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其人

2016-5-30 09:54| 发布者: 仙人掌| 查看: 3086| 评论: 2|原作者: 恽仁祥|来自: 原创

摘要: 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幌己50年过去，这50年中，对文革的是是非非的争论，一直沒有间断过。在这50周年之际，一场争论在所难免。

叶剑英其人

对此，邓小平有一段讲话：“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注：选自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这50多天，是文革时期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起点。影响了整个文革。

案例2：

凤凰网知青频道文章《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遮遮掩掩讲的事情，就是1967年发生在湖南的“道县大屠杀”事件。该文为什么遮遮掩掩？因为它妄图颠倒黑白，用这样的事情诽谤文革，诽谤毛主席（不这样，文章在凤凰网发表不了）。但是，只要您认真解读，就发现，文章实际上披露了文革中，“走资派”屠杀“造反派”的罪恶真相。1986年7月，章成到湖南道县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可以说是代表官方态度的资料。报告表明，“道县大屠杀”非常血腥，惨无人道。

但是，该文章有这么一段话耐人寻味：【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道县大屠杀基本情况：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其实，他们是以杀五类分子为名义屠杀造反派，与1966年8月北京郊县杀害“五类分子”不同，那次是以杀害五类分子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注：以上摘自互联网报导)。

如此严重案件，胡耀邦不让讲岀去，这位清算文革的英雄，不更证明报导所指：是走资派操控杀害的。这个案例，对照一下前面介绍的毛主席同刘少奇一段针锋相对的争论：“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走资派在道县杀害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一史实，还不足以教育那些岀身不好的后代们惊醒：是谁搞唯成份论？

案例3：

为搞清死人问题，不妨以青海问题作个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二.二三事件”后，“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西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虽然头上也有“老干部”、“开国功臣”两顶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倘若确如孙言诚文章所披露的那样的话，那这个赵永夫就是混进党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他，千方百计篡夺了青海军区的领导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被迫害的还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据孙文披露，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写道：赵永夫在指挥开枪屠杀群众后，还“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注：青海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张江霖（注：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这样下结论的：“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0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调查，亦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注：以上参见2010-12-03 10、毛泽东旗帜网、云鹤：“‘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文中介绍的事件经过，沒有见说有分歧，但对事件性质有两种观点，包括周总理同叶剑英两人对立观点，有异议者请查看全文)。

关于捏造的“三种人”、三次“严打运动”、1989年“6.4”天安门厂场和长安街大屠杀等，大凡40岁以上的人都亲历、亲见或亲闻，就不介绍了。

最后重复介绍一下毛主席去世后，叶剑英对赵永夫的处理情况：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注：参见2010-12-03 10、毛泽东旗帜网、云鹤：“‘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叶剑英给赵永夫“平反”，让人们对毛主席关于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和深化。

三. 毛主席、周总理有关讲话

在此，介绍两件事。

第一件事：

毛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留得人在，搞错了可以平反，人不像韭菜，韭菜割了能长出来，人的脑袋割了长不出来。从此，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运动，对犯政治路线错误的人的处理，都是这个原则；超出了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事。

1967年7月，毛主席说：“前一段时间报刊点名打倒成风。我就要王力限制报纸点名。我让他搞了个单子，列出已经被中央和各地报纸点名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可见，即便点名批判的，数量也不大。关于两派群众组织，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方面不仅有中央领导不少讲话、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专门给周总理亲笔写信，现抄录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可见，文革中死人的事，与毛主席无关，至今未见有任何人拿岀毛主席有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民的事例。因此，凡说毛主席在文革害死了人的，均属恶意诬陷，必须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件事：介绍几段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

“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

毛主席病重时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参见师东兵访华国锋谈话记录)。

注：毛主席这段讲话，说明毛主席认识一个人，同常人一样，有个认识过程，别人也有个暴露过程，这同认识任何事物一样，由表入里、由浅入深，最终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毛主席对叶剑英的认识，由表面的“大事不糊涂”，到最终上述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符合唯物论。

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说：“(1)、叶剑英派工作组，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2)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3)、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某某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个镇压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亊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4)、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冲军亊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注：叶剑英最后也绑架了江青同志等)，……；高干子女作坏亊，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毛主席，…；(5)、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8.18’给围起来，打死300多人，叶剑英还打电话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谎)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2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了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注：《赣江苍茫》一书说明，事实没有制止住，赵永夫还是介绍了经验)。

