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筑工人的诗歌重探社会

有谁愿意暴力讨薪？

在我们去过的一百多个工地中，北京大学的工地住宿环境排名末尾。就在不久前还发生了多起欠薪和暴力欠薪事件。但是，北京大学的建筑工人太过老实，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土豪，年年工程不断，工人们为了求稳定的工作，即使被欠薪也很少反抗。

某著名高校在暑假迅速完成了一栋教学楼的拆建工程。工程完工后，项目部携款迅速撤离，导致工人拿不到工钱。当我们介入时，这位被欠薪的瘦小工友已经在密集的高级知识分子人群中孤独地举着牌子站了一天，无人问津。

但其他工地就不同。暴力欠薪逼得走投无路的建筑农民工不得不暴力讨薪，一位在北京六里桥某工地的湖南籍工友写道：

任凭风吹火烤，竭尽全力养家小，白发双亲可好，背井离乡数月，囊中不见分毫，并非不孝，工钱确实要不到，呼天不应求地也徒劳，钟馗挂一梦，磨双刀，血染六里桥。

这是一个工友参与暴力讨薪之后写的一首词。之所以出现暴力，是因为工人缺乏结社权利，工人结社组织权力受到打压。一位甘肃工友所写的《代表》就表达了工人对缺乏结社权利以及对“伪代表”的愤怒：

你会开会，我会下苦。

你会开会，我会打工。

你代表我开会，我代表你下苦。

你代表我吃菜，我代表你喝菜水。

你代表我吃肉，我代表你啃骨头。

你代表我喝血，我代表你献血。

你代表我吃糖果，代表不了我吃苦。

你代表我开会，代表不了我下苦。

你代表我按需分配，代表不了我汗流浃背。

你代表我在天上人间，代表不了我睁着眼睛摸石头过河。

你代表我在人间天堂，代表着我在人间地狱。

你在滥竽充数的岗位上滥竽充数，我在出力挣钱的岗位上出力挣钱。

我代表你称职，代表辛苦了。

年底从外地赶过来讨工资的工人，工棚早已被拆除，工人没有地方住，在寒冷的冬夜里只有在已建好的小区外烤火，辛苦大半年的工资没有着落，大家绝望而愤怒。在工地打工至少需要具备两门手艺：干活儿的手艺和干活儿之后讨薪的手艺。

当然，建筑工人还有天然的乐观精神和力量的彰显。云南工友喻大鹏一首《上海滩》写道：

一层沙浆一层砖，哥们盖楼上了天。

望着彩云擦把汗，对着太阳抽支烟。

人言都说打工苦，我把苦来当磨炼。

怒发可冲凌云志，双手擎起上海滩。

还有湖北一位师傅所写的《民工怨》：

上班欢过下槽的马，下班难比卸套的牛，一天到晚13个点，浑身上下热汗流，不如马，不如牛，来世遭恨千秋。

以及他们的抗争：

我是一棵葱，被剥许多层，原本白胖的身躯，却露出了清瘦的原形。世间谁这么可憎，下手这样的绝情，等你再吃我时，以气刺进尔的鼻孔。

这几年来，我们出了四本《大工地诗歌集》，收录了工人数百首诗歌。

我们所说的“劳动文化”，就是以文艺来揭露现实、传播真理、倡导行动。同时，建筑工人的诗歌借鉴了鲁迅文学的三个特点：说实话，人民立场，还有文学的通俗化。基本上我们建筑工人所写的诗歌建筑工人能看懂，不会像有些打工诗人所写的诗歌，他的工友基本上是不看或者看不懂的，只能写给我们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来看。而且重要的是，从建筑工人的作品中，我们重新发现了社会主义。超过一半的建筑工人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很容易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文章，包括他们的一些书写，从现实的苦难和抗争中共同发现社会主义传统和对于现在的现实意义，还有就是共同构建一个“劳动与劳动者主体的社会主义路径”。

