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与“新民主主义”

逐鹿中原!

　　苏维埃政权，不能不经受阶级斗争残酷而惨烈的炼狱之火的洗礼。

　　资本淫威猖狂施虐，白色恐怖泰山压顶，14国资本军团铁壁合围，俄罗斯大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千万战死冤魂伴野外处处饿殍，悲吟于凄风苦雨中。

　　苏维埃政权被切割得七零八碎。然而，血的飘影里，顽强地挺起一面旗：“战时共产主义”!

　　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无不基于最原始的冲动：那是奄奄待毙为生存的劫掠。而“流寇”、“暴民”、“盗贼”、“群氓”之诅咒，也与农民起义形影相随。

　　苏维埃近乎无报酬的“余粮征集制”，实际上把这个“劫掠”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保卫人民!

　　劫掠，是对人性的践踏;然而，大批穷苦的老人、儿童、妇女甚至青壮年倒毙沟壑，难道是对人性的张扬?

　　谴责劫掠，还是谴责剥削制度?

　　“劫掠”，牵动博大的“爱”和崇高的“人性”。列宁说：为了“养活、维持所有的人，力求尽可能对所有的人实行平均供应。”(转引自吴恩远：《苏联史论》)

　　严酷的战争和饥饿，使苏维埃体制形成一个全国大军营，布尔什维克强制集中所有资源，全力保障人民生存和战争需要。“战时共产主义”之旗，在铁的撞击、火的吞噬和血的挥霍里，惨淡地飘扬。

　　普列汉诺夫为贫弱的俄罗斯母亲饱尝磨难而落泪，他“曾做过这样矛盾痛苦的反思：在像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亚洲式的国家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是否为时过早?”(林辉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普列汉诺夫》)

　　他幸而没有看到，布尔什维克甚至跨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了：从强迫性的余粮征集到高度集中制的计划经济，苏维埃工业迅速国有化，中央集权管理体系初步形成，私人企业一扫光，商品被消灭了，货币被取消了，贸易被禁止了，全国强制义务劳动。

　　1919年，俄共8大党纲确认：“要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把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变为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转引自吴恩远：《苏联史论》)

　　布哈林激情洋溢：“战时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转引自黄宗良、孔寒冰：《世界社会主义史论》)

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列宁早就说过：“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我们准备(现在立刻准备)，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时，就同它作斗争。”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工农联盟只剩下一个外壳，实际上不存在了。列宁斩钉截铁：“‘中立’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用‘强制’手段克服其反抗性;用教育手段吸引其革命性)。”(《论无产阶级专政(提纲)》，转引自李振城：《苏联兴亡的沉思》)

无产阶级专政!

　　新民主主义被社会主义革命取代。列宁和他的党满怀信心：消灭阶级，跨入共产主义。

　　1920年底，“战时共产主义”欣欣向荣，共产主义乌托邦成为共识：乘车免费，用餐免费，食品免费、日用品免费，煤、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一律免费。

　　苏维埃政权撕开“千禧年”的日历，公有制实实在在来到人间。不断革命!布尔什维克感受着欧亚人民解放的急迫鼓点，迎接着与世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

　　决战!一个震撼心灵的期待。

　　列宁说：“只要私有制存在，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论国家》)于是，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家，解放工人!

　　然而，这却是一个尴尬的解放。

　　没有食品，没有燃料，没有衣物，没有日用品，“免费”岂非侈谈!

　　战争、流血、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还有冷酷的“用军事办法来完成经济任务”(列宁)，这是自由和解放的代价吗?

　　人民承担不起这样的代价。

　　宰杀牲畜、减少种植，无余粮余畜可供收缴! 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从消极反抗到公开起义——曾经推翻沙皇专制的农民军团，向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挥起愤怒的拳头。

　　“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喀琅施塔得叛乱了!尽管它被资产阶级利用，但它实在是人民对专制的“叛乱”。它震惊了列宁，震惊了布尔什维克，震惊了全国。那是俄罗斯人民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抗议!

　　“1921年3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叛乱，所有的反对党派都参加了，政府此时甚至失去了工人阶级最后剩下来的那部分支持。”(蒙·约翰斯通：《俄国一党制的出现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吗?》)

　　列宁终于醒悟：“我们跑得太远，以致不能而且也不应保持全部阵地了。”(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列宁说：“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形式，纯社会主义分配，是超过我们的力量的，而且除非我们证明能够实行退却，并限于去做容易一些的工作，我们就将面临毁灭的危险。”(转引自孙本亮：《斯大林传》)

　　为了苏维埃的自我救赎，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宣布：“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经营方法”(《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但是退得不够。列宁坚持从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后退。于是，租让制、农业税、自由贸易……苏维埃政权“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资本主义救俄国!

　　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从国家资本主义退回小农经济。“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论粮食税》)

　　不仅如此，私人企业具有全部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行资本主义管理方式，也必然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照常进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人民就不能生活。”(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而且，“共产党员此刻在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关头，正在实际上帮助他们。我们必须证明这一点，不然农民就会把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列宁不回避：“我们在伟大的政治革命之后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并存一个时期。”(《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便条中写道：由无产阶级国家掌握政权，有私商参加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列宁确信：“国家资本主义里面并没有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已经得到保障的国家。”(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工人阶级主导!

