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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中国学会”到国家主义的破产

2016-5-11 22:51| 发布者: 巷口的游击队员| 查看: 1098| 评论: 1|原作者: 旗帜中流网|来自: 红色参考

摘要: 辛亥革命后,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但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帝国主义乘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完成。怎样救国救民?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青年知识分子留学世界各国、寻遍学海书山,探索着各种观点、思想、主义。

【旗帜中流网编者按】俗话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辛亥革命后,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但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帝国主义乘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完成。怎样救国救民?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青年知识分子留学世界各国、寻遍学海书山,探索着各种观点、思想、主义。不同派别的青年知识分子,出于各自不同的经历、学养、历练,所持的主义有所不同,选择的阶级立场各异。但是在20世纪之初,为了共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积蓄变革社会的力量,他们又不得不组成暂时统一的思想文化团体、乃至政治斗争的统一战线。然而,随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开展,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所持主义不同、阶级立场各异的各派青年知识分子,又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

 

20世纪初的中国,中国青年党以“国家主义派”著称。国家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他们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却不管国家是哪个阶级的国家。当时的中国,主要任务之一是反帝自强,因此国家主义也打着“反帝”的旗帜,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二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伸张下层老百姓的利益,而国家主义则以“主张全民利益,建立全民国家”和“反对一党独裁”的口号,掩盖着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实际上,国家主义学说亦曾被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拿了去忽悠本国人民,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多赘述。

 

当今的左派队伍,也是一个思想文化的统一战线。在这中间,既有共同的大方向,又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主张、乃至主义。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今天,是否也有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国家主义思想存在呢?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私人名义发起了一次聚会,就是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身份,宴请在重庆的其他成员。尽管学会在20年前就已经分裂解散了,它的成员还是始终活跃在政治中心,以至于1940年代有一种说法:“当今的中国,已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1919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是“五四运动”;但最重要的历史标签,则是“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630日,由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7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7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学会会员广泛,包括早期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张闻天等;青年党左舜生、李璜等;科教文艺界的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等。

 

 

毛泽东青年时代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创造什么样的少年中国?用什么方法去创造?会员的意见是极不一致的。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主张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王光祈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则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919915日,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少年中国”主张,希望把学会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多次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学会指导思想,但不为大多数会员所认同。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曾经说:“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俄罗斯。”

 

“少年中国学会”是在知识分子谋求中国变革的背景下成立的。这个组织的成员中,有后来共产党的总书记、国民党的中执委,还有很重要的一批是中国青年党的骨干。在学会创始人中,青年党占多数,而且他们的纲领与共产党的正好完全相反,“反共”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青年党的骨干们在“少年中国学会”时,曾与共产党的会员从争论不休升级为大打出手,这也是这一组织迅速分裂的原因。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国青年党以国家主义派著称,他们反对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该党于1923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主要发起人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号称青年党的三巨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党依附于反动军阀孙传芳,因仇视国共合作,曾密谋刺杀蒋介石。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他们放弃“刺蒋”计划,支持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并策划刺杀苏联顾问鲍罗廷,但刺杀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初却是与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曾琦曾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为了拯救这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相互间曾经有过良好的个人友谊。在《少年中国》杂志和青年党有关史料中,屡屡可以看到曾琦、左舜生与张闻天、田汉的往来书信。但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却因为严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扬镳,最终走上迥然相异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见的境地。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人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而曾琦等青年党人则成为最早的反共先锋。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宣传影响下,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进而组建了党组织。在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看来,除了“走俄国的路”,中国别无选择。但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均是谬误、不合国情的。曾琦等对中共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尤为不放心,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应该在苏联的帮助下去反帝反封建,而曾琦等人却坚持认为苏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性质是一样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承诺归还沙俄时代所攫取的权利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的政党,而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是苏俄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并攻击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之走狗”、是引狼入室的“国贼”。

 