建造建造者的尊严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模式：

透过工地探访和工人口述历史，重塑工人的对自己劳动价值和尊严的认同；

通过工地读书会、兴趣小组突破地域、班组障碍，拓展工人社交网络；

透过报纸和工地书屋，教育工人，普及劳工法律政策；

透过个案辅导进行意识觉醒和能力培养；

通过工人骨干培训培养工人先锋，建立工人联合网络；

推动成立建筑业移民工工会，形成工人集体谈判力量；

链接资源，形成联合力量，进行政策倡导和宣传。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介绍一下《大工地》报的由来。2009年，为向建筑工人宣传和讲解相关法律政策，我所在的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创办了非正式出版的《大工地》报，为便于和工友互动，我们在这份四开的小报上开辟了一个只有豆腐块大小的“工友心声”专栏，没想到，这一栏目的设置引发了建筑工友极大的投稿热情，七年时间里我们收到了建筑工人投给我们的近千首诗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难眠的深夜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给我们，其中仅四川籍工友向宗伦、张峰，山东籍工友王云鹏投给我们的诗歌作品人均都超过了一百首，但限于报纸篇幅原因，无法一一登载。为了扩展建筑工友向公众的表达空间，我们开始酝酿举办一期大工地诗歌节活动，第一届大工地诗歌节选在2012年5月1日劳动节，此后，每年都会举办。

李大君在工地向工人介绍《大工地》报

福柯讲，话语即权力。诗歌作为最古老的一种民意表达方式，向来为各个历史阶段的劳动人民所采用。

作为大工地诗歌节和《大工地诗歌集》的主持者，这些活动于我而言，是一种尝试，一种向外界传达另一种独特的诗歌文本的尝试，虽然它的传播范围是如此之小，但有建筑工友的在场、认可与传诵已经足够。在这些文本中，我们看到建造了无数高楼大厦、楼堂馆所的工人们，试图建造另一种更具永恒价值的东西——平等与尊严。

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每位工人师傅的辛勤耕耘，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岗位上的孤立的建筑工人，当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放置于工友、公众的面前的时候，就标志着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从被动、沉默中醒来，走向主动、发声的跨越性变化。他们的声音不仅粉碎了社会上形成已久的“建筑业农民工没文化”的刻板印象，更像春风一样扫过工人阶级沉闷的大地，带来新的希望，让漫无头绪闷头苦干的人们听到一个久违的春雷。它让我们看到：

建造建造者的尊严，不是令行禁止那样简单，更不限于令行禁止。

与建造者建造尊严，不是恩悯怜惜那般简单，更不限于恩悯怜惜。

建造者建造的尊严，不是太阳那般预定升起，但会形成于自身中。

总有一天，一切颠倒了的常理，必被颠倒回来。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游胜冠的对谈

我也是待改造的。在学院里面，我们很少做这样的实践工作，对大陆这边所谈的一些问题，当然也都很有感受。可是事实上谈的大部分都是文本，很少有机会进入到社会的底层去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要向实际去做这些工作的，像李大君这样的实践者，来表达我自己的敬意。1960年代，台灣也曾出現一大批由中南部往台北、高雄的移工，後來就在那边住下来了，像新北市的形成，或者同時期移民到高雄，進入加工出口区的女性勞工，这個社會變遷過程也存在了很多很多类似中国移民工的问题，当然到现在问题还是存在着。我在看大君论文的时候一直会想问的问题就是，文中有一段，对农工有一个批评，大概就是《大工地》改版对于学生影响的前两段，就是农民工中也存在很严重的奴才思想，或者搞不懂到底谁养活谁，该段落指出，这样的情况多见于年轻的建筑工人群体中，他们受主流意识形态奴化比较深，容易将社会的问题归结于个人的不努力，等等。

