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同志追悼会侧记

革命前辈戚本禹同志追悼会侧记

——风雨激荡五十年 生死英雄戚本禹

2016年4月24日（周日）上午9:30，戚本禹同志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二层银河厅召开。

（戚本禹同志2016年2月24日在深圳港大医院静观癌症诊断书）

虽然有关部门曾事先发布通知禁止除亲友以外其他人参加戚本禹同志的追悼会，并对某些试图参加追悼会的同志进行“重点关照”，但除了戚本禹同志的亲友外，仍然有全国各地的左翼同志代表与慕名而来的群众约三百人参与了追悼会，其中包括山西毛学会、秋石客，并有不少未曾到场的知名左派学者赠送了花圈。

整个活动形式庄重肃穆，先由戚本禹同志女儿朗读悼词与介绍戚本禹同志的前半生生平，之后集体向戚本禹同志三鞠躬并瞻仰遗体告别，向家属表示慰问。

《红色参考》杂志编辑部与红色中国网友也派同志专程前往追悼会与敬献花圈，向戚本禹同志表示哀思也向家属致以慰问。 

随附《红色参考》微信号所发布有《红色参考》杂志社执行主编陈洪涛同志所写的悼念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风雨激荡五十年 生死英雄戚本禹”。

生亦文，死亦文，

禹心本有后继；

成也史，败也史，

同志何须悲戚！

2016年4月20日上午，《红色参考》从不同渠道得知文革老人戚本禹同志于当日清晨7时58分因病在上海逝世，即与戚老家人取得联系，向这位革命前辈、前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成员致以敬意，表达哀思，并对戚老家人表示慰问。

戚本禹同志，山东威海人，1931年生于上海，早在1947年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时期就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前往北京的劳动大学（中央团校前身）进修，由于表现优异，1950年19岁时即被选入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的编校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曾担任过毛主席与江青同志的政治秘书。

1958年整风期间，戚本禹同志与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其他七位青年同志因向组织反应问题，遭到时任中办领导杨尚昆等人欲借反右之机打击报复，后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得以平反。被毛主席称之为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文革前，戚本禹同志即积极参与理论斗争工作，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评李秀成自述》，震动史学界，毛主席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1965年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评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因为无形中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南北呼应，从而被毛主席称为“南姚北戚”。“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文革初期戚本禹（右）和姚文元在群众集会中

1966年在毛主席主持下，戚本禹同志参与起草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1966年在《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967年在《红旗》杂志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曾得到毛主席亲自修改、周总理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毛主席、周总理与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在一起

1967年“七二零”事件后，由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受王力、关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左倾事件的影响，在王、关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五个月后，1968年1月14日亦被隔离审查，这就是文革初期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王、关、戚事件”。文革结束后，于1980年7月14日被作为江青等文革派的骨干和追随者而遭到逮捕；1983年11月2日被邓小平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成为“王、关、戚”中唯一受到刑事处罚的人（王力因投靠邓小平、关锋因在狱中精神失常而免于起诉）。自1968年被隔离之日算起，“没有少坐一天牢”（戚本禹自言），于1986年刑满出狱，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任图书管理员。

戚本禹同志在出狱后的三十年来，作为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基本权利一直受到非正常限制，不能使用本人真名对外联系和发表作品，就连身份证上也只能使用化名“戚文”，但他仍然积极关注国内外社会局势，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与妖魔化中国革命史的言行，对共产主义前途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充满信心。

出狱后的戚本禹曾于1990年重登天安门

他始终坚持文革立场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思想，坚信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对追随毛主席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信仰至死无悔。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际，曾发表《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的回忆文章（《红色参考》2013年第12期刊发），公开表达了只有毛主席才是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深邃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最近几十年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主席确实是高瞻远瞩”的观点。

戚本禹同志也是《红色参考》的读者，从《红色参考》创刊以来一直关心我们的发展和青年红色网友的成长，既积极鼓励、献计献策又坦诚地提出批评意见，使我们受益匪浅。尤其是在2014年5月19日和2015年数次与《红色参考》工作人员的长谈中，对未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正在成熟起来的中青年左翼一代寄予了厚望。