由于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双方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争斗。共产党人坚信“唯物史观”,青年党则提“物心并重”;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阶级革命”,他们则主张“全民革命”;共产党提出“阶级专政”,他们则提“全民政治”;共产党提出“工人无祖国”、“世界革命”,曾琦等则高唱“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后来,曾琦、李璜等组织中国青年党,以《醒狮》周报为舞台,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充当反苏反共先锋,向共产党发动猛烈的进攻。中共也不甘示弱,以《中国青年》为阵地,给予反击。双方口诛笔伐,曾琦后来甚至公然称:“有共产党即无爱国派,有爱国派即无共产党,所谓‘汉贼不两立’、‘邪正不相容’,事理昭然,无可为讳。”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矛盾已发展至你死我活的白热化境地。

 

1924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这对必欲除共产党而后快的曾琦等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他们认为,国共合作将使得共产党大为发展,届时中国将“大难将作”、“赤祸遍地”,甚至成为苏联的附属国亦未可知。于是他们不断地向国民党要人发出劝诫和警告,希望国民党赶紧放弃“联俄容共”政策、赶紧“清党”。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离粤北上,在上海停留,曾琦亲自前往拜谒劝告,但孙中山先生并不以为意。曾琦等于是转而与国民党右派密切往来,并与“西山会议派”约定“内外夹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五卅运动前后,广东革命形势不断高涨。19251月,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其间回师平定杨、刘叛乱。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彻底剿灭了陈炯明残余。次年3月,李宗仁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两广实现了统一。在这些过程中,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均以一个左派革命者的面目出现。蒋介石经常在黄埔军校训话,高喊“联苏联共”、“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言论。

 

1926年秋,北伐开始,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由粤入湘,势如破竹,几个月之间连克衡阳、株洲、长沙、武昌,直系军阀吴佩孚势力很快被击溃。是年底,主要战场转向江西,“五省联军”也不断挫败,军阀孙传芳自己则逃至南京,一时间变得摇摇欲坠。随着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孙传芳的颓势、为了阻碍北伐军和共产党的发展,青年党党魁曾琦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刺杀蒋介石。然而,正当“刺蒋”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时,曾琦却突然改变了计划。原来,自从北伐以来,蒋介石羽翼逐渐丰满,其反共真面目逐渐显露出来,曾琦从这些迹象发现了蒋介石的变化。在孙传芳必倒无疑的情况下,遂决定不再依附孙传芳反共,而是要“刺鲍联蒋”,与蒋联合,共同反共。曾琦这样分析道:“形势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孙传芳的政权已是难于保持,蒋介石必将打进南京。许多迹象表明,蒋介石打进南京后,可能和共产党走向分裂,他将运用军事力量反共。我们要刺蒋,是为了反共。现在联蒋将更有利于反共。联蒋反共比联孙反共的力量大得多。”因此,曾琦得出结论:现在的反共重心已不在“去蒋”,而是应该“联蒋”。

 

但即便如此,当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后,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周报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党人在各地的活动也被极力压制。这种结局,与青年党不愿被国民党合并而欲保持自己独立的政党地位有关,陈布雷曾游说青年党加入国民党。1927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是否要加入国民党,会议结论是:“宜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以便青年党发展成健全的在野党。

 

抗日期间,中国青年党曾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战场之外,青年党在舆论上继续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但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整体态度,已由反对转向了合作——在党魁曾琦看来,国民党握有国家政权,抗日既然不得不依靠国家政权,青年党也就不能不与国民党合作,不得不从反对者变为“诤友”。这种转变,可以1934年曾琦让左舜生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为标志。到1936年,两党的关系已相当融洽——史料记载,东北军中级军官中的青年党人,曾给曾琦写信,密告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在西安组成了倒蒋的“三位一体”联合阵线;曾琦得信后曾派李璜第一时间赶往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劝其万勿忽视,恐生肘腋之变”;西安事变后,曾琦及青年党又坚决地支持蒋介石,谴责杨虎城、张学良。

 

但解放战争期间,青年党进一步依附国民党反动政权,1949年随国民党去到台湾。

 