在台湾70年代的工人文学中也描述了很多这种现象，这就会引导出一个问题，即怎么去让他们产生变化，激发自己作为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我研究的日据时期的小说里面，比如说领导农民组合的左翼知识分子所写的反映佃租关系的小说，知识分子也很容易把农民写成就是接受不公平的待遇，带有強烈的奴才思想，不知要反抗地主的压迫，这些对农民的再现，意在表达好像只有左翼知识菁英，才有能动性，有能力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这是阶级运动，或是后殖民/解殖民运动里面都会碰到的，无产阶级、受殖者有否能动性的问题。刚刚大君谈了很多他们个人对自己处境的描述，我想这应该不是大君的问题。我想讨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在这里面协调出一个——也许还是“启蒙”——的方式，使我们对农民工這个问題的再現能够摆脱掉精英主义的色彩。已经“启蒙”了的，怎么跟“未启蒙者”之间进行一种沟通，这种启蒙应该要怎么去做，才能不流于所谓的“精英主义”的窠臼，這是我看过大君的论文候，觉得我们可以共同去思考的問題。

第二个问题，论文中一直在谈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关系。如果从中国大陆这边的变化，现在应该还在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如果还在谈的话，这里面所用的“社会主义”概念，基本上我认为大君是把他拉回到早期1910年代以后深刻影响中国，真正去关注农民工人的命运、真正去实践改变他们命运的社会主义。可是我们也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一个大狂飙的时代，那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随着革命的成功，当然也定于一尊，那个時代所谓的社会主义是不是还适用于当下这个历史条件？这里要将把“社会主义思想”带到农民工的思考里面，指的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定于一尊之后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革命之初，富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文中说老一辈的农民工比较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新一代的比较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這个主流意识形态不也打着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旗号吗？这几个层次的“社会主义思想”到底有什么差别？或者本文应该把《大工地》，或者是“行在人间”的“社会主义”立场到底是什么讲清楚，在上述这种历史纠葛当中理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位置。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比较明白我们未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走向到底是什么，会不会走回老的路子上去？虽然那个老的路子曾经是很正义很光明的，但它也走到了一个“国家主义”的境地上去了。这个问题要好好理清楚，未来继续行在人间，才会走得比较有方向感。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这里面谈到了《大工地》的编辑方向，从一开始的维权转向了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过工人运动，但也长期观察过台湾工运的历史转变，这个问題也牵扯到前面工人是不是有所谓奴才思想的问题。我就回到刚刚讲的台湾70年代的工人处境，当时的工人小说所描写的工人意识，大概也就是老板给一口饭都是恩赐，所以要他去反抗是不义的。但到了80、90年代之后，台湾劳工阶級的个人权益/权力的意识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与强烈。这当然是这个历史过程经过很多血淋淋的抗争运动的教育所发展出來的，比如说“五二零”农民运动、关厂工人卧轨行动，就是不断地有类似的抗争事件对劳工阶級进行着思想教育，今天他们的权力意识才会越來越高涨。所以在“维权”跟“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之间，一个是直接冲撞法律、体制，让他们直接面对社会体制中自己被压迫的处境；一个是通过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他们所面对的生产模式，或者是劳动者跟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关系，从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这两者之间各有利弊，但如果所谓的奴才思想，是因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力沒受到威胁所产生的話，那么让农民工正面去迎对這种威胁，可能也是培养农民工权利意识不可或缺的压力。所以维权与教育之间应该是要有一个比较互相助长的张力关系，这个张力关系应该怎么保持好，我並不知道，但总不能够总是在启蒙、在教育，而现实上他感受不到教育所指出的生存威胁。

我基本上从这三点上来回应大君他的论文和PPT的报告。PPT的报告我没有意见。我很高兴看到工人所做的诗，在台湾就缺这个东西。从70年代过来，很少看到工人自己写诗，多是一些作家在为之代言。刚刚素香谈到台湾移工的问题，最近台湾也有《四方报》，还有“移工文学奖”的提出，这些变化都会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她的评论者也提到“主体的形成”到底要怎么去做的问題，这个重大问題是这两份报告促使我们会后应该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学院里面做研究的，常常会有种歉疚感，好像帮忙说什么，就在帮人家代言，再现他们一样，这的确是学院內的我自己要面对、思考的问题，谢谢。