戚本禹同志从2011年以来在友人支持帮助下一直抓紧写作回忆录，力图从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角度还原真相，给后人以交待。去年7月，书稿中有关江青同志的部分内容传至左翼内部，多家左翼媒体以《回忆江青同志》为题转载，其中大量珍贵史料均系首次披露，澄清了一直以来某些人对江青同志别有用心的污蔑中伤及诸多误传，以翔实的证据使我们知道了江青对周总理的尊重和周总理对江青的爱护、“两人亲如兄妹”等等客观事实，尤其是对我们了解文革高层政治活动和掺杂其中的微妙的人事纷争，研究文革派与走资派的复杂斗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戚老著史认真负责，在《红色参考》因转载此文而向他征询意见时，坦言书稿尚未经自己完全审定，为避免回忆疏漏错讹，一切均应以最终定稿为准，显示了他一贯坚持的“无论观点怎样，总应该实事求是”的态度。

2011年在上海

2015年底，戚老赴深圳再做书稿修改审定工作。2016年2月因胃痛和短期内体重骤降三十多斤而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扩散至肝脏、胰腺，余下的时间仅可以天来计算。但他从容面对生死，看到诊断书时非常冷静，自己决定放弃手术，只做保守治疗以加紧回忆录的最终审定出版工作。3月7日他病情迅速恶化，回到上海接受最后治疗，在病床上终于坚持完成了全书的修改审定。4月20日清晨，在听到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已将上下两卷、六十余万字的《戚本禹回忆录》付印的消息后一个多小时，7点58分，这位85岁的文革老人安然离世。——他终于跑过了死神，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无可替代的精神遗产。

戚老有二子一女，临终时亲人均陪伴身旁。

2016年2月24日在港大深圳医院确诊胃癌晚期后，戚老自己看诊断书，神态冷静安详

2016年3月2日深圳医院，蒯大富夫妇探望戚本禹

在文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戚本禹同志的逝世无疑是中国左派运动的一个重大损失，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参与其中的戚本禹等同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左派运动的重要财富，值得今天的社会主义重建者珍视和继承。

生亦文，死亦文，禹心本有后继；

成也史，败也史，同志何须悲戚！

——这是《红色参考》送别戚本禹同志的挽联。

戚本禹同志追悼会将于今日（4月24日）上午九点半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据悉，早在两日前上海有关方面已通知，禁止非亲属参加追悼会。

斯人已逝，理想不灭。

生当人杰，死亦鬼雄！

戚本禹同志永垂不朽！

4月21日香港《苹果日报》以整版报道戚本禹病逝的消息

2014年春节期间戚本禹在友人彭伟（左）陪同下于深圳修改回忆录，右为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敖本立（原文革期间中央财经学院造反派领袖）

2012年春天，戚本禹在友人陪同下回到四川省新都大丰乡蹲点种试验田的地方，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1959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带领戚本禹一行数人到四川亲自种粮，摸底粮食单产量和农村真实状况，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及随行其他人，因种种原因没有亲自种粮、也没有最终完成四川粮食调查，只有戚本禹一个人从春耕时节开始，拜老农为师，将耕田、播种、插秧、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全部学了一遍，历经数月，一直到最后收割、脱粒、过磅，获得粮食单产的确切数据，然后又突破重重困难，尤其是四川各级官员的阻拦，到四川多地实地调查，获得更加详实的数据，写出了《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辗转送程毛主席，从根本上揭穿了所谓“亩产万斤田”的粮食浮夸的真相。
戚本禹在此蹲点期间，反对四川省委李井泉等人推行的扱左政策，使大丰公社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事隔50多年，当他再次回到这里时，还记得他的乡亲们互相传喊：戚同志回來了！两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讲：“戚同志你落难的时候，我们就讲，不管戚同志啥时候有机会來，我们都要陪您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