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文革的十本书（上）

陈洪涛：读懂文革的十本书

2016-5-31  作者:陈洪涛  来自：《红色参考》微信公众号

读懂文革的十本书

——推荐给左翼青年

陈洪涛 /《红色参考》

适逢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不管执政者如何回避淡化，但放眼望去，左右两翼各自为阵。你声讨你的“文革余孽”，我高扬我的文革大旗，真是应了毛主席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谁也不管那夹在中间的改开继承者们是如何进退失据、日益难堪。文革的确是一根红线，划出了壁垒分明。

具体到左翼内部，如果说十年之前，在老同志、新左派和造反派之间对文革的认识还存在很大争议，那么今天，各阶层各团体对文革的基本态度已趋于一致——如果不承认文革，你还好意思自称左派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仅仅以是否肯定文革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已无法准确判断与你并肩的是朋友还是同志。

因为抽象地笼统地肯定文革，不见得就是真正理解了文革的理论实质及其具体实践，并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指导运用于今天的左翼运动。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同一面“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旗下，既有“保党救国”，也有“宪政民主”，还有与前两者存在根本区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要依靠本阶级的力量重建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这多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主张指导着各自的具体行为，混杂一起，有协作、有掣肘，也有攻讦斗争，让诸多左翼群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甚至困惑而痛苦。

回想文革当年，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时年22岁的韩爱晶曾请教毛主席：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文革刚刚五十年，虽然中国尚没有出现分裂，但人们的思想却已经分裂。至少在左翼队伍中，对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不同解读已经印证了青年韩爱晶的疑惑。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对于今天的左翼青年来说，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就是 文 革。

所以要读懂文革。只有首先读懂文革、读懂毛主席在五十年前亲自领导和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我们才能继承革命，继续革命。这是每一位严肃认真的左翼青年踏上追求理想之路不可或缺的入门功课。

路漫漫其修远，我们在此向虽无缘经历文革、但却具有上下求索精神的左翼青年郑重推荐以下“读懂文革的十本书”。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不再沉默——一个文革亲历者的回顾与思考》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

《清华蒯大富》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张春桥狱中家书》

《戚本禹回忆录》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第一本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作者为武汉社科院研究员，专注当代史研究，创新西方流行访谈与东方史事本末相印证的口述历史新形式。另著有《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等作品。

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武汉到长沙，5月21日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本书作者即以此为主线，历经三个酷暑自费走访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六县和中央苏区各地，通过近百名亲历者和知情者的回忆、口述，并配以一百多幅见证历史的珍贵照片，真实回放了毛泽东在这数十天的所历、所思、所讲，以及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史实、少议论，可读性强。让读者自己从中探寻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行走在茨坪故地

书中有不少经典片段已经被很多著述广泛引用，如：在5月25日上午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当时陪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唯一一位井冈山老战士）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第151页）——这段话被引用最多。随时读来都振聋发聩，不啻混沌中猛击一掌，令人警醒。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革结束四十年之后，深受改开主流观点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要想走出所谓“争权夺利”、“阴谋论”等诸多恶意扭曲的历史迷障，真正弄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宁可粉身碎骨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又无暇钻进枯燥乏味的理论书堆，阅读此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本

《不再沉默——一个文革亲历者的回顾与思考》

武彩霞著，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该书简体版为《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亲历者，1966年文革开始时，作者武彩霞和丈夫范念民均系河南农学院（今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发起成立了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豫农红总）；并参与成立了河南省最大的造反组织“二七公社”，范念民以河南农学院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当选为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三结合”中，范念民被结合为荥阳县委副书记兼广武公社第一书记，武彩霞为副书记，共同带领当地群众在学大寨、兴修水利的同时，修通了当时荥阳县第一条城乡公路。1967年范念民在河南农学院担任学生领袖时，曾主持召开过河南省已被中央文件点名的“走资派”、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等人的批斗大会，而文革结束后，赵文甫复出主持的河南省“揭批查”运动旋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将范念民判刑十年。武彩霞由于从事技术工作的原因，虽没有与丈夫共罹牢狱之灾，但也被开除党籍，同众多造反派一样，经受了从天上到地下的命运。

作者不仅全程参与河南文革运动，而且从红卫兵时期即留心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五十年间一直未有间断。其藏品蔚为大观，包括大量的《大字报选编》和数千种《红卫兵》小报、传单、照片，当时的内部书刊以及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等等。但作者并不只是为了做一个文革文物的“收藏家”，而是以第一手的资料来研究文革，试图让事实说话，为历史辩诬。这部书就是在其收藏整理各种文革史料的基础上，对自己亲历整个河南省文革过程的回忆与研究文章的合集，是国内最早的系统性地从红卫兵造反派的视角正面解读地方性文革运动的著作。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因受“信阳事件”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建国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极为尖锐，与其他省份相比有其不同一般的显著特点。

一是支持参与造反派的老干部多。其标志是，文革开始时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3天后，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成为全国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文革、公开支持少数派的省委书记；后来又有周恩来“7.25”表态支持“二七公社”等造反派组织，直接带动了大批在文革前受刘邓路线在河南代理人吴芝圃等人压制的各级老干部积极支持参与造反派。

二是“三结合”搞得好。因为有老干部的支持，大量造反派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从省、地、县一直到公社和大队，包括学校医院和厂矿企业，形成了所谓“河南省造反派掌了权”的局面。

