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对比与历史的检验

袁正平

去年和今年，有着很多具有特殊意义的和特殊事件的纪念日，例如：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50周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逝世40周年等等。当今绝大多数国人可能认为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与过去和现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才会感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道路还非常曲折多变，布满着荆棘，蕴含着风险。

带着对历史的沉思，我近期翻阅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另一本是基辛格的《论中国》。便有了以下一些体会。

一、    基辛格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评价到：“毛泽东、邓小平都彻底改变了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毛泽东主席，把一个军阀混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四分五裂的、任人欺凌宰割的、民不聊生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富悬殊差异、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的、敌国不敢欺、帝国主义不敢辱的强盛国家。把一穷二白、遍地残垣断壁、牛鬼蛇神横行的旧中国改造成一个没有黄赌毒黑的、贪腐丛生的、凤凰欲生的、没有内债外债的、人人有信仰、社会和谐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中国。

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不是吹得，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哪个人树的，而是中国、全世界亿万劳动人民乃至包括和他较量过的敌人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感触。

邓小平掌权后，刮起了一阵阵的翻案妖风，导致如今社会的两级分化，财富向资本集中，向极少数人集中；吏治腐败，官商一体化，处处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导致国企纷纷倒闭，生产严重过剩，需求不足，资本主义泛滥；导致劳动者日益贫困化，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成为压在人民身上新的三座大山；导致西化渗入、信仰缺失、历史一片虚无，是非颠倒，以假乱真，处处坑蒙拐骗，道德崩溃。导致官民对立，治安恶化，笑贫不笑淫。导致国家主权被侵，资源遭劫。

基辛格自1971 年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后，几十年来到过中国百余次，对中国还算友好和尊重，评价也算客观，是世界公认的的一流的“中国通”。他经过长期的观察，竟然会得出“毛泽东、邓小平都彻底改变了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这样一个结论，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邓小平和八十年代后的邓小平的比较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对此，中苏开展了大论战，1964年以来，连续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9篇文章（简称九评），批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在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苏共的“老子党”和“指挥棒”，另一个是意识形态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中，邓小平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统军人物，从组织“秀才们”在钓鱼台起草“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率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毛泽东一直对邓小平非常倚重，多次赞赏他。

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第一个反思中苏论战，并采取切实措施“拨乱反正”的也是邓小平。他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就主动做了自我批评：“大论战我们发表了9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从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和现实来看，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原则立场以及革命理论都是正确的。但从邓小平所说的话和他推行的路线政策看是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毛泽东思想，背板了革命。邓小平从“反修斗士”变成了“反毛勇士”；从“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彻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到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疯狂推行修正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所以，邓小平在毛主席逝世前夕，疯狂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借着悼念周总理的机会制造反毛主席的“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借着华、叶政变再次复出后，疯狂镇压文革中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奉行“枪指挥党”的反动命理，接连在他家里开小会，决定拿掉两位中央总书记。才会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大搞无情打击，乃至肉体上的消灭。邓小平甚至在1980年4月，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处级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原因就是销毁邓小平作为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当时还派了王震去云南现场观看。1988年8月6日，胡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在著名的“六四”事件中，在1989年5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调动军队进行戒严。邓小平以反官倒为名，实际是疯狂镇压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学生运动。5月18日，杨尚昆召集中央军委会议，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迟浩田、赵南起等军委成员出席。会议决定由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戒严的主要任务。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刘华清、迟浩田、周依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决定：从北京、沈阳、济南、广州、南京五大军区调动了10个集团军的兵力进军北京城，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对“六四”事件的参与者进行血腥镇压。这其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呢？据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谭云鹤确切的统计，整个“六四”事件中共计死了727人（学生和群众713人，部队14人），每一具尸体都经他检验过的。

三、毛泽东主权观和邓小平主权观的比较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评价到：毛泽东“彻底”破坏了“旧世界”， 从而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积贫积弱，备受欺压的屈辱历史，建立了“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要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

