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静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印度扩张主义和各国统治阶级对于毛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1986年7月，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美国军事智囊团在巴拿马秘密研究的"低烈度战争"理论及其实施，"在日后剿灭第三世界国家'游击战'和'持久人民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且在施行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该战略大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综合并用的全面战争、长期战争和消耗战争；二是'信息心理战'是战略的关键，目标旨在'控制人民的思想'；三是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切断革命运动的经济来源和战争供给；四是'情报'是重要的战略武器；五是针对革命运动领导人发动'斩首行动'，迫使革命运动陷入群龙无首和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就思想控制而言，这场"低烈度战争"并未局限于南美或南亚，毋宁说是一场遍及全球的思想改造运动，其中对于媒体和舆论的控制就是重要的一环。在这方面，王静所提及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息技术挑战"更加深了这场"低烈度战争"的严峻性："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之间的技术差距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通过各种方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所拥有的军事技术实力，在战争过程中可以和敌对阶级产生一定程度的均衡。在21世纪的今天，两大阶级间的技术鸿沟更加扩大了。信息技术的特征是投资规模巨大、集成化程度高，尤其是需要一个庞大的技术阶层支撑。例如，在'绿色狩猎行动'中，印度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印共（毛）领导层的通讯信号进行监控并采取斩首行动。在整个信息产业和整个互联网核心技术都被美国控制的背景下，连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都面临着美国的网络战争和信息战争的不对称威胁。南亚各国的毛主义政党要想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困难程度是很大的。" 换言之，席卷当代世界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并未改变压迫和剥夺的基础结构，对于无法占据技术革新前沿的边缘区域而言，霸权国家和统治阶级进行技术操控的能力反而因此更加严密了。如果说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低烈度战争"构成了毛主义运动的外部挑战，那么，能否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力量则构成了毛主义运动的内部挑战。从19世纪共产主义运动诞生开始，理论斗争、路线斗争和政治分裂就始终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革命同样如此。在20世纪，许多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也正是经过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逐渐走向成熟。革命运动的内部分裂常常是与外部条件的恶化相互呼应的，中国革命中发生的内部清洗和分裂就是如此，造成了许多难以挽回的悲剧。南亚毛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中苏论战或者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化的产物，其积极的方面是理论斗争和路线分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其消极的方面就是理论斗争和路线分歧的持久化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政治分裂。整合与分裂由此成为毛主义运动的一个伴生现象：尼共（毛）本身就是一系列政治分离的产物，它本身也不断经受分离与整合。该党是由尼共（Mashal）的几个不同派别整合而成，而尼共（Mashal）则是从尼共(Masal)分离出来的。1989年普拉昌达担任尼共（Mashal）总书记后，该党又分离出三个派别。1991年，以尼共（Mashal-CC）为核心，联合其他三个毛派政治团体，建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尼共（团结中心）。1992年，在以大罢工为主轴的城市群众运动失败后，在普拉昌达领导下，尼共（团结中心）决定转向乡村，推进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基本战略的人民战争，也因此与尼共（联合马列）形成了不同道路之间的长久的政治竞争。尼共（联合马列）成立于1991年，与成立于1995年的尼共（毛）各有渊源，两者都是各自母党一系列分化的产物。这一左翼党派之间的分歧同时伴随着尼共（团结中心）内部围绕"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道路与"人民战争"的暴力斗争而展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是和平主义的派别（即"四大"派）被清除出党。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之后，从1996年开始，人民战争终于展开。尼共（联合马列）政治局成员，穿红色内衣者为时任总书记的卡纳尔。摄于尼共（联合马列）总部。真正的政治整合必须建立在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于现实的理论分析之上，这种理论分析为成熟的战略战术提供支持。在中国革命中，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是《论持久战》、《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诞生。尼共（毛）在"十年人民战争"中有过激烈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最终形成了以普拉昌达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政党-军队-群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力量，但在走向议会政治的过程中，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伴随着政治失败的到来，政治整合不但未能有效形成，而且每一步政治变迁都伴随新的政治分裂。尼共（毛）是一个经过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政党，其成熟程度是南亚和南美其他毛主义运动很难企及的。尼共（毛）的政治挫折或多或少应该归咎于缺乏一个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领袖或领导集体。在访问尼泊尔的数月之后，我赴委内瑞拉参加会议，也因此有机会深入乡村做些调查。在旅途中，我不由得对这两个由左翼执政的国家及其政治运动进行对比：尼共（毛）拥有十年人民战争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政党，这是查韦斯所没有的。他的政党只是为了适应选举而匆忙组织的机器，其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也包括前政府中为保留其官位而加入新政党的投机家；但相对于他的政党，查韦斯却是一个有理论视野和战略战术的政治家和魅力领袖，他通过与民众的直接互动越过官僚政党的藩篱，力图在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维持其政治的激进性。
