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些统计数据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十章（节选）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农村政策中最有社会意义和在经济上的成功之处，也许是重新启动了在农村进行工业建设的计划。建立社办工业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宣布要实现的目标之一。1966年5月7日，毛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写道：“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10]这不是一个新目标。早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就曾建了许多小工厂，但是其中大多数在随后的经济危机中不是倒闭就是难以为继，因此发展农村工业的计划不得不中止。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了发展农村工业的政策。此后，农村工业作为毛时代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创新而蓬勃发展，为邓小平时代的乡镇企业全面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毛发展农村工业有双重目的：在社会效益上，它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中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在经济上，充分利用当地农村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使其不致浪费，从而为农村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作出贡献。

最初建立的农村工业主要为了直接支持农业生产，重点是发展生产和修理农机具、生产化肥及加工当地的农产品的小工厂。农村还建立了许多推广良种、普及农业知识的技术中心。到毛时代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化肥有一半产自地方农村工厂，全国迅速增加的农机产量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工厂制造的。此外，许多社办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钢材、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医药产品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商品。到1970年代中期，一个县拥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已不足为奇。^[11]

农村工业发展计划，是毛为实现农村地方经济自给自足、缩小城乡差别的宏伟战略中的一个部分（也许是最成功的部分）。到毛时代结束时，农村工业发展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农村中约有二千万农民成了农村工厂的全日制或季节性工人，减轻了农村长期存在的半失业问题；那些办得比较成功的工厂为农业发展和扩大农村工业的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工业为使人民公社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作出了贡献，一些比较先进的公社成为向周围农村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型科技中心。尽管农村工业的发展对消除城乡差别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城乡差别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前及其后没有变化，但总的来说，它正是按照毛在1961年提出的方针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还导致中国人生活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的重心从城巿转移到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在19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灾难后的紧缩政策下，农村中的28万个医疗诊所，有20万个被迫关闭，而城市里的医疗机构却翻了一番。^[13]1965年，毛批评说，医生只是为了“城里的利益”培养的，可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毛提出了一些激进的措施：

毛还提出，要把重点放到对疾病的预防上，放到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传染病”上，而不是放在他称为所谓科学宝塔尖上的“高、深、难”病症上。他的结论是：“城巿里的医生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14]

1969年后大体上就是实行这样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结束后，医学院恢复了办学，正式的学制也从六年减到三年，以培养适应这种直接需要的医生，课程也作了相应修改，解决毛说的“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71年，新推荐入学的包括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赤脚医生”，他们虽然缺乏正规教育，但具有实践知识和经验。整个国民医疗卫生系统都下放到了地方，城市医院和医学院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了诊所和培训机构，配备了相应的医生。城巿医疗中心和人民解放军（拥有自己的医学院和医疗系统）都派出大批流动医疗队奔赴农村，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要求在流动医疗队或公社医院定期轮换工作一段时间。1969年，培训赤脚医生的工作有组织地全面展开并且越来越系统化。到1970年代中期，有一百多万这样的医疗辅助人员（是1965年的四倍）活跃在农村医疗领域里，为农民提供卫生保健教育，提供计划生育的知识和用具，治疗常见病，护送疑难病人到公社或城市医院。虽然农村新的医疗卫生系统的经费，主要来自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但中央政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下放到农村的专业医生由国家发放工资，流动医疗队的费用也由国家承担。政府还为培训赤脚医生提供经费。总之，虽然农村的医疗条件和水平还比城巿低，但上述这些措施毕竟是一场从城市到农村的重要资源转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与医疗体制改革相似，使农村受益。在1966年以前，教育体制忽视农村的现象十分严重，城乡教育的不平等愈演愈烈。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巿地区，这不仅表现在大学和中学主要设在城巿，而且城巿小学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农村。入学考试、升学制度、严格的入学年龄限制以及必须缴纳学费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城市贫困家庭出身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农村青年了。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城市培养专业人才，为城市精英特权的永久化服务。这当然是有意为之。1960年代初期，农村学校和业余学校数量锐减，与此同时，城市为党政官员子女专设的预备学校却增加了。^[15]此外，整个教育体制代价高但效率低。大学为已经人满为患的政府机构和城市工业官僚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的专业毕业生，但却很少培养农村急需的技术人才。

1966年前，这种教育体制就受到强烈的批评。最严厉的批评来自毛泽东。1964年，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他提倡缩短学制，提倡新的教育体制要建立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取代与实际生活脱节的书本教育制度。他强调自己长期坚持的一个信念，即最佳和最有创造性的教育形式，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不惜把孔夫子变成一个周游列国的贫农，甚至是一个“群众路线”的先驱者：

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后，这场意义深远的教育改革才得以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时，学校都停了课，在复课后，学校基本上就按照毛的新教育政策进行改革。新政策最积极的特征是扩大和发展农村地区的教育。国家减少了对相对富裕的城市地区的教育投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贫困地区、主要是农村的教育。虽然强调各地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在决定如何及在哪里发展教育方面，国家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新教育政策优先发展初级教育，由于初级教育在城市已经普及，所以，目标是在偏远地区普及五年小学教育。在现在众口一词谴责的“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里，农村小学和初中入学人数迅速增长。小学生人数在十年里从1.16亿人增加到1.5亿人，初中（包括农村小学里附加的两年制初中班）人数从1500万人增加到5800万人。^[17]

在发展农村学校的同时，也曾试图解散国家教育官僚机构，下放学校管理权。文化大革命前，农村学校由县政府（国家官僚机构）有关教育部门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进行管理，新教育政策则要求把学校交由所在地管理。小学一般由生产大队管理，中学由公社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农民在对教师和教材的选择、推荐学生上中学或大学、根据当地的特殊需要改革课程设置等总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18]此外，学费、入学考试和对入学学生的年龄限制都取消了。许多大跃进期间的业余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得到恢复。中学和大学的入学标准与课程的改革，给农村青年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再经过考试，代之而起的是推荐制度，由生产单位根据政治标准和文化程度进行挑选和推荐，贫下中农、工人、士兵和基层干部优先。青年必须在工厂或农村进行数年的生产劳动锻炼后，才有资格被推荐成为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哪来哪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