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Philip Rahv)的文学批评更具有政治倾向性。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把拉夫直接列在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一章。韦勒克认为，拉夫之所以值得称赞，是因为他重视以往为人所忽视的文学的社会来源和社会含义，但他最优秀的批评是“从教条主义框架体系中解放出来之后著述立说，即使他依然标榜恪守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信条”。[15]拉夫在1932年发表的第一篇批评文章中就提出，文学是文化的神经中枢，要让文学重新发挥应有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变革就必须紧跟政治的变革，激发作家的创造才能，反映这个沸腾的时代。这就要建构一种能够把文学和宣传结合起来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这种文学理论的基础。[16]1934年，拉夫参与创办了《党派评论》，这个刊物最初的宗旨就是推动“无产阶级文学”。在《无产阶级文学:一种政治解剖》(1939)一文中，拉夫认为，现代美国文学批评几乎都会在某一时刻介入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战。文学批评家们探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种联系不是总体性的抽象的联系，而从根本上是与特殊的政治历史相联系。[17]
在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拉夫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其中的伦理视角也非常突出。托尔斯泰就是怀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怀着对人类命运的无比真诚，描写了俄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社会伦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将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并视之为救治社会痼疾和救赎人类灵魂的良方。拉夫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与约瑟夫·凯》(1940)一文中指出，伊里奇作为现代都市中一个无名的商品拜物者，已经不再拥有宗主制俄国那种简单明了的社会关系，非个人的现代力量已经颠覆了那个备受尊崇的牧歌式的世界。他所遭受的突如其来的灾祸，如同古老制度的幽灵在复仇。伊里奇的死，寓示了“剥夺者的被剥夺”。[18]在《托尔斯泰:绿嫩枝和黑树干》(1946)一文中，拉夫直接提出，托尔斯泰作为“最后一个未被异化的艺术家”，他的小说的主旨就是不容人质疑也不容人改变的生命过程本身，他“对文明的抨击本质上就是对造成异化的社会现状的抨击”。[19]
卡津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现成的文学理论，但他们都深爱文学，有着极高的鉴赏力，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伟大的现代思想。但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的仪器”教条化了，过度地追求绝对性，无意之中鄙视了过去的一切作家，或者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所处时代的阶级力量，或者认为他们没有站在当时“进步的”一面。对于这些批评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早已不是原来的为群众底主义了:早已不是混乱底唯一的均衡力量，早已不是正确地引导历史底一个世界观，早已不是一个‘科学的’行动纲领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形式的宗教”，一种“历史中的形式”。在卡津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系统地解释美国文学，它不是宗教性的法典，而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工具之一； 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重要性表现在影响大于行动，“在马克思主义之下，批评常常成为文化精神之一种”。[20]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引批评家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能够帮助人们看到文学作品如何在时间的川流中移动。
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言，蔡斯( Richard Chase)也很值得一提。在其代表作《艺术、自然和政治》(1950)一文中，蔡斯不仅在反斯大林主义、世俗主义、道德论调、机智好辩这些方面，而且在坚持促进一种大规模的文化批评事业上，都采取了纽约批评家最典型的姿态。他明确表示，文学批评家将发现他自己无法逃脱政治，因为文学涉及道德行为、情感、习俗、神话等，甚至可以说，文学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建立、瓦解和重组。[21]较之其他人，蔡斯更加强调文化批评的政治视角，把政治看成这种批评的固有特性，但他还是把政治放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其他纽约批评家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则较为轻浅。他们同威尔逊、拉夫一样，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把文学批评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看得高于一切。通过公共知识分子兼批评家的这种身份意识，他们希望在对美国履行义务的同时，保持其独立自主。也可以说，他们认为只有保持了自身的独立自主，才能履行对国家、民族的义务。卡津曾明确表示，纽约学派只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没有纯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在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价值是知性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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