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和组织权

三、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教训

金融资本的胜利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权的严重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抵御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为全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 际组织写下《共产党宣言》，告诉无产阶级：“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宣言开篇提醒欧洲无产阶级，为了对付工人阶级，“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 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资本没有“祖国”，所以“工人没有祖国”。为了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 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可见，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形式是由它的对立面资本家阶级的组织形式决定的。既然资本是国际性的，那么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能不是国际性的。列宁理解这一点，第二国际变质后，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建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或初级形式--高潮及社会主义阵营的 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与资本主义同盟国建立统一战线以赢得反法西战争的胜利，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 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共产国际的解散与斯大林对战后形势的判断及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承诺的义务的看法变化有关。

1943年12月1日，在美英苏三国首脑第四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芬兰应当用实物补偿它因与德国结盟在战争中给苏联造成的损失的要求，在回答丘吉尔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 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在谈判中向斯大林提出自己 的担忧说，他还记得在1919~1920年间全世界都在世界革命面前吓得发抖，斯大林知道丘吉尔在试探他对接近夺取全国胜利的希腊共产党的态度，便明确告诉他：“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 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1944年夏天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解放了2/3的希腊领土。10月12日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第一集团军解放了雅典，10月底解放了萨洛尼卡 ，希腊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在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手中了。此时红军进驻南斯拉夫，离希腊边境只有咫尺之遥。诱惑是巨大的。但是据丘吉尔事后回忆，“斯大林并没有失信” 。

1947年12月24日，希腊共产党已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在此紧急关头，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于1948年2月10日 拜见斯大林并请求苏联支持，斯大林的回答反映了他对苏联地缘战略能力极限以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有新的理解。在回答保加利亚工人党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 科斯托夫·特拉乔伊提出“希腊的游击运动的失败将会给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的问题时，斯大林说：

自然，对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 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你们害怕提出尖锐问题。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 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 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我们不能在敌人想战斗的时候去战斗，而是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战斗时再去战斗。

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让希腊共产党自生自灭！这时的斯大林已不再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绝对命令”遑论“道义责任”，而是一个“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

不仅如此，当时苏联也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在西方人面前撇清与“共产主义”、尤其是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关系并由此获得西方的支持。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 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227万，根据地人口达到8000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 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 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关于中国问题，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记录道：

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 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 ，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 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 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

他重申，苏联对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以1924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为基础的。

在斯大林看来，在中共党内，只有像王明这样的忠实于莫斯科路线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那里，似乎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当有自己的“祖国”的，从他对法共、 希共、南共的态度看，似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只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安危才是他们“祖国”的安危。

1944年8月18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与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赫尔利来华之前，先与美国战争物资生产局长纳尔逊于8月31日抵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讨 论“中国情况”。莫洛托夫尽力撇开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据纳尔逊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

虽然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认为对于近年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应负责任，他却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莫洛托夫说到中国某些地区 人民很贫困的情况，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 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全部情况的解决，是使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完成当前的种种工作，并使中国的生活 更趋于正常。莫洛托夫总结说，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军事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莫洛托夫也阐明下列一点，即 在蒋介石改变政策，设法增进中苏关系前，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

莫洛托夫实际是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与中共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 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

苏联曾要求各国共产党为保卫苏联作出最大的牺牲，这一绝对要求极大的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独立自主的发展；同时苏联又不能为为保卫苏联做出最大牺牲的各国共产主义运 动提供坚实的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初期，斯大林甚至还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这又难免造成其他国家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冲突。通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 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各国共产主义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大大弱化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强有力的合作，二战后苏联滋生的大国沙文主义还造成共产主义运动的 最终分裂。从长远看，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面作用只是权宜性的，它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面前，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 义政党被一一击破，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金融资本击败工业资本，形成主控世界经济的绝对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此后，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国际组织在庞大的资 金支持下日益强大，它们攻城略地，不仅夺得组织优势，而且还夺得话语优势；与此相反，失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权从而话语权的世界工人阶级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日益消解，最 终导致世界社会主义中心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瓦解。在这样的时刻，陷入低谷的各国共产党人才会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 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工业资产阶级完成击倒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后，它便被金融资本所打倒。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成 为金融资本的附庸，在金融资本面前已无还手之力。

（本图为占领华尔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