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思辨

编者按：这是知名时评作家司马平邦的一篇近作。在这里，他谈了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个人理解。在他看来，如同计划经济可以既有计划手段也可以有市场手段一样，市场经济也可以并且应该既有市场手段也有计划手段。而且，他把这种市场经济中政府层面上的计划手段放在哲学的角度上来讨论。人们在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立场的影响。依据各种不同的立场所形成的不同 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自然或不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派”。我们不知道司马平邦属于什么“派”，也无意引领什么“派”的读者来接受他的观点，我们只是希望，读者在读司马平邦这篇文章时，能做到既坚持自己立场，又不失客观思维，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毕竟“兼听则明”、“三人行必有我师”。

对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思辨

司马平邦

市场，和市场经济，是明显不同的两个概念。

前者是一种经济手段，所以，它或者也该叫市场手段，而后者，市场经济，则是一种经济制度。

对这两种东西必须搞明白，即市场并不等于市场经济。

说到这两个概念，在于到底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正统是哪个的问题，以前，即1979年之前，严格地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是计划经济，后来，邓小平开始搞改革开放，之后经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渐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被固定下来－－但，这种固定至今仍有未尽明了之处，即很多时候，市场经济被完全等同于市场手段，即只有市场手段才是市场经济最正确的手段，其他的都是需要被改革掉的。

这个立论的另一个来源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制度，而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里，市场也占有绝对的地位，这也就造成市场经济就是市场手段的呆板认知。

习近平前几天跟一批社会科学精英们开会，要求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依据（我的理解），之前我们也常听到“三个自信”之类的说法，但说来说去都没有将中国当下不但实行许久，而且非常见成效的市场经济进行属于自己的定义，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其实是混合着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的一种经济制度，我以为，这种经济制度的“市场性”其实比纯粹的市场手段的“市场性”更要市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才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有效的，当然肯定也是最正牌的市场经济，而流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以纯粹的市场手段为原则的市场经济，无论是从经济模式上，还是从实际效用上，已经表现出更多的残缺和不足，美国从2008年以来爆发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它的所谓市场经济制度中，计划手段严重不足，不力。

为什么市场经济要包括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我觉得，这其实并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没有那么一点儿哲学思维能力还真的理解不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可以为此提供一些思维方式的支撑；但很可惜，尤其在今天，我们动不动就能从那些关系国家经济大势、大盘和大策略的人们的嘴里听到一些非常幼稚的话，比如一味单纯地鼓吹市场手段，把市场手段当成市场经济的惟一，把计划手段当成市场经济的对立面，在这样的低智思维之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就成为他们打击、排挤的对像，但，从实际的操盘上说，他们又不得不必须依赖之。

其实，从中国实行的，全地球最为成熟和高级的市场经济的含义，即，它既包含市场手段，也包含计划手段上看，我们现在也应该探索给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新的定义。

又其实，在马克思当年的定义里，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制度成熟和腐朽之后，在其上面建立起来，但马克思生前也没有料到，人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却起源于农奴时代的沙俄和半殖民地、并封建社会的中国，而没有等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腐朽之后，才在上面建立社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应该是人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幸运，因为它逃过了1990年代那一大波社会主义国家的倒闭潮，而依靠市场和计划协调发展的方式，高歌猛进地发展到现在，再这样发展下去10年或者20年，它必将PK掉人类社会上产生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又一种误区出来了，认为中国正在转向资本主义，而中国体制内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们更是乐不得地利用了这种说法，他们说，社会主义不行了，中国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了，把国有资产快分给我们吧，云云。

我决不认同。

我还是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它是混合了初级社会主义和高级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我也不认为它只是一种“特色”，因为从毛泽东《实践论》提供的视角看，只有中国这样历经了真正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斗争，获得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宗正脉，而我们不能完全以当年马克思、列宁，甚至是毛泽东所经历的和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绝对蓝本。

这里还是一个哲学问题，正如高级的市场经济一定是包含了市场和计划双重经济手段的。

而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被实践证明，一定是包含了资本主义和初级社会主义的双重政治制度，而且，马克思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就论述过，社会主义制度要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生产之上，这其实也正应验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在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之外，再进行以市场主手段，以资本为龙头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在初级社会主义之上，又用了三四十年时间，成功补上了一堂资本主义的课，但我们最终的终点一定还是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矛盾中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以其中一个方面的消失为结局，而是通过矛盾将整个矛盾体提升到更高一个层级，而未来仍然它是一个矛盾体，我想，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正是这种矛盾体，现在它体内的矛盾就是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的这个矛盾体才因之比那些体内矛盾斗争并激烈的矛盾体进步得更快。

其实，说到底是现在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共应该以怎样的思维，尤其是怎样的哲学思维总结概括自己所领导的这三四十年的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以资本主义为手段的改革开放，该如何自信地认定自己的实践正在引领着人类美好的未来，而不是如“特色”两个字所自然流露的，似乎中国只是世界是最偶然、幸运的一个国家、一群人。

中国应有胆量、有雄心壮志向全世界说，我们这几十年的发展才是最为“普世”的－－虽然本人非常讨厌“普世”这两个字，但无可回避的是，在当下全世界接近200个国家实行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中国的，无疑已被实践证明是最好的，或者说，哪怕是最不坏的。

理想都是虚幻的，中国的今天似乎既不合乎理想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合适理想的资本主义理论。

现实才是伟大的，中国的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着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真正的有价值观的社会哲学就应该产生于这些脚踏实地的实践之中。

（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