2009年10月摄于在加拉加斯举办的"寻求另类选择的世界社会论坛"，左侧是查韦斯的女儿。演讲中，查韦斯提及中国为委内瑞拉发射用于普及教育的卫星和设立石油稳定基金的积极意义。 查韦斯的政治的脆弱性源于其政党及其文化领导权的脆弱，而政党及其文化领导权的脆弱直接产生了对于魅力领袖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并非产生于领袖个人对于权力的追逐，而是源自一种维持其社会改革方案的激进性质的政治需求。在经济精英垄断石油工业和土地资源、文化精英控制大部分媒体和大学、未经彻底改造的军队中持续存在军事政变的危险、霸权国家对其国家进行操控和颠覆的条件下，查韦斯不得不通过与群众的持续不断地直接互动来动员群众、鞭策自己的政党和政府、威慑各种反对力量，其结果是其执政基础与领袖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一旦其政党失去其魅力领袖，不但其政治的激进性，而且其执政的地基，都会随之大规模衰落和动摇。与之相比，进入议会斗争时期的尼共（毛）是经过"十年人民战争"锻炼的政治组织，拥有在人民战争和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雄厚的民众基础、干部队伍、组织结构和军事力量，但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较为成熟的政党缺乏中国革命曾经拥有的外缘政治力量，也未能涌现富于远见、立场坚定、战术灵活的领袖人物和"团结紧张"的领导集体及"严肃活泼"的政治文化，进而发展出成熟的关于当代世界和尼泊尔现实的理论和战略。在议会政治的框架下，激进政党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其领导人物无力通过与民众的互动重构人民政治，也难以避免一次又一次政治分裂，从而导致政治斗争的失败。尼泊尔和委内瑞拉的历史条件不同，前者地处南亚，深受印度教影响，种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后者地处南美，深受殖民地经济及其遗产的制约，石油产业控制在买办阶级的手中，地主庄园拥有大部分土地，种植业单调地集中在咖啡生产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农业。这是两个在地缘政治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上截然不同的国家，它们在同一时期产生了形式不同又遥相呼应的激进政治运动。这两场激进政治运动的真正动力和目标其实是相似的，即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摆脱殖民的和后殖民的支配逻辑，通过群众动员、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公平的市场活动，寻求弱小国家的自主发展。这是21世纪的民主追求，即寻求通过大众民主或人民民主改变在殖民主义时代（以及此前）形成、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固化的等级制和奴役，就其针对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政治、军事压迫而言，这些运动与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反体系运动都可以视为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平等政治，却无法形成1960-1970年代边缘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心地区的激进社会运动之间的那种呼应、配合和互动。我在这里不能展开对于这两个左翼政府的政治-经济纲领的比较，只是从一种比较视野，观察成熟的政治领导权的形成条件。透过尼泊尔与委内瑞拉的不同经验，我似乎从领袖、政党、人民的三者关系中也看到了1960-1970年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某些症候。在收录于本书的单篇论文《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现实图景、理论焦点及未来挑战》的末尾，王静出乎预料地提及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要在南亚得到顺利实施，必须在战略框架设计中考虑如何使南亚底层贫困人口的直接政治和经济利益代表--即包括南亚毛主义政党在内的共产主义政党成为这一战略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美国在不同区域对中国进行遏制并试图在亚洲地区重构冷战的框架，其次是在美欧鼓动下渐成气候的有关"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舆论氛围，三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发展路径的某些重叠所唤起的历史记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是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在展开新的进程时需要参照的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但对于当代实践具有参考意义，而且对反思20世纪中国革命的成就与悲剧也具有关键的意义-对于革命的思考和批判需要一种内在于革命的视野。"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需要一种能够将不同区域的底层贫困人口及其政治运动置于思考内部的理论视野和战略，但这样一种国际战略的前提是重新调整和确定国内发展模式。中国明确地拒绝欧美殖民主义的路径，但仅此仍然是不够的。只有走一条不同于历史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才能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也只有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中国才能摆脱霸权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遏制，为突破以重构等级制为使命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宿命做出积极的贡献。[1] 此文原为王静著《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版）一书序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