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称:“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对农民进行了剥夺,……使粮食产20年徘徊不前,还是1958-1961年全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这是杨对历史的恶意歪曲。中国集体化农业使世界七分之一的耕地满足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需求。而以小岗村单干为样板,已经导致百分之三十的口粮依靠进口,这潜伏着被国际霸权主义者封锁断粮的危机。 经过三年试点,中国政府财政部在2015年10月12日颁发正式文件,支持集体化农业。这对阴谋把农业搞成脆弱的小农经济的杨继绳,犹如当头棒喝。 杨某还说:“公有有制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中国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改革开放(私有化)……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增强了社会活力。”不错,近三十年来经济有不小发展,但其中有大量水分,而且消耗的人力、资源和环境代价奇高,不是私营者的暴利能补偿得了的。从北京到上海一路频发的雾霾是明显的灾害,超高的癌症发病率是暗藏的灾害。奸商和贪官卷逃海量财富才是最大的“发展”。 杨继绳所称“1958年冬到1962年春全面大饥荒造成三四千万人不正常死亡”,纯粹是恶意中伤,早已被学术界批驳得体无完肤。孙经先教授在2014年7月5-7日于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的专题会议上指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1982年户籍统计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四个重大矛盾: 第一:在1954—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产生了大批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这类人口约为1162万。 第二:1964年开展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报虚报的1162万人户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被注销。 第三: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这些人从市镇注销户籍,但没有及时在农村办户籍迁入手续。 第四: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孙教授强调:由于以上原因,1960—1964年期间户籍人口减少的2644万人,仅仅是统计数据的缺失,不是实际人口的减少。 他说:“杨继绳、曹树基、丁抒、金辉、王维志等人把上述户籍人口数字异常减少的2644万中的绝大多数解释成死亡,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以杨继绳先生的‘饿死3600万’为例,他的这一数字中大约有2000万属于这种情况。” 杨继绳在当面对质中语塞,但因受境外反华势力怂恿,昧着良心在各处继续散布谎言,超出了合理合法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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