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董学文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1期
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绕开”列宁
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列宁的文艺思想遭到了解构性的扭曲。在某些人的眼中，列宁文艺思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成了“文艺政治学”或“文艺党性学”的代名词。尤其是在那些为文化自由主义吹嘘和辩护的学者那里，列宁的文艺思想几乎成了令他们“恼怒”和“恐惧”的东西，20世纪无产阶级文艺实践偏颇与过失的原因，都加到了列宁的头上。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有必要还原列宁文艺思想的本来面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列宁文艺思想在当今世界又重新产生明显影响的呼应性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有责任把列宁的文艺思想融入当代问题意识的探讨之中。
列宁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1]这同样是适用于文艺理论研究。那么，列宁文艺思想与马克思的文艺思想是什么关系呢？这里似可借用齐泽克的一句话，即“绕开列宁也就没有可以直接接近的‘本真马克思’。”[2]齐泽克的重新回到列宁的思路，虽说是拉康和克尔凯郭尔式的，他“想找回的这个列宁是形成中的列宁”[3]，但这句表示敬意的话却道出了某种真理，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理论传承的血统，看到了正视列宁思想成就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遗产——包括文艺理论遗产——的无须怀疑的可能性。
为何说“绕开列宁”就难以直接接近“本真马克思”？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只有列宁才是站在马克思学说与现实世界当务之需中间真正起到沟通管道作用的巨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天才的实践家和历史行动者，他的见解带有理论启迪和实践指导的双重价值。
马克思逝世十二年后的1895年，面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泛起，拉法格曾告诫到访的25岁的列宁：“不可能有俄国人懂得马克思，因为当时的西欧已经没有人真正了解马克思了”[4]。在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期走进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是带着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带着俄国革命的现实召唤，迅猛而出色地完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锤炼进程的。列宁极其忠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同自己各种政治敌手的激烈论战中，无畏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西方有学者不无挑剔地分析道：“列宁最经常加给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最尖刻的罪名——他一生都充满了这种争论——就是他们‘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因为只要对原文作字面上的正确解释，这种‘篡改’即暴露无疑。”[5]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歪曲、篡改和修正，这是列宁毫不含糊、绝不妥协、无比集中的理论任务。这就为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布哈林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所贡献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实践的代数学；列宁的贡献既有这种代数学，也有破坏性方面和建设性方面的新现象的代数学，还有它们的算术，即从更具体、更具有实践性的观点来解代数学的公式。”[6]这个比喻，揭示了列宁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师承关系，揭示了列宁理论的特色以及他如何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征。
列宁
二
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几个基本方面
高尔基评论列宁说：“他说话总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急着要传达给你某种真理，好像他不是为自己的意志在讲话，他讲话是出于历史的意志。”[7]这个说话风格表明，列宁的思想是极其联系实际的，他的理论是历史浪潮中涌出的声音。如果按照罗蒂的诠释来讲，那么，列宁不是作为文人的英雄，而是哲学和剑结盟式的英雄。[8]读一读列宁的著作，考察一下俄苏历史，谁就会得出这种鲜明而强烈的印象。我们对于列宁的文艺思想，也应当如此看待。
毫无疑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到了新阶段。学界普遍认为：“列宁的哲学思想总结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其中包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把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9]这一论断，给我们认识列宁文艺和美学思想带来巨大启示。“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东”剧变，中国也正在发生重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背景下，引起一些人对列宁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科学性的怀疑，引起一些人向它挑战、驳难和攻击，有人执意要把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除出去，这在国内外的一些理论阐述里并不鲜见。我们今天探讨和阐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实际带有迎接挑战和回答攻击的味道。认识和理解列宁文艺思想的价值，认识和理解列宁文艺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这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概括地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把辩证法和唯物论彻底地运用到文艺理论上来，解决了文艺认识论、文艺反映论、文艺本体论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其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从而为无产阶级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功能和要求指明了方向；其三，是以评论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等作家与作品为代表，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批评艺术达到了新的水准；其四，是高度重视民族文化问题，首次提出“两种民族文化”学说，为文艺的民族性和阶级的分析提供了指南；其五，是对高尔基、阿尔曼德等一些作家的交往和关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家的态度，体现了科学的文艺政策和艺术精神；其六，是初步探索和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比如开展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论述文化遗产如何批判继承，揭示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可能的特点，谈论对新出现的现代派艺术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是推进性的论述，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贡献了大量的新东西。
这里的六个方面未必概括得全面，但可以大致看出列宁文艺思想的轮廓。至少，列宁是个哲学家，他的许多著作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其位置是公认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列宁对唯物论、反映论、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直接关系着他对诸多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问题的阐释。特别是列宁对主客体关系及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对马赫主义和“经验一元论”的批判，几乎谈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充满了辩证法的影子。譬如，列宁评论赫尔岑说：“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10]这样的分析，不是让人进一步体会到了辩证法的威力吗？列宁对哲学认识论—反映论的阐发，直接给文艺学奠定了理论基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直接成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渊薮。这从多年文艺理论教材的体系和观念就能够看得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哲学思想同他的文艺思想是互为表里的。
三
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是一个创造性思想
列宁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是理论上的一大创造性。关于这个问题，这些年不仅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被曲解之处最多。有论者根据“党性原则”这个提法，把列宁文艺思想说成是“政党文艺学”，这是不妥当也不能成立的。众所周知，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我认为,正确的译法还应是《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俄语中литература,包含文献、著作、文学、出版物、书刊、读物等多种含义，文学是泛称。但是,在该文中，译成“文学”，更符合语境和本来文义，译成“出版物”，翻译界许多学者是不赞同的。）这篇文章，是1905年——距离十月革命还有12年——在俄国“革命还没有完成”，思想极其混乱，党面临“工作的新条件”情况下写的。当时，俄国出现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罢工此起彼伏，党内路线斗争十分尖锐，沙皇政府被迫宣布允许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答应扩大选举权等，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出版革命报纸。这时列宁于1905年11月8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直接主持布尔什维克中央工作。他认为要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必须改进，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回国后，列宁马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其中的一篇，刊于11月13日，距他回国才五天。
