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维度

《新共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坚强的堡垒进入1930年代，承继了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影响，强调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即思想和个人应该完全不受束缚。然而，威尔逊却对《新共和》的胆怯和保守日益失望，

埃德蒙·威尔逊

在他看来，1930年代旷日持久的大萧条永远粉碎了克罗利式的自由主义，即相信资本主义有能力约束自己，相信传统政治和法律促进社会改革的有效性，拒绝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因此，美国知识分子要变得有所作为，就必须抵制自由主义从思想的价值准则逐步退却，皈依一种新的共同文化，为生活带来稳定和意义，于是，威尔逊转向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一个衰亡的制度所提出的道义上的挑战支持了他自己的激进主义。但是，威尔逊对文风的关心大于对政治学说或策略的关心，鼓励作家把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威尔逊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38)一文中指出，完全从政治的意义和倾向来评判文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对当时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可笑与不当提出了批评。他主张政治、社会与文学紧密结合，反对宣传鼓动式倾向，指责左翼文学的艺术水准低下，要求保留美国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他特别提到一些左翼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指出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偏离。左翼批评是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文学批评的思想依据和动力的，威尔逊则认为对于必须赋予知识分子政治角色以及文学作品和政治行动而言，应当突出后者，这些最初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组成部分。[8]马克思主义不等于苏联革命，也不是一个教条的体系，而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9]威尔逊在《到芬兰车站》(1940)一书中，以人物为主线，追溯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所承继的18、19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脉络，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巡礼。这也是威尔逊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最系统、最有力的一次努力。威尔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以及那些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行动都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延续，建立“第一个真正的人类文化”的理想从根本上就是人文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是启蒙主义思想的产物，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遗产，把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当成自己的终极目的。[10]威尔逊主张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与美国共和理想相契合，来唤醒美国精神，推动美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为危机中的美国提供一种未来。卡津(Alfred Kazin)盛赞威尔逊的批评丰富而精确，“不追求美学的批评，也不追求社会的批评(而在近代批评中，这种非此即彼，真是最大的致命伤)”。为了揭示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化之中的意义，威尔逊混合了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使得文化能够给予文学作品以意义——“文化成了一件作品的背景”，“一切社会的，环境的以及智识的历史都被利用了来帮助这个作品的被理解”。[11]这样，威尔逊赋予文学批评的意义，就是使文学获得历史阐释，使文学批评演变为人生批评。

在1930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特里林获得了建构社会想象和自我想象的现实土壤。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延续了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托洛茨基也没有完全抛弃这一传统。特里林抵制斯大林主义对文学和文化所施加的影响，强调“文学是最充分最准确地考虑了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的人类活动。” [12]在文学品味和社会观点上，特里林确实没有其他纽约批评家那么激进，但完全分享了纽约学派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群体的理想，即独立的激进主义和审美的现代主义的融合。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疑虑，当时最突出地体现为对斯大林主义的拒绝。这也是纽约学派当时的整体立场。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主义首要的并不是一种社会组织模式或政治类型，而是一种文化征兆，一种迫使人类精神死亡的政治力量。特里林确信，这种精神的堕落和死亡在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日益明显。只有从消除斯大林主义的文化影响方面来考虑，特里林文化批评中的很多表现才具有意义，包括他的道德现实主义，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召唤，给予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高度评价，以及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别争辩。[13]

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灵活性，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是一个公式；至少对文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以不断地进行试验的方法。他试图把纽约学派所有关注社会背景的文学批评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复数的意义上谈论纽约批评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这种丰富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有助于把批评家的关注中心从文学创作本身转移到文学批评的实践。当批评以自己的方式来确认文学从社会生活中赢得的价值，进入社会生活之流，举起棍棒去抗击使其僵化的各种学院作风，批评就分享了文学一直拥有的种种创造的可能。文学批评家不仅要揭示文学家的感性和观念共同构成的价值体系，还要履行均衡形式特质和社会事实、均衡文学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功能。[14]

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菲利普斯的《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1980)一文谈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时，仍然把它作为新批评的另一极；同时，他仍然反对其忽略文学文本的艺术特质并将自身完全等同于历史阐释，反对其将文学作品的文本整体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统统简约为它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内涵。这与卡津的《扎根本土》(1942)的观点非常一致。卡津也十分忧虑美国文学批评界堕入庸俗社会学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两极的简单割裂，希望综合二者以便更有效地阐释文学作品。纽约学派整体上都抵制“静态的”观念，本能地追求灵活与开放，相信积极的变化的可能，相信流动的自由思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