李大君的回应

刚才游老师给我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所谓站在精英的角度上看待农民工所谓的奴隶/奴才的思想。还有就是我们机构，或者《大工地》报，在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立场上，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一种位置。第三块是如何处理“维权”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首先从第一点来讲，大家刚才看到我在批判农民工奴才思想时我讲了一个案例，讲了中国最保守的高校之一——北大的工地。北大工地很奇怪，我对北大工地的工人追踪调研开始于1998年——1998年我还没来北京。但我后来陆陆续续找到了里面一些工人，包括那家公司，一直追踪到现在。北大的工程从1998年到2008年的工程质量是最好的。之后它的工程质量就一直很差，为什么，因为1998年到2008年是一批固定的建筑工人在为他干工程，之后的话就存在了各种所谓的分包、转包等不正规用工，所以建成的房子质量很差。前一段，网上有一段戏虐北大建筑质量糟糕的视频《一指禅》，学生用手指一插就插到墙里面，这种建筑就是2008年之后的。2008年，随着北大换了新领导，这家工程做得不错的公司就再也没有从北大拿到工程。我后来对这个班组跟进了近十年——也是我河北保定的老乡——我从他们的公司中发现，这个公司的工人很稳定，稳定之后对于老板来说，他就不用再把工程层层下包，他的利润会增加。另一方面，工人工作稳定之后，公司才舍得花钱可以给工人做技术培训。后来我们介入进去之后开始做一些工人教育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工地在夏天是有空调，工人是有高温津贴的。但是在北京其他工地是没有的。工人通过斗争，他能够享受到他应得的利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一定是需要有维权行动，他才能够去认清工人的阶级属性与资本的性质，然后才会有更多的斗争。我们曾经参与过多起建筑工人维权事宜，通过讨要欠薪，追讨劳动合同，通过这样的集体行动，他们的意识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之所以说北大工地工人相对意识不足，确实是因为北大现在的工人也很稳定，但是工资很低。恰恰是有些工人为了图所谓的工作稳定，他对老板是非常顺服的。这样一种用工制度会影响他的思想的形成。但是只要是流动性稍微大的一些工地，工人的思想其实更新速度比较快。当然于我而言，我不可避免地也落入到这样一个精英思维之中。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要尽量跟他们站在一起，然后如果能够有一天扎根更好。我也会去工厂打工，也会带学生志愿者实习，我带他们实践一定要去工厂的。因为我觉得只要到了生产领域，你才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行为，甚至你有可能在对话和共同行动中相互成长。这是第一点的回应。

第二点，社会上有很多的思潮，那么具体的话，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在工地上给工友讲“大众政治经济学”。我们从整个资本运作和阶级的角度上，来分析我们的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发展形势。我们去给工人们谈，在一些工人院校或者辅导的时候我们也在谈，基本上是两点：以资本运动和阶级的视角，来分析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未来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第三块涉及到维权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定会积极参与工人维权，但是同时也会在政策上做一些倡导，以积极对话，做一个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包括我们2013年的一份报告就从中央政策上撬动建筑业的工伤维权体制。中国的法律制度有些悖论，有时国家层面的政策很好，比如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可能算是全世界比较严格的法律，其中规定用人单位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需要给付双倍工资。但是如果我们把国家政策作为第一制度的话，它在实施上会遭遇到地方的第二制度，地方政府会有选择地使用或者规避这些东西。我觉得工人只有在维权的过程中主张这样的一些权利，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些利益，并且也才可能会推动一些结构性问题的变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我们不会谈太远的共产主义，但是至少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如何去谈工人的合作与有效抗争。我们一批意识比较强的建筑工友，在进到工地之后，他们的行为会成为别的班组行动的榜样。他们形成“工人合作社”或者“工人合作小组”，他们管自己叫“共产打工队”。这样一个形式，通过学习和劳动方式的变革，至少在小范围内，他们自己可以得到利益，也可以作为榜样，对其他工人产生影响。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更加深刻的方式，去认识资本与阶级的关系，然后能够朝向工人真正能够主导的话语权，工人的劳动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可以占到思想的主流。同时通过他们的集体力量，形成自发的集体谈判的能力和地位。这就是“行在人间”想推的东西。

（尹姝红整理，李娜校。经作者李大君、游胜冠校订并授权破土发表。责任编辑：九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