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哈瓦那，希望你能坚持住 ——古巴共产党“七大”一窥 五叶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近，古巴共产党中央官方刊物《格拉玛（Granma）》报上，一篇名为《古巴团结于五一（Cuba united
on May Day）》[①]的文章表示，古巴工会运动及其下属单位将在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古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但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中间再次引发了不少争论，同时也吸引了其他立场的个人或组织的眼球。紧接着奥巴马访问古巴，古巴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根据《格拉玛》报的“七大”系列文章[②]，作为大会的结果，古巴共产党选举出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第一、第二书记。并在网上公布了新的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名单。 在选举新中央委员会的投票结束后，选举委员会主席Emilia
Neuri宣布了结果，并报告说总共有991名代表参与了本次选举，100%的选票有效。候选人们获得了超过99.6%的选票，因而都获选进入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共有142名成员，其中44.37%为女性，35.92%属于黑人或混血人种。 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17位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5名女性，5名黑人或混血人种，2名为群众组织领导，5名成员担任国务院副主席职务，3名成员担任部长委员会副主席，4名任部长，2名任副部长，4名任将军（包括第一书记），还增加了5位新成员； 劳尔·卡斯特罗再次获选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暨国务委员会及部长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陆军将军）。报道中提到，作为新的中央委员成员之一的Susely
Morfa González解释她提议再次选举劳尔作为第一书记的原因：她认为“能够由自己来提出这样一个毫无争议的决定是一项荣誉，这证明了年轻一代对革命领袖的信任”，并且还要加上“劳尔总是谈起菲尔德”，但是也保持着自己“清晰而坚定的思考，对改变有着灵活开放的态度”。 同时，José Ramón Machado Ventura继续获选担任第二书记。 1、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急流稳进 首先，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果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人事变动，而其中最受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8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的连任，这既让人感到意外，又在意料之中。 但是，在大会报告中，劳尔代表中央委员会建议在担任党的领导职位的条件中加上年龄的限制。他建议把60岁设为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最高年龄，而70岁为担任党内领导职位的最高年龄，并且领导职位的任期不超过连续的两个五年。同时他建议这些限定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政府领导和群众组织领导。并透露自己将在2018年卸任自己的国务委员会及部长委员会主席职务，并把担子交给由选举产生的继任者。 劳尔在报告中提到，自己曾在“六大”中提出过党需要逐渐建立有能力、能担当的干部储备，同时又要防止操之过急以免发生“意外”。他提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下一个五年是一段关键时期，因而这一个五年是一段需要避免草率行事的过渡时期。必须现在就采取过渡准备，以便在下次大会时能够顺利总结。此举并不是要“摆脱某些人而用比他们年轻十岁的人来替代”，而是要确保领导层的更迭自然而平稳。劳尔表示，不要认为不担任国家级领导就无事可做，不要忘记苏联晚期三位第一书记过世的教训。这是暗示说高龄领导的突然过世会引起国家的动荡，因而这个建议旨在避免“关键时期”不出现“意外”，希望一些老干部不要误解。 也许，事情的发展会像 根据《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 同时，《邮报》认为中央委员的构成代表了一个扩大了的领导集体，其成员很典型地都掌握着各个国家机关的重要岗位。因而这些机关带来的相对的官僚影响能够从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构成中被看出。因为，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中，增长最大的部分就是在经济和科学领域任职的政府官员，其比例从2011年的19.8%上升到了23.2%。《邮报》认为这些人更具有技术性思维，更可能支持经济改革。而党机关代表所占的比例仅有微小变化，从2011年的31.0%上升到了32.4%。并提到，或许劳尔让“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党机关的建筑师”Machado继任第二书记，意在维持领导层的团结，使得党在涉足“险水”时能够更加稳定。 与很多认为古巴政权由军人掌握的“权威人士”的看法相反的是，武装力量和警察是这次中央委员“换血”中最大的输家。其代表的比例从2011年的13.8%下降到了9.2%。