基辛格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再次走向统一，共产党执掌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论其结构，他是一个政体；论其实质，它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论其战略地位，它与十余个国家接壤，边界绵延，但又缺乏足够手段同时对付所有潜在的威胁。但毛泽东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尊严的坚定立场，无所畏惧，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并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

当中国初登世界舞台的时候，美国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内战中，美国选择支持了蒋介石。美国抢在共产党军队的前面，把国民党800万军队运送到中国北方重要战略城市。然而，毛泽东的最后胜利，证明了美国对华战略失败，华盛顿痛心疾首，随即展开了一场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大辩论。

基辛格继续评论道：在朝鲜半岛，美国和联合国要“一武力统一全朝鲜。”是完全打错的算盘。他们原来认定“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断定“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结果吃了大亏。基辛格感叹：“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和一支在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不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确为常人说不及。”

在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及其纠集的16个“联合国军”交手。竟奇迹般地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美军和“联合国军”，从接近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逼得美帝国主义第一次在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势下签订停战协议，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战争失败的苦果。除了毛泽东，谁敢？

所谓“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即珍宝岛之战，则是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交手。毛泽东让苏联部队“遭到重大伤亡”，赢得干净利落。不是毛泽东，谁能？

所谓“在喜马拉雅山人烟稀少的山区”，就是中印边界之战。那次中国的自卫反击，只持续了四天，人民解放军那是“脚踏云雾头顶天，赛过世上活神仙，”“直捣中国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脚”，印军望风而逃。令国际军事家十分诧异的是，毛泽东竟“立即收兵，返回了离边界甚远的起兵之处，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除了毛泽东，谁会？

最后，基辛格评价道：“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战略思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支持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使新中国经受战火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天下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卫国家它不惜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他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反观邓小平的主权观：他一味地强调“韬光养晦”，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味地对中国耀武扬威，甚至悍然炸毁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他把与美国、日本、欧洲列强搞好关系放在头等位置，不惜花费大量人民的血汗钱购买美国的债券、帮助欧盟某些国家摆脱经济危机；他以市场规律为借口，对不发达国家，尤其是过去支持中国的第三世界的朋友缺少援助，疏远了和这些朋友的关系，甚至不惜牺牲小国利益而维护大国的关系。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和策略。在这个伟大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外交战线捷报频传，最后在世界上占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朋友的支持下，驱逐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出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南海周边一些国家不断侵占我岛礁，蚕食我领土，掠夺我资源，我们在很长时间也保持沉默，无所作为；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侵占伊拉克，实施强权，中国不敢理直气壮地加以谴责，任其为所欲为。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相互勾结，频频派军舰、军机对我进行侦查、骚扰，频频举办军事演习，我们也不能示强，予以坚决抵制。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频频派出当时最先进的U2高空侦查机进入我国境内，但被我空军导弹部队接连打下了几架，大长了我国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总而言之，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是邓小平的本质。面对美国这样的世界恶霸，邓之流却忍气吞声，软弱无能，甚至还在称兄道弟，扮演“夫妻关系”，沉迷于“合作共赢”，大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对此无不义愤填膺！

四、毛泽东的贡献与邓小平的罪行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创建了新中国。又经过28年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超过了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兴旺时期。使全中国各族人民杨眉吐气，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例如：

在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享有大鸣、大方、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人民政府清正廉洁，民族团结。完成了对工业、农业和商业等领域的社会主义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新中国政治威望空前提高。

在军事上，毛泽东敢于和善于同美、苏两霸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一连串军事斗争的辉煌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我们成功地进行了16次核试验，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导弹，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核武器打过和航天大国。我们用的时间比他们要短得多。

在经济建设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仅仅用了28年就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化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相比好不逊色。毛泽东时代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促使中国现代工业改造，取得了就打成就。”

在文化、教育、卫生和科学技术上，毛泽东时代实行了全部免费的教育，人民群众成为红色文化的主体，许多恶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性病、血吸虫病、疟疾等被基本消灭。中国人的热播夫君寿命，从1949年前的35岁提高到1970年是的65岁，这是一个奇迹。在铁路、公路、桥梁、航空、通讯等领域都成绩巨大。我们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胰岛素、独立研制成功了世界上最大的发电机组、50万伏输变电设备等。到1979年，我国研制的计算机型号已有200多种了。

