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做一个有良心的香港学者”

中评社香港4月11日电（记者　兰忠伟）过去五年，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每年都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协提案，并提供给香港与内地的政协委员。其中，保护建筑工提案、尘肺病提案、乡村老师待遇提案都赫列其中。

对于潘毅而言，发表学术论文只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而她更在意的是如何把学术论文转化成政策建议。日前，中评社记者对潘毅教授进行了专访。她强调：不能让学术脱离社会，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学者。

在劳工问题研究上，潘毅一走就是二十年。

初见潘毅，一条简洁的牛仔裤搭配干净的白色上衣，说起话来却总是笑脸盈盈。可以说，她瘦小、羸弱的身躯与她铿锵有力的学术思想竟形成了巨大反差，很难想象《中国女工》一书竟出自她笔下。

潘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香港学者，甚至被香港学界部分人士视为“奇葩”。言语间，她时常将“社会主义”挂在嘴边。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她对社会主义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和着迷，用她的话来说：“我对社会主义有更多的要求和想象”。

二十余年间，她重视中国劳工问题，持续不断研究“富士康事件”。同时，她也关注尘肺病、劳工NGO，关心中国底层煤矿工人、建筑工人。2005年，由她执笔的《中国女工》一经问世就获得巨大反响，成为首次斩获米尔斯（C．Wright　Mills）奖的亚洲学者。

二十年前，她并未想到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学术“不归路”。

潘毅9岁时由内地移民香港。本应受到更多西式文化熏陶的她，却并未受此影响，反而让她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分化与不同。

“其实我现在的观点确实比较社会主义，我常在思考一个时代变迁所产生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而且这个代价能不能避免？”在这样一个宏观问题引导之下，潘毅的研究不断深入，也因此与社会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的港台企业将生产线往大陆转移，彼时还只是大学生的潘毅加入到了社会服务中。在当时，她跟随一批香港商家走访了珠三 角大量的工厂，令她惶惑的是，当时内地工人每月工资只有100－200元，而此时香港工人工资普遍已达到5000元。“每天工作14小时，并且没有周 末。”潘毅第一次对仅有一河之隔的两地差异感到震惊。

更让潘毅不能接受的是，由于内地工厂生产线和宿舍不分开，一旦火灾发生时，往往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后果。“当时许多港商台商对内地工人极度不信任，担心工人会偷东西，导致许多工厂逃生通道大门紧锁，窗户用铁网封住，火灾一旦发生时，便无法逃生，许多工人因此烧死”。

“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这种代价是否能避免？”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环绕于潘毅心间。

2010年，“富士康事件”持续发酵，一系列工人跳楼死亡或重伤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工人怎么了？工厂怎么了？带着一系列问题，潘毅联合两岸三地学者做出一份超过7万字的调查报告，列举了富士康“六宗罪”，为解开富士康“疑云”做出大量努力。

尽管“富士康事件”过去多年，但潘毅却未曾停止过关注和讨论。她的研究方法是，抓住中国当下重要的社会议题，经过内部的讨论后，进而形成长期的研究。“我与我的学生在做研究时，不仅是停留于学术领域，而是要去碰真问题。”潘毅要走的，是一条“非主流”的学术道路。

潘毅还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她将自己的学生“赶”到基层，“让他们去工厂，去工地，去做实地做考察研究”。她希望自己的学生毕业以后也能够服务基层，正因如此，她与学生们产生了共同的理念：“不能让学术脱离社会”。

潘毅认为，与过去相比，现在内地农民工的就业条件确实有所改善，比如劳动时间，比以前大幅减少了；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工资上也有 很大提升。不但如此，就连宿舍的条件也改善了许多。让她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六十年代走的是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业化的基础是可以在农业的基础上一 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些是社会主义留下来的一些好传统”。

“世界工厂下新工人的问题男女都有，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引进大量外资企业，企业主最喜欢用的就是女工，因为要快、要准、要听话，电子行业尤其如此。”由于女性工人灵活心细，在服装业、玩具、电子行业，女性劳动者占有70％－80％的比例。

女性工人比例增加，发生在女性工人身上的劳工问题自然增多。这是潘毅撰写《中国女工》的原由，更重要的，是她在博士期间，深入到一线工厂，与农民工“打工妹”同吃同住，看到了许多社会底层不为人知的心酸与痛苦，这成为她长期关注底层劳工问题的“原动力”。

“中国有大量的农民工群体进入服务行业，在餐馆里工作，但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并且比例逐步上升。”

在潘毅看来，有太多值的问题值得思考，劳工、制度、保障……

“中国劳工通过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不是一批廉价、没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许多国企已经训练出一批能够与世界竞争，并且制造高价值产品的劳工。可我们却不是用这些劳动力去和世界接轨，而是用农民工。”

在谈论劳工与农民工问题上，潘毅一改往日笑脸，在她心里，这些问题是沉重的。

“企业家多给工人一些钱，并不影响他们资产的积累和财富的爆发，中国经济下滑，并不是因为劳工的成本过高，主要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不好，加上生产过剩问题。”　潘毅不愿意看见工业资本的恶性竞争，“最后受害的只是劳动者，受益的却是品牌”。

潘毅并不只关注内地劳工问题，她同样也心系香港社会。

“香港早期是殖民地政府，所以一开始不可能维护香港老百姓的利益，维护的是英国资本在香港的利益。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政府由于没有太多切实政策出台，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加深，造成香港社会今日产生一些极端情况，背后的问题就是太偏向新自由主义政策。”

“香港的问题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出现了极端的贫富差距以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董建华时期提出‘八万五’政策，其实是一个很惠民的政策。到如今，连香港的大学老师都买不起房，说明香港社会存在一些很严峻的问题。”

然而，面对众多的社会议题，潘毅更想做一个有良心的学者。

过去五年，潘毅每年都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协提案，并提供给香港与内地的政协委员。其中，保护建筑工提案、尘肺病提案、乡村老师待遇提案都赫列其中。

对于潘毅而言，发表学术论文只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而她更在意的是如何把学术论文转化成政策建议。为此，潘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媒体和公众发布，进而了解问题是否得到改善，并且持续的关注，最后推动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只希望学有所用，而我长久以来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去国内大学任教，可惜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地方”。潘毅说。

潘毅：目前香港的就业率与全球其他地方来比较还是属于比较好的，失业率并不算太严峻。香港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问题，香港在去工业化之后，把劳 动力转移到了零售业、房地产、旅游业、服务业上。在全球市场上看，香港的优势不可能是再工业，而是在一些特殊行业上。比如，食品、药品、卫生行业等，因为 大家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等于补充了国内市场的一些空缺。而服装行业、电子行业应该没有空间了，所以重振工业化难度很大。

香港现在碰到最主要的危机还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对于政府管制的信心和民主选举问题。在香港，工作还是比较容易能找到，虽然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香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住房问题，政府要加大公共住房的供应，加大居屋政策出台。而这一切，现届的政府都没有处理好，最后民生问题转移为 中港矛盾，成为政治危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