实际上，长期看来，军方及安全部门的官员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例自1965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同时，除了菲尔德·卡斯特罗之外，劳尔的儿子亚力汉德罗及女儿玛丽拉也都没有进入中央。这无疑让那些反对美国对古巴开放，认为亚历汉德罗将接替其父，最终构成——加勒比朝鲜——“卡斯特罗王朝”的人感到失望。 最后，《邮报》总结道：古共新的中央委员会折射出了其第一书记的侧重和行事风格。党本身还是保持着领导地位，但是为了面对前方复杂的经济任务，中央委员会具有了更多的技术性倾向。它吸收了一大批年轻成员，同时保留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成员核心，来使党领导层的代际更替更加平稳。其中妇女和非裔古巴人代表数量的增加，反映了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中的重要角色，使得党和这些关键的支持者联系起来。总而言之，新的领导层代表了这个党更新了自己以适应未来，同时又没有抛弃过去。 2、关于“广泛讨论”的风波——真假民主的迷思 《格拉玛》报于当地时间 澳洲左翼团体LINKS网站上近日发布了关于古共“七大”的一个专题[⑥]。在这一系列文章的编者案中，Marce Cameron写道：“相对于前六次全国大会，无论是古巴共产党六十万广大党员，还是更广大的古巴社会，（这一次）都没有得到对关键性的纲领性和战略性文件的内容（在大会之前）进行协商的机会，这些文件可想而知即将在千人全国大会上得到认可，而这一千名全国代表是由党的基层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此外，只有这些代表自己，外加上国民大会议员以及约3500名顾问，比如古共高层干部和专家学者，被允许得到这些文件的草稿，但这些文件却从未在大会之前被公之于众。 先抛开以往的例子不说，相关古共活动家曾指出，此前古共中央委员会曾经暗示过将要对大会文件进行党内和社会两个层次的协商，（因而）在党员中间引起了对这种讨论的期盼。直到 在其中一篇文章《劳尔·卡斯特罗的大会报告》中，原文作者通过分析劳尔的报告原文，指出了其中存在的矛盾。文中指出，在大会上劳尔没有提到古共领导层之前对于“广泛协商”的承诺，也没有提到源于党基层的不满之声。对此，劳尔的解释是：考虑到“六大”的纲领只被实施了21%，这次全国大会是五年前“六大”确定的关于革新经济和社会模式的路线的肯定和延续，才因而没有沿用过去的程序（即在会前进行广泛讨论）。但是这一解释并没有提到进行这种讨论或协商的时机上存在的问题，而时机是很关键的：是在大会之前讨论还是大会之后进行讨论？ 原文作者提出疑问：劳尔的报告中存在一个逻辑上的不一致：如果实际上不需要讨论，那么为什么还要在“七大”后组织讨论？如果实际上需要讨论，那么不是在“七大”之前进行讨论更好吗？ 实际上劳尔却表示这种广泛协商实际上是需要的。 劳尔表示，这些文件草案的起草是集体工作的结果，由大学教授、学者，经济和社会科学学者，以及党和政府代表共同完成。古共将第一次在全国党代会上提出有关于古巴社会经济模式概念化的文件，它阐述了“我们”将在以后的过程中不断建设和完善的社会和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和核心特征。提案的最终版经过去年十二月中央委员两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基于900条意见才确定。在过去的五年中，总共讨论研究了八个版本，等等……总而言之，这些文件草案虽然没有在大会之前进行广泛、公开的协商，但是其起草是经过细致、专业、开明、谨慎的论证的，绝不是草率的一意孤行。 随后劳尔表示，由于这些文件草案实际上还不完善，还不能被认为是完成品，也不能被看作意识形态的“棱镜”，所以需要在随后的讨论和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因此他提议在全国代表大会评估两个文件（“概念化”和国家发展计划的基础）之后，将其提交给党和共青团成员、群众组织代表，以及广大古巴社会的各部分进行民主讨论。 因此，劳尔请求大会赋予中央委员会根据广泛协商的结果来修改纲领的相关部分，以及最终决定文件定稿的权力。 根据LINKS的文章，劳尔曾为协商时机的调整做出过解释：一是本来期望发展计划的稿件能够如期完成的，但是由于“巨大的技术复杂性”，文件完整稿没能够如期在“七大”之前完成，因而大会讨论的只能是该文件的基础部分；二是文件稿件的最后一版是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期间才由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的，到讨论结束之时，由于“七大”将近，已经没有时间预先进行广泛讨论了；三是奥巴马的访古使得中央委员会作出一些了新的考虑。 随后原文作者提出，中央委员会本可以推迟大会，以允许会前的广泛的协商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很显然它决定反其道而行”。在LINKS的系列文章中还刊载了古巴共产党员Francisco Rodríguez Cruz要求延期“七大”的给劳尔的公开信，以及对《格拉玛》报回应基层党员不满的社论的评论，可供参考。 3、坚持一党制——防止分裂 《格拉玛》报 政党制度问题是资产阶级攻击古巴共产党“独裁”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广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很关心的一点。在本次大会的报告中，劳尔提到了古巴一党制的问题。他表示，“我们为古巴只有一个党感到骄傲，这象征和保障了古巴的团结，它是我们赖以建设革命成果和抵御各种威胁和侵犯的主要战略手段。因此，全世界都有人以此攻击我们，要求我们，期望通过以神圣的资产阶级民主之名，把我们分裂成几个党来削弱我们，这绝不是巧合。”“如果某一天他们成功地分裂了我们，那将会是我们祖国末日的开端，将会是革命、社会主义，以及1868年以来几代古巴人的牺牲和抗争铸就的民族独立的末日。” 接着，劳尔以一段幽默的轶事来比喻古巴的政党制度，其大意是，古巴的政党制度和美国的政党制度是一样的，美国两党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古巴要是有两党，那么一个会由菲尔德领导，另一个会由自己领导。所以实际上都是只有一个领导。 玩笑归玩笑，劳尔澄清说，古巴原有三个政治组织：“ 劳尔强调，美国及其附庸意识到50年的封锁没有能够孤立古巴，因而将采取更加难以抵抗的方式来影响古巴。