施氏采取了一种形而上学方式的“预先封闭”。故此，“右翼”的施特劳斯与那些当代“左翼”思想家的根本性差异就是：前者持有一个肯定性态度(positive attitude)，认为世界被改变成(或保持)某个样子就可以了;而后者则持有一个否定性态度(negative attitude)，认为世界必须不是现在的样子(必须被改变)。

有意思的是，在《让子弹飞》影片最末，张麻子和他的昔日伙伴分道扬镳、拒绝坐上那架“马拉的火车”。让我们再用影片人物做比方的话，张麻子的那些弟兄们在态度上是(准)施特劳斯主义者，因为他们在推翻黄四郎的统治后认为“真理王国”已经抵达，所以乐呵呵地坐上火车奔赴浦东。而张麻子本人却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激进左翼，知道新的“黄四郎”会崛起，把既有统治粉饰为“真理王国”。因此，子弹(批判)，必须要继续飞下去……这种“让子弹飞”，就是福柯在后形而上学氛围下所提出的“批判的存在论”(critical ontology)：只有批判本身，具有存在论的尊严(永远“飞”下去)。一个真正的左翼政治(左翼思想、左翼理念)，便始终蕴涵了对既有的权力结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批判、疏离、与对抗，因为后者始终在结构性地保障着当下秩序的自我永固化。

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当年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纲”(即《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第十一条)——哲人不应该只是阐释世界，关键是要改变世界。这句话，概括了左翼的态度。而施特劳斯对“第十一论纲”是这样回应的：哲人之所以停留在阐释世界的层面，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作为宇宙的世界——是不能被人所改变的，马克思只是用人的那个“小世界”来取代真正的世界。此处显然施特劳斯具有很强烈的形而上学与宇宙论色彩。他把人类世界称作“小世界”：“人，当其至少假装是一个整体时，只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个部分，人只是一个小世界，一个微观体”。是故施特劳斯宣称，“人道主义是不够的”。

我们看到，施特劳斯从形而上学-宇宙论的世界出发，故此强调不可被人所改变的“自然秩序”，并由该秩序确立起人的“世界”(小世界)中“自然正确”之标准。而马克思则只面对人类世界(人之群处所形成的那个政治性的“世界”)，那么该世界里所有既有的现实秩序都是可以被改变的。当“自然秩序”就是“最好秩序”时，哲人的首要任务就成为了解释性和认知性的(哲学就是去认识-自然);而马克思拒绝“自然”的至高地位，仅仅视其为人的改造性实践的一个对象(哲学就是去改造-自然)，哲人的任务于是便改变了方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左翼思想的一代宗师。

（图为电影大独裁者，图片来源：网络）

故此，“左翼”(左翼政治、左翼理念、左翼思想)和是否暴力无关，“右翼”同样可以很暴力：纳粹主义是最典型的右翼思想，“奥斯维辛”激进地推进了人类史上暴力与残忍的幅度……在我看来，“左翼”之为“左翼”，有且仅有两个定义性的特征(defining features)——之所以称其为定义性特征，正是因为此二者为“右翼”所绝不能具备。

首先便是前面所阐述的那种否定性态度，即，对当下既有现状的一个永恒的批判性态度。福柯把这个“态度”叫做“启蒙的态度”：“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的一个永恒的批判。”以此态度观之，今天汉语学界的许多“左翼”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与此同时，“左翼”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特征：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也是一种“诉求”。这个实质性内核，就是争取更充分的平等。“左翼”的政治思想或话语，无论再如何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多元性，其最根本层面上的底色不会更改——追求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这亦是马克思另一个最根本的思想遗产。前述齐泽克、巴迪欧等当代欧陆思想家之所以经常被称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激进左翼”，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追求平等之过程是永无终结的(而马克思认为一旦抵达“共产社会”，这个追求就完成了)，真正的平等(共产主义)是一个永不熄灭的、为我们照明奋斗方向的理想/理念(idea(l))。所以这些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在齐、巴二氏身上尤其明显)在坚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同时，也并不拒绝理想主义/理念主义(idealist)向度。

如上所述，批判性的态度，与平等性的诉求，就是左翼的两个定义性特征。如果说文科生或文科教授“天生”就有“向左转”的倾向，那么，何妨就请天纵英材地、前赴后继地“转转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