这两点直接导致文革结束后河南省被视为“四人帮的重灾区”，先是刘建勋迅速转向，紧跟华国锋整肃造反派及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公开号召“要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的革命气势，以当年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打仗、土改那样的革命精神，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可半途而废，决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继而刘建勋等人也沦为“揭批查”的对象，文革前制造“信阳事件”的河南省“走资派”老班底重新上台，全面清洗二七公社及支持二七公社参与“三结合”的所有新老干部，从省委到地方，赶在1980年1月1日《刑事诉讼法》生效前“突击判刑”，波及面之广达到了“连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的地步，彻底形成了“一派升天，一派坐监”的局面。据公开资料显示，当时全国共清除党员13万人，而河南一省就清除10万6千人；如果将判刑、双开、受审查株连等统计在内，被打击者达100万人之多。此可谓河南文革的第三个特点，其影响之深远直到今天。

为什么河南省的文革造反派直到今天还在全国各地造反派持续进行的维权斗争中表现突出？为什么右派惊呼河南省各阶层群众中“毛泽东的影子依然挥之不去”？澄清文革真相、重回社会主义的要求在文革被彻底否定数十年后，不但在这个中原大省从未停息，而且愈演愈烈？乃至不断刺激当局神经的2004年郑州“四君子”、2009年马厚芝“毛共党”、“万神归一”的民间“毛教”等等都与河南有密切关联？其实，一切现实问题都能从看似远去的河南文革运动中追根溯源。

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并不单纯是一本文革造反派沉寂多年之后公开发声的“喊冤叫屈”之作，而是作者以其掌握大量珍贵史料的优势，为我们整理编纂的一本“造反派辞典”，堪称研究“造反派现象”的“入门必读”。虽然这个特殊群体看似垂垂老矣，但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的历史作用应该不会随着他们的生理年龄而匆匆谢幕。

窥河南而知全国。阅读此书当属了解文革造反派，观察“造反派现象”，研究地方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佳选择。

第三本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

徐海亮著，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武汉“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转折点。1967年7月，毛泽东亲临武汉，本意坐镇解决武汉文革运动中两派对立群众日益尖锐的派性武斗问题。孰料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武汉群众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支持下，借口反对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等人表态支持造反派，武装绑架王力，聚众冲击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的住所，并以极端暴力行为围攻学生和群众造反派组织。酿成了文革当中、乃至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几近失控的政治局面，迫使中央决定毛泽东紧急飞离武汉。

此事虽无“兵变”之名，但其实以“兵变”之势直接反映了传统体制性力量，尤其是军队中的保守力量对于毛泽东强力推进文革路线的抵制和反抗。与此数月之前同为反文革事件的“二月逆流”相为呼应。如果说“二月逆流”只是表现出了中央高层保守势力在受到文革路线压制后的一种“象征性”反弹，那么武汉“七二〇”事件则集中体现了全国都实际存在的、“背后有人”的群众保守派组织对毛泽东文革路线所产生的思想上的质疑和行为上的群体性对抗。相当一部分群众原来并不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这实际上是暴露出了文革初期在两条路线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当中，阶级力量对比严重不足的客观现实。也促使毛泽东从中看到他原本倚重的知识分子造反派在实际斗争中的不成熟。

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曾引用过的一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似乎颇能说明他此时的思想变化。“武汉事件”以及毛泽东对问题的处理与“表态”，成为文革初期，以推进与抵制、造反与保守相互冲撞争斗的一个顶峰。毛泽东审时度势，由此开始做出重大战略调整，从“全面内战”转而强调“大联合”，从依靠青年知识分子到依靠工人造反派，文革进程从发动、普遍的反传统秩序和持续上升推进，转为相对收缩与回归秩序。而以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等人为代表的少数激进派人物，则因不能适应这一战略调整，继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不停顿地打倒一切”等引起对抗性矛盾的左倾盲动口号，结果被率先抛出文革战车。并因此触发了一直贯穿到文革结束的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这实质是全国性的对文革初期造反群众的大规模清洗，标志着文革力量的全面退却，至今仍令一些文革造反派百思不得其解甚而耿耿于怀。

“七二〇”事件对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其背景原因更复杂而深刻。从事件发生至今，近五十年来各种解读众说纷纭，但大多倾向于个人立场的思辨议论，而少重史实。能够像这本《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如此条分缕析，抛却主观叙述，为我们客观表现历史真相的极为少见。

本书作者徐海亮为国内知名文革史学者，在文革开始时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四年级学生。水利电力学院是武汉“文革”学生运动的一个重镇，当时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等保守派组织借口王力等人表态支持造反派的讲话，就是指7月19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公开接见学生时的讲话。这里运动的信息比较集中，作者在此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惊天动地的政治大反覆，所以能对“七·二〇事件”前后整个过程有着比较完整的历史印象。同时在毕业后因工作关系离开武汉，从而免受深陷当地文革运动几番跌宕起伏的利害得失束缚，能够脱离历史漩涡从观察者的角度客观辨析“七·二〇事件”的历史震荡。他在文革后收集大量武汉“文革”史料，采访众多历史当事人的基础上，于2005年编著出版了《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一书；并以此为蓝本，参考大量历史文献，进一步采访、探讨，订正、完善，又经五年砥砺，终成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