因此古巴人民必须十分明确，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分裂古巴的企图得逞。他提出，一党制意在促进党组织及其与基层工人和群众的联系之中广泛而坦诚的意见交换。党有义务不断加强完善民主，因为这是克服阳奉阴违、形式主义和装模作样的关键所在。党有义务不断促进和保障群众对社会基础决策参与程度的增加。“我们”不怕不同意见或分歧，因为革命者之间只有对分歧进行坦率而真诚的讨论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4、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序曲？ 除了以上几点，最令人关注的可以说是 “七大”将对于古巴进行中的经济改革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全世界的左翼都怀疑古巴的改革是否预示着其社会主义的终结，而右翼从未停止谴责古巴不够“自由”。关注古巴的朋友会知道，早在“七大”之前，在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禁运封锁和其他形式的攻击之下，古巴国内的经济发展就已经产生了畸形，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是：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古巴，大部分食品需求却需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古巴经济改革削减了国家雇佣的岗位数量，同时向下岗工人开放了个体经营小型农业、商业和旅游业的权利。由于有前车之鉴，一些热心的左翼朋友早早就对古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发出了警告。 在“七大”的报告中，劳尔表示，尽管“六大”制定的指导方针在数字上仅实施了21%，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实际的工作进展。在评估改革速度时，不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即古巴绝不会允许“休克疗法”。“绝不抛弃任何一个人”的方针符合古巴共产党的原则，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模式“更新”的速度，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封锁的影响也不容否认。但是，古巴绝不会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会鼓励国有资产和社会服务的私有化。尽管目前身陷经济困境，改革中的古巴仍然保留了，并且仍在不断完善人民享有的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治安等方面。以婴儿死亡率为例，古巴每千婴儿4.2的夭折率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最发达国家能够媲美。 劳尔在报告中举例了古巴目前面对的各种困难，比如古巴双重货币系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将会尽快解决它，以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人民生活水平仍受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的限制，工资没有普遍增长，生活必需品仍然缺乏。农业仍然遭受着生产形式单一的困难，“每年国家必须花费大约20亿美元在食品进口上，其中一半我们是可以在国内生产甚至出口剩余的。”还强调了本国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落后，以及外国投资对古巴发展的必要性。以及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及其自治，国家机关与企业的角色将逐步分离，将淡化国家机关的作用，让更有才能的人来领导企业，等等…… 其中有一段话很有参考价值，劳尔表示：“引入供求规律并不违背计划经济的原则。两种概念是能够共处，并且是能够为了国家利益而互相完善的，就像中国‘改革’和越南‘革新’的成功所证明的那样。我们使用‘更新’一词来描述我们的改革，因为我们并不改变革命的基本目标。” 报告还提到，国家雇佣岗位从2010年的81.2%下降到了2015年的70.8%。超过五十万的古巴人注册成为个体户，“他们提供了服务，以及生产力急需的产品。”以及旅游业的大大发展，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正如我们立志在国有生产及服务部门争取更高的效率和质量那样，我们也支持非国有管理形式的成功，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在严格遵守现行规范的前提之下。”在中央报告的另一部分，劳尔还提到：“合作、个体，以及中、小、超小型私营企业本质上并不是反社会主义或反革命的，在其中工作着的绝大多数是革命者和爱国者，他们捍卫革命的原则，并且享受革命的成果。” 《薄荷出版社新闻（Mint Press News》网站上一篇文章，《尽管关系解冻了，古巴人民仍然在抵抗企图颠覆古巴的美国政策》[⑧]，提到了古巴国内民间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抵抗，据说民间有很多作家或学者作为“文字战士”不受美式意识形态影响，笔为投枪地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进行反抗。作者说：“很显然古巴共产党从上到下都是一道反对美国意识形态/政治进攻的壁垒。”同时，作者的假设性结论是，以奥巴马访古为代表的“关系解冻”，既给了古巴人反抗文化侵略的机会，又让美国有机会侵入。不过，他认为，这次古巴人反抗美国意识形态的运动的深度和广度，是他从九十年代开始研究古巴政治体制以来之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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