正是针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和形势，列宁在该文中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阐明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党的宣传工作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系统地论述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服务的思想，同时精辟地阐释了文艺创作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这篇文章，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俄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创性，因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文献。
文艺的党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有思想萌芽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就不赞成“诗人要站在比党的壁垒更高的瞭望台上观察世界”[11]。反对“诗人的尖塔，高出党派的楼阁”这种所谓“纯艺术”思想。当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持这种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他；当他抛弃这种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则他引为创办《新莱茵报》的战友和同伴，并热情赞扬他那些自觉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而写的一些充满战斗激情的诗作。后来，弗莱里格拉特还是背离了党的正确立场，宣称“党也是一种樊笼”，自己“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马克思这时以其素有的直率，写信给予了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其他阶级中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2]这些思想可谓文艺“党性原则”的胚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并把文艺党性原则的观念发展成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学说。这无疑是列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此之前是没有公开出版的机会的，是处在半地下状态的，常常需要在别人家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或是同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著作家联合。迫于沙俄的专制统治，写作也不得不采用“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来谈论问题。而在新的形势下，这一切都没必要了。诚如列宁所说，党通过同代办秘密接头和会见时“窃窃私语”的办法进行思想领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非法报刊已经变成合法的公开报刊，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又在大肆攻击人民革命带来了文化毁灭，鼓吹已处于颓势的资产阶级文艺对抗正在崛起和成长的无产阶级文艺。企图控制文艺运动的司徒卢威等人，大肆鼓吹“非党性”和“非党的革命性”等虚伪口号。一时间，人们把眼前的起码的目标理想化，把普通的民主主义当成了社会主义。再者，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刊物内部也出现分化，急需改造。有些人开始利用党的招牌鼓吹反党观点，有些人鼓吹无条件的“创作自由”，鼓吹“非党的革命性”，“无党性”成为时髦口号。以上这股思潮，对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危害甚大。这个时候，列宁要求党的宣传和文艺事业要有“党性原则”，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在理解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时，这个时代背景是不能忽视的。
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其实就是要求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和纯洁性，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反对和防止意识形态上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唯心论和抽象人道主义，就是要把文艺事业纳入党的整个工作机器中来，不要为少数富人服务，而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服务。坚持这种原则，有什么错呢？这不正是列宁根据发展了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的新的贡献吗？把文学的“党性原则”简单地定义为“政党文艺学”，认为是要用党的力量来“干预”创作和“统领”作家，这至少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曲解。
列宁关于党性原则的思想，早在其理论活动的初期就有所表达。他在批判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3]，并指出无产阶级党性是真正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品格。
争议最多的就是列宁的这句话：“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新译文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有人把它做了完全庸俗的理解，认为文学是艺术，怎么能成为“党的”呢？我们不禁要问：那么，把“文学”译成“出版物”就可以是“党的”了吗？“出版物”包括不包括“文学”出版物？包括不包括自然科学出版物？显然，从翻译的角度质疑文学的党性原则是没有道理的。请看“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说的是“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的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新文译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14]这种与资产阶级那一套“相反”的原则,理论上有什么理亏之处？提倡这样的“党的文学的原则”，不正是列宁既遵循马克思又超越马克思的地方吗？
“党的文学原则”是包括多方面内容的，列宁是有着深入辨证的论述的。列宁明明白白地说：
“
这个党的文学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现在译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现在译为“超人的写作者滚开！”）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5]
这一论述，就是列宁文学党性原则思想的集中表达。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说，这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吗？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不都是一直这样去做的吗？
列宁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思想会遭到某些知识精英和艺术家的反对。例如，当时《新生活报》的名义编辑、诗人明斯基见到该报刊登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就写了《给列宁的公开信》，反对文学的党性原则，反对将文学事业作为社会民主党工作一部分的提法。所以，列宁有先见之明地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诚挚地写到：
“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文学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会对这种比方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16]
我们不要给责备列宁文艺思想的一些论者扣帽子。但是，平心静气地对照列宁的话，我们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叫大嚷”、不依不饶、肆意曲解，是不是很像列宁当年的判断呢？那些把思想斗争、批评、创作的自由绝对化的论者，那些反对把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纳入党的事业的一部分[17]的论者，是不是犯的也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毛病呢？
列宁在讲完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就说：
“
无可争议，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议，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18]
接下来，列宁具体地说到了方方面面的要求，涉及报纸、作家、出版社、书店、图书馆等。按列宁的话说：“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19]
列宁在尖锐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绝对自由”、“创作自由”言论的伪善之后，庄严地宣布，只有以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武装起来的作家，才是真正自由的作家，因为他们不再依赖钱袋、依赖收买、依赖豢养。只有遵循着党性原则创作的文学，才是真正自由的文学——
“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20]
这段著名的话，可以说开天辟地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工人阶级政党、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与方向。
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面对新的考验，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当前最紧要的是把4个带根本性东西立起来”，第一个是“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第二个就是“要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21]。这种对“党性原则”重要性的强调，对我们理解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同样具有引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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