周总理接着说：“徐向前的问题更严重：(1)、…；(2)、他们镇压群众，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座几昼夜，要抓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去做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亊，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

关于保护老干部问题，周总理：“(1)、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注：北京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托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燒，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是谁保护了老干部？(2)、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不滿。也保过陈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实际上几个元帅两次接见、两次讲话后，群众要他们检讨，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事后，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周总理最后说：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参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著，2010年5月香港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第324至326页)。

四. 我的一点体会

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这话不全面。历史上有些人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的丑剧，可以说一再在重演。反党、反人民的人大肆宣扬“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栽赃陷害文革和毛主席以及造反派。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最终真相大白，宣布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的人，最终被剥掉了伪装，他就是把文革搅乱了的罪魁祸首。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终于真相大白。人民终将会审判这位共产党的叛徒、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充分的事实证明：文革的乱是走资派和反党分子操纵了“工作组”、“支左”的军管死保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武装镇压造反派而造成的。而且越“工作”、越“军管”越乱。这己是无可否定的历史事实。我本人对此有点发言权。文革期，在陶鲁笳(当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党委书记)和钱学森(当时任科要副主任、党委常委委员)两位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下，遵周总理指示：尽快把笫十、第十四研究院的问题解决了。这两大研究院(相当省、部级单位)，在文革期都是被科委那个走资派及其一手操纵的伪保队副总勤务站(注：国防科委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勤务站”，直到9.13事件后才垮台)，挑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死保走资派，而搞乱的在北京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并先后多次派驻“工作组”、“军管”，结果是越“工作”、越“军管”越乱。

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陶、钱把我派驻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在这前，在陶、钱直接领导下，被科委走资派及其伪保队副总勤务站一手搞乱而彻底瘫痪长达三年之久的科委情报所(局、所合一)，即本人所在的单位，仅三个月的时间解决了问题，全过程没批斗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没让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讨和交代材料。科委常委会决定让我在科委系统在京厂、所(相当厅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因此，我到第十研究院和弟十四研究院在三线的半导体研究所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找我反映问题。分别仅三个多月时间，而且同样都没有批斗任何一个干部或群众，没有让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讨或交代才料，而且干部和群众没有贴一张大字报。完全靠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矛盾，有些矛盾在当时是非常棘手的。但本人在这段时间内体重由120多市斤降为92市斤，毫不夸大地说，确实是革命加拼命苦干出来的。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见了我对我说：你们上报的材料(注：我在科委系统干部大会上代表所党组作的经验介绍)我看了，很好。直到后来走资派篡权后迫害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这个人不能整他，(毛)主席还有批示，谁整谁倒霉”；以及后来万里同志宣布的中央决定：(国防科委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是“天大的冤案”；邓小平命令科委：“快把人放人，否则很被动”。我才从张爱萍私造的监狱走了出来。这些，并不是说明我恽某有多高明，而是证明在陶、钱两位领导同志直接指导下干的工作，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得起任何检验。在文革期间，被走资派破坏成难以解决的三个“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都是在陶鲁笳同志亲自指导下，相信和依靠本单位广大干部和群众努力和支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以及文革期间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指示，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把一些当时很棘手的问题解决了。而至今，尤其是走资派篡权后，陶鲁笳同志和我本人都遭走资派栽赃、诬陷和残酷迫害(注：详情在我写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作了详细介绍)，而我们处理的任一案例，无一人提出非议和翻案的，相反当他们知道我们遭走资派迫害时，还分别派代表，甚至从千里外托人来当面向我表示问候，劝我们保重身体，以至得知走资派对我扣发薪金和粮票后，还表示愿资助我。对此，我们都对他们的问候表示深深感谢，我还表示走资派用经济手段迫害我，我对付得了，我养鹌鹑鸟不仅经济上能自救，还学到了一手自制自动化孵化设备，饲料配方及疾病控制等一套技术。凭这些亲历，证明了不管多棘手的“老大难”单位，只要工作组、军管不受走资派操纵，不受走资派挑动的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多棘手的问题就平稳地解决了。而如果工作组、军管组受走资派操纵，支一派，打击一派，就只能是越“工作”、越“军管”越乱。更有的“工作组”、“军管”不仅受走资派操纵，而且军管本身的领导就是走资派，他为了树自己而整别人，甚至为了算文革的帐、搞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那更是乱上添乱。例如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就是个典型例子。(详情参见《张爱萍在1975》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