　　——实际上，新经济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第二波冲击!

　　但是，列宁拒绝统一战线，他只是为挽救苏维埃政权“利用” 资本主义。无论租让、租借、代购代销还是合作，“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向资产阶级赎买的一种方式。”(杜康传、李景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

　　有“利用”，就有“反利用”。

　　对千百万小生产的放开，形成千百万股向资本主义的奔流之潮，一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资本主义重定乾坤指日可待。

　　被苏维埃政权打得屁滚尿流的资本家们眼睛放光，顿觉柳暗花明。“关于共产主义你们随便怎么说都行，但我断定，这一切并不是他们的策略，而是蜕化。……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不过有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子罢了。”(转引自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濒临危境的苏维埃政权起死回生。然而，“新经济政策”同时复活了在工商领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再造了农村新富农阶级。连中国赴俄记者也看出：“新资产阶级发生起来……戏院(私人的)、咖啡馆、饭馆、照相馆，市场经济越发扩张了，技师就私人企业家聘请的每月动辄百余万了。”(瞿秋白：《赤都心史》)

　　不仅如此。

　　列宁曾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主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十月革命四周年》)

　　“商”且“精明”，便是逐利之极。利用“商”难免被“商”俘获，追逐“利”难免陷于“利”。无产阶级国家向“商”与“利”倾斜，便不能不助长国家工作人员对“商”与“利”的垂涎，而“全民皆商”、“全民逐利”也就尾随其后。

　　无产阶级政权向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倾斜，社会生活便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顷刻间，资产阶级来势汹汹席卷半壁江山，与工人政权产生强烈的离心力，它挣脱着制约，在焦躁不安中迸发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劲动力。

　　“润物细无声”。资本主义笼罩了俄罗斯。

　　还有美、英、法、德、意、日等各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虎视眈眈：“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包围着我们，窥伺着机会，看见有片刻的动摇，就要把‘自己人’送回，就要扶起地主和资产阶级。”(列宁：《论粮食税》)

红色政权危机!

　　列宁惊出一身冷汗：“敌人力图使这种危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必须“停止退却”。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列宁吹响反击资产阶级的号角：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在“共产主义”和已经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之间，列宁试图架起一座桥梁。“退却已经结束，……现在要按新方式来提出我们政策的全部任务了。”(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什么“新方式”?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学会并掌握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积聚力量。

　　这一“新”，确立公有制的地位，扭转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全民财产的专横和侵蚀，恢复并保证工人政权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制约。

　　——其次，制约资本主义。列宁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应当对私营业主宣告：“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 ，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

　　这第二“新”，坚决杜绝资本主义反攻倒算。资本家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必须对共产主义精神保持敬意。

　　——最后，向广大农村撒开无产阶级专制之网。列宁强迫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合作制”不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而是无产阶级引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集体化之路。

　　这第三“新”，使“新经济政策”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咄咄逼人，昂然扬起社会主义脸面。

　　这是一座“新民主主义”的桥梁：从苏维埃政权的自我救赎，向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进军过渡。

　　这座桥梁的柱石——工农联盟。

　　列宁反省：“我们转入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火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业原则，而在于我们完全忘记了合作制。”(列宁：《论合作制》)

　　向资本家过分让步，不是主要失误;但是，忘记了合作制，忘记了工农联盟，忘记了工人国家对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引导，就等于把苏维埃最广阔的土地和最广大的群体全面开放给资本主义。这是新经济政策“过火”的失误之本。

回归工农联盟!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对我们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查我们是否真正达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升华工农联盟!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十一大)》)

　　列宁在临终前写下了《论合作制》。

　　《论合作制》是列宁毕生思想路线的结晶。它以对“合作制”的重新定义，拨正了“新经济政策”的船头;它以对农民利益与工人利益的统一，为苏维埃政权规定了一条新民主主义之路。

“工人阶级主导” !

　　列宁以生命的终极之呼，框定了苏联的历史进程：“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而是“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列宁生命的最后瞬间，已经开始从向资本主义的退却转入进攻。

　　列宁将新民主主义的诉求，汇聚成社会主义专制的强音。

　　社会主义专制——工农联盟的存在形式;而合作制，则是社会主义专制在落后国家的农村形态。

　　然而，专制不属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专制，是新民主主义的初级阶段。

　　100年来，新民主主义走过一条艰难求索路，在不同形态里丰富与发展，经历着痛苦的自我蜕皮。

　　新民主主义的成败，书写了20世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史。

　　人类，至今没有走出列宁主义时代。

　　20世纪，是帝国主义世纪，也是新民主主义为自身开辟道路的世纪。

　　21世纪，则是新民主主义在全世界胜利进军的世纪。

　　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本文节选自《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美国学术出版社2015年3月版，题目为作者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