19461月,作为重庆谈判成果的“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38个代表名单,其中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民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19413月,民盟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时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故有民盟“三党三派”之称。19461月,民盟开会讨论政协名额问题,青年党三巨头之一的左舜生在会上直言不讳地声称青年党为“第三大党”,9个政协名额中必须要有5席。紧接着,青年党声称“民盟”已成为中共的传声筒,选择退出,单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协商结果是,民盟9个名额不动,青年党另设5名代表。

 

可以看出,青年党的力量不可小觑。青年党的主张是“国家主义”,实施全民政治、建设强大国家,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用革命的方式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果说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政治光谱的最左端的话,那么青年党就处在最右端。

 

中国青年党素以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而起的“第三大党”自居。193212月,中国青年党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现在的政党,虽已将近十数,然举其大者,则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共产党实鼎足而三。”从事实上来看,青年党党组织确实颇具规模,其组织遍布于欧、亚、美三洲及国内各省市。在欧洲,德、奥、比、瑞、荷、英等地均设立了支部,巴黎则是青年党最早的总部所在地。1925年,由于国内党务的普遍发展,总部迁至上海,巴黎另成立驻欧总支部。在美洲,青年党员谭敬之、林冠雄等数十人在纽约成立青年党驻美总支部,出版《侨声日报》。在香港也成立支部,出版《探海灯报》、《香港时报》。在国内,湖南、四川、湖北、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苏、天津、武汉等省市均建立了省(市)党部和基层党部。

 

由于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均来自四川、湖南、广东,故这几个省区的组织尤为发达。四川更是青年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四川青年党组织进行调查后,也不得不承认“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势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青年党有党、团、社三级组织,入党者须先入团,入团者须先入社。团、社组织也相当发达,比如“社”,就有国魂社、狮声社、惕社、自强社、华声社、光国社、起舞社、国光社、新民学社、浙江青年社、爱国青年社、国铎社、孤军社、独立青年社、华魂社、江声社等二三十个团体。

 

中国青年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党派,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在大革命中依附军阀、阻碍革命,抗战胜利后又和国民党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在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中,只有青年党和国社党参加“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后随国民党逃至台湾,成为“花瓶”政党。

 

表面上,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利益,实际上国家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甚至维护资本利益,尽管国家主义有时候以公正的面目出现,主张警惕和限制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垄断及其对统治者的威胁。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家主义又祭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往往容易混淆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实际上,国家历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以国家利益来混淆或取代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混淆或取代劳苦大众的利益,都是一种理论混乱。

 

 

1921531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后排右三为李大钊,右一为邓中夏

 

学会全体会员名单: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李大钊,雷宝菁,张尚龄,曾琦,魏嗣銮,赵曾俦,沈懋德,李璜,易家钺,李劼人,雷宝华,宗白华,左舜生,葛沣,黄日葵,袁同礼,罗益增,许德珩,陈宝锷,周炳琳,彭云生,李思纯,穆世清,周光煦,李珩,何鲁之,孙少荆,胡助,易赓甫,康白情,孟寿椿,徐彦之,刘正江,苏甲荣,雷国能,涂开舆,段子燮,陈登恪,赵子章,赵世炎,郑尚廉,黄仲苏,黄忏华,田汉,刘仁静,郑隆瑾,章志,沈君怡,杨德培,朱镜宙,邓中夏,张菘年,陈道衡,赵崇鼎,沈德济,蒋锡昌,阮真,杨贤江,王克仁,谢承训,方东美,王德熙,邰爽秋,恽代英,余家菊,梁空,张闻天,芮学曾,毛泽东,刘国钧,李贵诚,章一民,陈启天,恽震,王崇植,吴保丰,周佛海,张明纲,高君宇,陈政,汤腾汉,杨效春,张涤非,李初黎,杨钟健,沈昌,鄢公复,唐现之,朱自清,常道直,刘拓,卢作孚,金海观,曹守逸,郝坤巽,童启泰,康纪鸿,侯绍裘,杨亮工,须恺,黄公觉,刘云汉,倪文宙,洪奠基,舒新城,苏里乐,吴俊升,张鸿渐,胡鹤龄,任启珊,许应期,浦薛凤,朱公谦,叶瑛,古柏良,程中行,王潜恒,汤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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