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读《环球时报》的“文革三评”

　　“不翻案”的“约法三章”能不能成立呢?这“三章”是：一“历史的决议”，二“世纪的审判”，三“伤痕文学”。让我们简略地对每“章”分析一下：

　　一、“历史的决议”。这个“决议”一出台，就遭到非议，最先挑战“决议”的是《决议》起草人邓力群。他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决议》刚通过不久，他就和邓小平决裂。潜心研究文革，出了一本《讲谈录》。对文革作出了与他起草的《历史决议》截然相反的结论——“文革的理论是正确的”。

　　《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是：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力群所指的“文革理论”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有两条毛主席语录：

　　一、“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二、“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判明”：资本主义已经复辟，无主阶级专政已经瓦解，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形成了党内资主阶级。

　　邓小平说：两任总书记都搞资主阶级自由化。

　　李先念说：他赵紫阳就是一个大走资派!

　　王震说：你(毛主席)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懂了。毛主席比我们至少要早看五十年。

　　这些老革命，老领导的讲话不一一细举，民间，网络上的议论就更多、更激烈了。

　　《社评》作者，把“历史决议“作为挡箭牌，它早就挡不住了。

　　二、“世纪大审判”。对这样一场大审判，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想得到一个完整的实况录像，有关部门都以“保密”为由拒绝了。如果《社评》的作者认为这次审判，可以作为对文革定性的依据，何不公开播放，以正视听。我曾坐在电视机前，一次也没放弃过。现在还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江青的《最后陈述》。她用了一句成语开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我觉得用这个成语来概括对她的审判，是合乎实际的。

　　二十年后，参与那次大审判的大律师们合写了一本书—《特别辩护》，暴露了一些审判的内幕，使我产生了更多的疑惑。有一次有幸遇到这本书的主编，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马克昌教授。马教授是刑法学的权威，被尊之为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我向他求教：“这次审判是刑事审判还是政治审判?”马教授笑而不答，前不久，在网上读到京城大名鼎鼎的张思之大律师——他也曾参加辩护，关于那次审判他的谈话，语多调侃，嘲笑，揶揄，讥讽。

　　这次“世纪大审判“能作为文革定性的依据么?

　　三、“伤痕文学”。作为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支流派，把它的倾向拿来作为一个大的政治事件的定性依据，这本来有些滑稽。既然《社评》一再提出来，我们就不妨分析一下：

　　文革刚结束，影响最大的“伤痕文学”是一出话剧《于无声处》。这出戏真可说是红遍了中国大地。从首都到各大中城市。“无人不道看花回”。连大戏剧家曹禺先生也连声点赞：“是中国戏剧的里程碑”。老作家巴金先生把这出戏与文革的八个样板戏对比，说八个样板戏应该消灭。但《于无声处》走过了一年的里程，就“无声”了，而八个样板戏一直唱到今天。当央视的毕老爷听了《智取威虎山》，说了几句调侃的话，丢了乌纱且不说，想留在荧屏也难上难。时也，势也。

　　最高级别的“伤痕文学”是由国宝级的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一出版就遭炮轰。说这位老先生也曾设牛棚害人。《牛棚杂记》没有伤及文革，却让大师头顶上的光环黯然失色。

　　《社评》把远去的，已经支离破碎的“伤痕文学”作为阻挡反思文革潮流的一块盾牌，实际上，它只是一棵稻草。

　　对“文革”的评价，不是靠人们的意愿，更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历史的检验。对“文革”的反思，已不仅是那段过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对今天中国社会走向的思考。具体地说：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还是资产阶级的精英治国?是村民大会还是乡绅能人治理?……

　　因此，对“文革”的反思，主流派比非主流派思考得更厉害，更迫切。网传一篇由中央主管政策研究的国级高官写的一篇文章—《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文章的主题是，要建立一种政治体制，不让文革再次发生。

　　于幼军先生是一颗耀眼的政坛明星，他退下来后的主要精力是“让大家拒绝文革”。对国务院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每当一个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他都要极力呼叫：“警惕文革”。到他80寿诞时(2008年)正逢到资本主义危机发生，文革思潮兴起，他感到大事不好，在祝寿会上喟然叹曰：“我对改革的前途失望了”。临到“文革”发动50周年，“文革幽灵”悄然而至，徘徊大地，著名的国际公知大V贺卫方教授发出高论：“当前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出之于文革”，猛一听，倍感诧异，再一想，有道理：一，没有文革，哪来改革开放;二，改革开放出的一切问题都与文革有关：“走资派”呀，“资本主义复辟”呀，“两极分化”呀，“私有化”呀，“两条道路的斗争”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呀，“投降帝国主义”呀……改革开放出的一切问题，“文革”不都提出过了么!真是“该死的文革!”

　　“环球时报”的“文革三评”，不很有点贺卫方式的“文革思维”么!阻挡文革，诅咒文革能行么?抽刀断水水更流。

　　阳春三月，百鸟啁啾。这个春天，我听到了一首最动人的歌—《国际歌》，这是一首流传了一百多年的战歌，我唱过无数次，听过无数次。这次由刘欢团队演唱，引爆全场，我亦在电视前，热血沸腾，举起了拳头，引吭高歌。在改革开放初年，刘欢唱了《北京人在纽约》，发出了《千万次的问》。改革开放，中国人跨出国门，希望、喜悦、惶恐、噪动……。往下的和谐社会，追求小康，一曲《弯弯的月亮》，那弯弯的小河，弯弯的小桥，弯弯的小船，还有那童年的阿娇，一首温柔的田园诗。再往后，阿娇长大了，哪去了，在工地漂流，成年累月，没日没夜地劳作，到了年终，讨工钱啊讨工钱，一不小心，行为过激，阿娇进了班房。刘欢又唱起了《好汉歌》粗犷、侠义、无法无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2016年春天，文革50周年，文革幽灵，悄然走来。刘欢团队唱起了《国际歌》唤起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刘欢，是时代的歌手。

　　这首歌，原来的老歌词中还有一句：“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我把后面一句——“让思想冲破牢笼”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并把它作为纪念文革50周年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