在外交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公开积极支持和帮助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这就使我们赢得了第三世界110多个国家的友谊和支持，并和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突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中通尼克松也心甘情愿地到北京拜访毛泽东。

在社会风气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清正廉洁的政府。社会风气良好，助人为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根本不知防盗门、防盗窗为何物。几乎完全消除了妓女、毒品、偷盗、黑势力和贪官。犯罪率很低。1965年全国被起诉的案件只有6万起。而在毛泽东逝世30多年之后，每年犯罪者超过了100万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为中国革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而且为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牺牲了七个亲人。如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潭、堂妹毛泽健、长子毛岸英、二子毛岸青被国民党打成残废、三子毛岸龙四岁时就死无音讯。江青同志生的女儿李纳也被走资派整得死去活来。可见，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而走资派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及其同伙以改革开放为幌子，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邓小平首先是个政治骗子，他向毛主席交检讨书，承认自己思想没有改造好，犯了走姿派的严重错误，保证要改造思想，永不翻案。可是，毛泽东刚逝世，他就操纵死党通过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

邓小平一伙篡权30多年以来，使中国的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把工人农民从国家的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重新收压迫和剥削；他们使人大和政协变成了混进大批资本家和官僚买办的机构，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否定了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引入大批不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用全民党否定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用所谓执政党取代了革命党。政府极其腐败。

邓小平一伙篡权30多年以来，在经济上把公有制为主改成了私有制为主，公有制经济目前只占25%以下，农业集体化也早已名存实亡。中国的聘夫差距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大，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全国90%以上的江河湖泊被严重污染，酸雨面积载30%以上，五分之二的水系已成劣质水，有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的水。有三分之二的草原沙漠化，粮食安全也有很大问题。

在外交政策上，邓小平一伙一方面向帝国主义靠拢，拜帝国主义为师，经济上学习资本主义甚至半殖民主义的发展模式，以利国内资产阶级的快速生长；政治上“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不与帝国主义发生磨檫和战争，为国内资产阶级的发展争取所谓的“战略机遇期”，苟且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甚至为了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以战争教训自己的“同志家兄弟”的国家，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据西北政法大学《西政在线》披露，邓小平曾在1992年6月某日上午十点，在石景山后街邓家小院召集曾庆红、江泽民、胡锦涛和王瑞林长谈，交待了他对党国大事和其家事的嘱托。这份“政治遗嘱”，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他崇美眉美、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真面目。他说：“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打过就是美国了。（按：这是胡扯。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组织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支持蒋介石占领台湾，支持日本占我钓鱼岛）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按：这是用中国人的钱为美国培养为他效忠的奴才），八年抗战，美国的帮助比苏联多得多。……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按：要放弃原则，党孙子，背弃国际义务），……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思想不变（按：美国宪法会让人民当家作主吗？放屁！），但名字是否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这个谈话活脱脱地展现了邓小平这个民族败类的反动嘴脸。他将中国近现代以来牺牲了几千万人而建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毁于一旦，使人民重新沦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悲惨境地。

再看邓小平是如何对自己的子女、亲属进行封官许愿的：邓楠为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省部级），邓朴方为全国残联主席（省部级），邓质方为外经部第一副部长（驻美国），邓榕为解放军报副主编（付军级），卓大鹏（内侄）为外联部副部长，李兵（内侄女）为总政办主任，张文（女儿）为南空办主任。可见，邓小平是世界上的法西斯与希特勒，是以权谋私的狂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矮脚虎。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一定会受到历史法庭的严惩。

上述对这两种不同发展结局的比较和思考，不仅是对中国“成功”的反证，更是对当前道路上可能还隐藏着发展陷阱和凶险的警示。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足够深刻的、真正的教训，历史悲剧就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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